關于三農問題的調查報告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關于三農問題的調查報告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關于三農問題的調查報告范文

總所周知，在21世紀里，農業(yè)，農村，農民三農問題同樣存在，并將在中華名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新的歷史征程中處于極其重要的位置，發(fā)揮不可或缺的基礎和保障作用。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功與否取決于農業(yè)、農村、農村問題的解決與否，解決“三農”問題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工作任務。黨的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中央新的領導集體對“三農”問題。只有解決好“三農”問題，才能使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繼續(xù)深化下去，才能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對于這個問題，我走訪了家鄉(xiāng)的一些村落，同一些村民、村干進行了交談，真真實實的了解到了，三農問題不僅是國家當前的一大核心問題，而且也對我縣有著很大的影響，對每一個農民有著密切的聯系。我縣是一個農業(yè)大縣，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開資均來自農業(yè)上的收入，而我們卻在農業(yè)生產上有著極多的缺陷，從而導致了農民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改善，并且還引發(fā)了一系列的共存問題。以下，我就我家鄉(xiāng)的一些實際問題，來談談我對三農問題的認識。

首先，三農問題是三個共存性的問題，它們互相牽連，互相制約；其次，三農問題會引發(fā)其它的問題，這就更加阻礙了國民經濟的發(fā)展；再者，三農問題是一個普遍性的，歷史性的問題，對于解決三農問題，就有著歷史的艱巨性。

三農問題是有著很大的關聯的，它們是并存的。農業(yè)得不到發(fā)展，就使農民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升，農民的生活水平總是處于低迷狀態(tài)，那么農村也無法得到發(fā)展。這樣一來，城鄉(xiāng)之間的經濟發(fā)展、文化水平的差距就會進一步拉大。農村的種植方式，民房，都還處于十分低下的狀態(tài)，基礎設施非常缺乏，受天氣的影響極大，尤其是今年，我目睹了家鄉(xiāng)水稻無法正常收割的情況，令人堪憂。三農問題，就是一個如同惡性循環(huán)一樣的并存問題，所以必須要有所改善才能改變農民生活水平低下的狀態(tài)。家鄉(xiāng)的三農問題尤為顯著，家鄉(xiāng)的生產發(fā)展都是靠農業(yè)農業(yè)，所以有的地方栽種花生，有的種西瓜，有的種柑橘，雖然說已經有了一定的規(guī)模性，但是卻是采用的小戶自家種植，，這樣的種植方式是有著很大的局限性的。首先，小戶種植，沒有采用現代化的科技種植方法，產量就會得不到提升，其次，小戶種植太過隨意，對于作物的出售渠道就會有所限制。這樣，農民的所收獲的產物就沒有得到很好的收入，農民的經濟水平也就得不到很好的改善，農村的道路就依舊還是不通暢?；A設施差，農產品無法得到及時的運輸，影響了農民的收入，這樣周而復始的循環(huán)，三農問題就依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

三農問題的存在，會引發(fā)一系列的并存問題。第一，農業(yè)一直得不到發(fā)展，家鄉(xiāng)年輕一代的群眾就選擇了外出謀生。很多人都覺得在家務農不如出去闖蕩，我小時候的朋友，有好幾個都是留守兒童，這樣一來，在農業(yè)生產上就只能靠所謂的老弱殘兵了，農業(yè)發(fā)展的前景就更加堪憂了。并且，留守兒童的問題也就跟著同時產生了。據調查顯示，家鄉(xiāng)的留守兒童占了兒童的57%。兒童是國家的希望，但是卻沒有得到父母應有的關心和懷抱，那么就在學校形成了許多的不良習慣，最終父母是失去的遠比得到的多。在我下鄉(xiāng)走訪的過程中，還發(fā)現了一個問題，那么這其次就是，房屋荒廢，田地荒蕪。一個村，就有三四家的房屋無人居住，甚至是雜草重生，這并不是家道中落，而是全部都選擇了外出謀生，那么這些田地也無人看管，落得個荒涼。其實，人們選擇外出打工并不是一個錯誤，三農問題嚴重，人們在家入不敷出，這個選擇或許也是出于無奈，這是一個并存性問題，關鍵還是在于三農問題。如果農民有了足夠的收入，那也就沒有人想外出了。

三農問題是一個歷史性問題，從古至今，農民都是一個核心問題。長久以來，農民的生產生活對經濟的發(fā)展都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我縣的經濟發(fā)展離不開農業(yè)，所以要必須解決這個問題，雖然不能靠一朝一夕來完成，但是要從基礎做起，一步一步，扎實穩(wěn)固，歷史性的問題就要通過長期的檢驗來完成。只有慢慢的讓農民富裕起來，才能讓整個國家更加強壯起來。

第2篇：關于三農問題的調查報告范文

關鍵詞：土地；農地流轉；觀點

中圖分類號：F3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06-0039-02

前言

家庭承包制的框架下，農地產權結構被分解為三種權利，其一，所有權；其二，承包權；其三，經營權，即使用權。所謂農地使用權流轉，嚴格意義上講，是指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以下簡稱農地流轉）。目前農村問題的核心仍然是土地問題（管清友等，2003），其主要集中于農地流轉問題。中國的農地流轉應該僅是一種農地使用權的轉讓和流通（鐘漲寶，2003）。正是得益于中國農地制度的深刻變遷，農業(yè)取得了迅速的發(fā)展，雖然中國農村的土地流轉到現在已經初具規(guī)模，但是農地流轉作為優(yōu)化資源配置的理，還是面臨著很大的困難和挑戰(zhàn) 。隨著中國對三農問題的深入研究，結合中國的國情探討中國農地流轉具有緊迫性和重要性。以下對中國農地流轉研究的動態(tài)做了一個全新梳理。

一、中國農地流轉的模式

由于中國地區(qū)間經濟發(fā)展水平存在顯著的差異，造成農村經濟、社會發(fā)展水平狀況極不平衡，因此全國各地的農地流轉形式也不完全一樣。一些學者認為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的形式有轉包、轉讓、互換、入股、反租倒包、委托代種、拍賣等（韓連貴，2005）。也有學者提出土地使用權流轉有五種模式：轉包、轉讓、股份合作制、招商租賃、土地置換（胡小平、孔喜梅，2005）。但有學者質疑土地置換不屬于土地流轉（傅晨 等，2007）。在農地使用權流轉形式中，有部分學者認為轉包是當前中國農地流轉的主要形式。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農地流轉的一個主要方向就是有高收入戶向低收入戶流轉，流轉方式也由以轉包為主的形式向其他方式過度（史清華 等，2005）。有學者提出租賃土地是農民獲得土地使用權的主要方式（戴中亮，2004）。農戶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土地租賃市場來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陳和午等，2006）。從現實的實踐中來看，廣東東莞市的農地流轉是以租賃為主，轉包為輔（傅晨、范永柏，2007）。河南省農地流轉是以轉包為主，土地置換和入股為輔（曹金臣，2006）。

二、農地流轉存在的問題

土地權屬關系混亂，所有權主體界定不清，內容界定不完整，無法在更大范圍內實現土地的流轉，影響資源的配置效率，農民使用土地普遍存在隨意性和不穩(wěn)定性（季虹，2001）。中央關于長期穩(wěn)定農村土地承包關系的核心在于切實保障承包期內合同雙方權利義務關系質態(tài)的清晰化和穩(wěn)定化（蓋國強，2000）；有的學者注意到，有一半農地流轉是農民自發(fā)私下進行的，隨意性和不穩(wěn)定性強，在流轉手續(xù)和程序方面也存在不少問題，留下許多隱患（傅晨、范永柏等，2007），主要表現為合同管理不規(guī)范。有學者明確指出信息不靈、交易費用高是有轉移土地欲望而最終沒有轉移的主要原因（邢姝媛等，2004）。另一些學者通過實證進一步分析現行農地制度下農地市場難以發(fā)育、歸因于經濟、農戶自身的資源稟賦、社會因素等（田傳浩等，2004），也有學者認為這種封閉性與缺乏有效的信息傳遞機制有關（張紅宇，2002），更多的研究將土地難流轉、市場難培育歸因于不穩(wěn)定的模糊的農地產權、信息不對稱和交易費用。有的學者指出：要么部分政府干部思想僵化，不敢流轉；要么政府權力在強制農地流轉時“越位”而又放任土地流轉，疏于規(guī)范服務時“失位”。在有些鄉(xiāng)鎮(zhèn)，預算外收入的80%來源于土地出讓收益（曲福田，2001）。另一些學者指出：實地調研進一步證實，鄉(xiāng)村干部常常利用政策限定上的漏洞或鄉(xiāng)規(guī)民約，極力收回他們對集體土地的控制權，并利用其局部的“立法”地位維護對土地的行政性調整權力（錢忠好，2003）。

三、中國農地流轉的影響因素

集體土地產權關系混亂，導致各利益主體行為不規(guī)范，利益分配也不合理，土地制度難以形成有效的激勵和約束。這種模糊不清的產權關系不利于資源的優(yōu)化配置，從而直接阻礙了農地的合理流轉（許恒周等，2005）。有的學者表明，農村不僅社會保障機制缺位，而且市場中介組織匱乏，使得土地流轉機制不完善（馬曉河等，2002）。也有學者指出，農地頻繁的行為調整將導致農地市場的萎縮（錢忠好，2002）。但還有學者持不同的觀點。中國目前的“雙層土地所有制并沒有妨礙土地租賃市場”（姚洋，2002）。有學者注意到，農村金融信貸管理體制與農地流轉后的資金需求不配套（曹鳴風，2001）。另一些學者認為，過細及高度分散的土地經營方式是農業(yè)生產成本居高不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農業(yè)生產率提高的障礙，對農業(yè)產業(yè)化構成了嚴重的制約（樊綱，2002）。有學者堅持農地流轉不穩(wěn)定，主要受制于非農產業(yè)的發(fā)達程度和非農就業(yè)機會、農業(yè)經營的穩(wěn)定性及農民收入的不確定性(張紅宇，2002)。目前農村土地尚未開展定級估價工作，缺乏科學合理的土地價格體系，難于為交易者提供完善的價格信息（錢文榮，2000）。農戶家庭資源稟賦是影響農戶農地流轉行為的重要因素（田傳浩等，2004）。一些學者調研發(fā)現，農戶作為農地經營的主體，他們的意愿與行為對于一個地區(qū)的農地流轉以及機制和模式的選擇有著根本的影響，進而影響該地區(qū)農地市場的發(fā)展和完善（杜文星等，2005）。學者們紛紛構建模型分析農地流轉的內生因素和外生因素。通過實證分析得出影響農地流轉的根源動因歸結為“相對比較優(yōu)勢的存在”（史清華等，2003）。也有些學者實證研究結論表明，信息不靈、交易費用高是有轉移土地欲望而最終沒有轉移的主要原因（錢文榮，2004）。

四、研究評述與展望

通過對上述文獻的研究和梳理，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啟示和展望：第一，關于農地流轉僅僅研究農戶農地流轉行為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將經濟學、邏輯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學科結合起來，運用計量經濟模型工具，深入的研究制度、經濟環(huán)境變化是如何影響主體行為的。第二，在影響因素研究中，我們不僅需要研究主導因素，而且還需要研究影響因素之間是如何相互作用并影響推動農戶進行決策的。第三，關于農地流轉區(qū)域差異的研究幾乎沒有，我們應該從經營行為、農地流轉行為等心理學角度出發(fā)，實現與“政治邏輯、經濟邏輯和社會邏輯”有機結合起來，對造成農地流轉區(qū)域差異的深層宏觀特征和微觀規(guī)律進行深入分析。第四，尚沒有發(fā)現有學者對產業(yè)化鏈條中多元農業(yè)生產要素并結合多主體參與農地流轉的利益動機和過程的考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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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關于三農問題的調查報告范文

日前，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吳曉靈提出：要解決小額信貸和對微小企業(yè)貸款難的問題，可以在一定條件下放寬民間金融的活動。

吳曉靈表示：把民間金融機構的金融活動，通過法律的方式、登記的方式、自律管理的方式規(guī)范起來，給想要合法經營的人一個正當的出口，能夠使惡意的欺詐行為和惡意的高利貸行為孤立起來，打擊起來就更為容易。

點評：在官方金融體制改善狀況總不能盡如人意的情況下，大量資本無法尋求到合適的安身立命之所，投資渠道狹窄，風險難于防范；同時，中小企業(yè)至今仍然不能進入官方金融機構的服務視野，掣肘經濟健康發(fā)展，壓制了正常的經濟活動。事實上，屢禁不止的地下金融的存在，正是對官方金融能力低下的一種正常市場反應。堵不如疏，這也是發(fā)揮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基礎性作用的重要領域。

世界銀行：中國統一內外資企業(yè)所得稅的最好辦法是合并雙重稅法

世界銀行相關調查顯示：稅收激勵是外國投資者考慮較少的一個因素；稅法是否公開透明、稅率是否有競爭力以及稅法實施是否公正等因素更加重要。

因此，世界銀行建議，中國減少對外資的稅收激勵不會大幅降低外資進入。中國統一內外資企業(yè)所得稅稅率的最好辦法是合并現有的雙重稅法，降低目前國內企業(yè)33％的稅率，向低稅率的國際趨勢靠攏。

點評：習慣上，我們總以為依靠低于內企的稅率就可以對外資形成吸引力，殊不知這只能惡化社會公平狀況，而且也讓接受優(yōu)惠的外資們心存疑慮：既然公共財政都如此隨意，還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不同國民待遇等級區(qū)別，不僅違背了基本的憲法精神，也隱藏著或早或晚自己也被等而下之的危險。

從國際上看，無論是作為財政基礎的稅源，還是作為社會財富再分配調節(jié)的杠桿，稅率的簡化也是世界發(fā)展的方向。

國資委主任李榮融痛斥改制過程中國有資產流失四“暗道”

日前，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對國有企業(yè)改制過程中國有資產流失四“暗道”予以痛斥：一、轉讓國有產權沒有完全進入市場，難以發(fā)現國有產權的市場價格，很難判斷國有資產是保值增值還是貶值流失。少數不法分子乘機暗箱操作，收受賄賂，低估賤賣國有資產。二、國有產權向管理層轉讓問題突出。一些企業(yè)在制訂改制方案、選擇審計和資產評估中介機構、確定轉讓價格等重大事項中，經營者處于主導地位，自賣自買，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缺乏保障；有的以擬收購的國有產權或國有企業(yè)實物資產作為其融資的擔保；有的經營者人為造成企業(yè)經營業(yè)績下滑，甚至利用不法手段虛構虛增成本和債務。三、內外勾結，低估賤賣國有資產。四、把職工經濟補償金等費用從轉讓國有凈資產的價款中預先扣除，壓低產權轉讓價格。扣除的職工經濟補償金等費用或對應價值的資產并不立即付給或明確給職工，而是采取一些不規(guī)范的操作方式，把這些凈資產留給受讓方無償占用。

點評：社會上廣泛關注這場國企改革攻堅戰(zhàn)到底會結果如何，地方勢力能借此中飽私囊到什么地步，都是人們拭目以待的；而在法律層面上，缺乏對掏空國力行徑的制裁手段，以及在責任法范疇中關聯此類行為到何種程度，不難設想的是，如果對業(yè)已完成的國企交易進行調查，會有大大小小的蛀蟲浮出水面。

浙江專項整治涉及“非公企業(yè)”的亂收費

日前，浙江召開全省企業(yè)治亂減負工作會議，宣布將在全省范圍內進行一次針對涉及“非公企業(yè)”收費的專項整治，通過減輕企業(yè)負擔尋求該省企業(yè)商務成本降低之道。根據浙江省社科院5月初的《浙江3000家民營企業(yè)問卷調查報告》顯示，該省企業(yè)家們首選的降低商務成本因素為各項制度成本；而首選的政策期盼為公平的稅收、信貸和直接融資支持以及打破壟斷的市場準入。

點評：有資料顯示，中國企業(yè)的稅費負擔在全世界是非常高的，這已經嚴重影響了企業(yè)贏利能力培養(yǎng)和贏利水平的提升。而對于非公企業(yè)，這種影響更甚。盡管國務院今年出臺了支持非公經濟36條，對長期存在的對非公企業(yè)的歧視性、限制性政策與流俗進行清算，卻很難在短期內使局面得到根本性改觀?，F在，浙江省這種專項整治，自然是很有必要的。不過，也要防止一陣風走過場，運動戰(zhàn)似的――風頭一過一切照舊。

減免農業(yè)稅相關配套政策措施亟須盡快出臺

《金融時報》刊登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農業(yè)稅減免顯示成績的同時，強烈需要相關配套政策措施盡快出臺。調查發(fā)現，在農業(yè)稅減免后地方面臨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部分縣、鄉(xiāng)財政壓力增大；二是農民收入增加存在不確定因素；三是農村公益事業(yè)建設面臨沖擊。減免農業(yè)稅雖可極大地減輕農民負擔，但在鄉(xiāng)鎮(zhèn)財政無法充分滿足公益事業(yè)建設資金需求的情況下，農村公益事業(yè)發(fā)展將舉步維艱。報告同時指出，必須加快推進相關配套政策措施：一是積極推進城鄉(xiāng)統一稅制改革；二是建立農民負擔監(jiān)控約束機制，防止農民負擔的反彈；三是深化縣鄉(xiāng)財政體制改革，規(guī)范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確保對農業(yè)的轉移支付能夠用于農業(yè)；四是繼續(xù)大力推行鄉(xiāng)鎮(zhèn)政府機構改革；五是加強宏觀調控，保持農業(yè)生產資料價格合理運行。

點評：就目前情況看，中國鄉(xiāng)村兩級財政幾乎都出于入不敷出的狀態(tài)，大部分鄉(xiāng)村行政機構已經破產。毫無疑問，減免農業(yè)稅是項好政策。但要面對縣級以下財政如何支撐的問題。加強轉移支付制度的規(guī)范，究竟依靠財政收入支持還是產業(yè)支持也意見不一。而農業(yè)生產資料以及能源價格的普遍上漲，更會抵消減免農業(yè)稅的成效。

中央七部門聯合發(fā)文遏制房價上漲

5月11日，建設部、國家發(fā)改委、財政部、國土資源部、人民銀行、稅務總局和銀監(jiān)會等中央七部門聯合出臺《關于做好穩(wěn)定住房價格工作意見的通知》，直指當前房地產投資規(guī)模過大、價格上漲過快的問題，提出各地要把調控樓市作為當前加強宏觀調控的一項重要任務。

此前，央行已經頻頻采用利率手段對過高的房價進行打壓。

點評：針對國內城市房地產領域里泡沫越來越大的局面，相關部門今年已經出臺了一系列舉措，力圖擠壓泡沫，抑制房價過快上漲。但需要注意的是，首先，國內房地產領域里的泡沫并非個別現象，而是蔓延到了中小城市，其背后的真實情形是地方政府對于GDP政績的考量；其二，動用利率等手段未必能徹底打消像職業(yè)投機者那樣的房地產領域中的“食利一族”的贏利空間；其三，采取規(guī)定中低檔住房生產者利潤率上限、住房優(yōu)惠條件、期房交易年限等手段，也有動用行政手段干預市場運行的痕跡。

高盛董事長鮑爾森：中國政府不能讓券商無序競爭

5月17日，高盛董事長鮑爾森在《財富》全球論壇上提出，中國政府必須解決結構性問題，建立市場機制，而不僅僅是讓國內的證券公司進行盲目的、無序的競爭。他認為這一點對于中國股市來說非常重要。

點評：中國券商整體在技術上已經破產，這是業(yè)界不存在分歧的事實。有說法是股權分置實際上得益最多的是券商，透露出在拯救股市的方案制定者心目中，缺少必備的投資者情懷。而股市里券商的無序競爭，也暴露出政府在市場監(jiān)管方面的嚴重缺位。

發(fā)改委發(fā)文遏制景點漲價 票價調整至少間隔三年

“五一”黃金周期間，全國各大景點紛紛上調門票價格。游客對此頗有怨言。5月17日，國家發(fā)改委發(fā)文明確，對國內外享有較高聲譽的重要游覽參觀點門票價格的制定和調整要實行公開聽證。聽證代表中消費者代表一般不少于聽證總代表人數的1/3，對以外地游人為主的游覽參觀點，聽證會要保證一定比例的外地消費者代表參加。原則上同一景點門票價格上調應與上次上調間隔三年以上，并合理確定調整幅度。對一些地區(qū)門票價格調整頻繁、價格過高、社會反響強烈的，國家發(fā)改委可建議糾正，或可在報請國務院批準后，暫停該地區(qū)門票價格調整。

點評：旅游市場作為近幾年“井噴”的市場，一直被各地當作致富法寶。近來各地景點紛紛出臺漲價措施，也得到了當地政府的默許甚至推動。這次發(fā)改委發(fā)文，對于剎住景點門票漲價風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值得懷疑；而且，“國內外享有較高聲譽的重要游覽參觀點”的具體規(guī)定、“確定合理的調整幅度”、三年期限的合理性等也都語焉不詳；比照起國際上景點門票價格下降趨勢，突顯我國景點管理體制上的缺陷，有著各自為政自負盈虧的明顯特征。這種收支部門化的取向，很難遏制景點乃至地方政府殺雞取卵的推動力。

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條件具備才推進

5月16日，國務院總理在北京會見美國商會代表團時說，中國將從實際出發(fā)，堅定不移地推進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推進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fā)，考慮宏觀經濟環(huán)境，考慮企業(yè)承受能力，考慮金融改革的進度，考慮對國際貿易的影響。人民幣匯率改革是中國的，每個國家完全有權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匯率制度和合理的匯率水平。中國將遵循市場經濟規(guī)律，但不屈從外界的壓力，任何壓力和炒作，把經濟問題政治化，都無助于問題的解決。中國的態(tài)度很明確，只要條件具備，沒有外界壓力也會主動推進匯率改革；如果條件不具備，即使外界施加巨大壓力，也不會貿然行事。

點評：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勢在必行，但要選取符合中國國家利益的時機。近來擠壓國內房地產泡沫、拯救國內股市、有限放開外幣交易等舉措，都是為人民幣匯率改革進行鋪墊與試探。國際上壓制人民幣升值的聲音此起彼伏不絕于耳，實質上都是出于各自利益，而金融穩(wěn)定是中國社會安定的要素之一，自然要著眼于自己。

北京拆遷補償政策擬調整 特困家庭購房難將得到解決

《北京青年報》5月17日報道，北京市房屋拆遷補償政策將在今年做出調整，目前初步調整方案已經出爐。市建委表示，今年計劃對本市拆遷評估辦法和特殊家庭的補償低限及有關補助標準等做出調整。按照現有政策，如果被拆遷人房屋的市場評估總價低于規(guī)定的補償低限(城四區(qū)10.5萬元、近郊四區(qū)9.9萬元)，可以得到補償，達到這一低限。方案調整后，現有低限有可能改動。

另外，提出房屋拆遷完全市場化的評估補償方式，并制定相應的技術操作規(guī)程和配套管理措施。并針對拆遷特困家庭，將綜合考慮住房保障、勞動保障、公用事業(yè)、教育、醫(yī)療等方面配套政策。

點評：這將有可能緩解地方政府在征用土地必須面對的拆遷補償費用標準難以令被拆遷者滿意而引發(fā)諸多矛盾甚至暴力沖突的問題。原本，土地級別與基本地價由政府確定的方式，有著強烈的政府多重身份色彩，把拆遷權、定價權、收益權、仲裁權、處罰權集于自身，造成行政權力過大，隱含著社會不安定因素。不過，如何尊重被拆遷人的議價權與拆遷決定參與權，更應該受到重視。

小鎮(zhèn)建立行政為民服務中心

在江西省鄱陽縣田畈街鎮(zhèn)，建立了一個行政為民服務中心，這是江西省首個行政為民服務中心。農民工的工錢討不回來，農民申請小額貸款，辦理證照，買火車票等事情，只要事關農民合法權益，就能很快辦妥。

該行政為民服務中心是在不改變原有業(yè)務管理體制的前提下，接受鎮(zhèn)政府的直接領導和鄱陽縣財政局等部門的業(yè)務指導，從相關職能部門抽調人員集中提供各種行政服務、行政調節(jié)和稅費收繳、鎮(zhèn)財政財務以及財務核算的行政綜合服務型管理結構。

點評：在三農問題成為黨和國家工作重中之重的今天，向長期處在弱勢地位的農民提供行政服務，將資源動員方向面對農民發(fā)生偏轉，是件值得稱道的事?？梢惨瑁壳靶姓C構臃腫，地方不乏借高層政策而謀取部門利益的傾向。在目前行政權力有著擴大化趨勢，并對法制化進程形成一些負面影響的情勢里，如何厘清邊界而不至于越權，也是必須要認真對待的問題。

謀劃中國石油戰(zhàn)略 國務院協調能源辦公室將成立

有權威人士指出，中國將在國務院下成立單獨的國務院協調能源辦公室，國家發(fā)改委主任馬凱將擔任國務院能源協調辦公室主任，副主任一職將由一位風云人物――中石油集團前任總經理馬富才擔任。國務院能源協調辦公室的成立，預計將極大緩解目前中國政府在煤、電、油、氣等能源管理上的窘境。

第4篇：關于三農問題的調查報告范文

農民工的內部屬性與其居住選擇特征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性，摸清農民工群體內部結構及其變化趨勢是制定其住房政策的基礎和依據。國家統計局于2008年底建立了農民工統計監(jiān)測調查制度，并相繼了2008年和2009年《農民工監(jiān)測調查報告》，是目前關于農民工調查較為全面也相對權威的數據?；诖藞蟾?，當前我國農民工具有以下顯著特征：一是數量大、增長快，在解決三農問題、區(qū)域發(fā)展中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工業(yè)化和城鎮(zhèn)化的重要推動力量；從2003年到2009年年均增長約1500萬人，總數達2. 3億人，其中在城市就業(yè)的約1. 4億人。二是大城市指向，2009年在地級以上大中城市務工的農民工占63. 3%，特別是三大都市區(qū)指向，占省外務工數量的65%；在東部地區(qū)務工的占全國外出農民工人數的62. 5%，而在西部地區(qū)務工的比重比2008年有所提高（4. 8個百分點）。三是農民工結構發(fā)生了很大變化，收入出現分化，受雇人員和自營人員的收入差異明顯；年齡結構上呈現出年輕化趨勢，30歲以下的占外出農民工的61. 6%；已婚者占多數，達56%；男性占多數，達65. 1%；以制造業(yè)、建筑業(yè)和服務業(yè)為主，且從事服務業(yè)農民工比例也不斷上升。

筆者2010年初對北京的外來農民工進行了問卷調查和訪談，獲取了1445份有效問卷。對問卷的統計結果與已有統計資料、文獻進行對比，也發(fā)現當前大城市農民工具有年齡上的年輕化、性別上的均衡化、從業(yè)上的三產化、進城模式上的家庭化、收入上的分化趨勢，并且這些特征對其住房需求等具有顯著影響，在政策制定時應引起足夠重視。

二、農民工住房問題的政策困境

近年來，中央和地方政府為解決農民工住房問題采取了諸多措施。2006年國務院了《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國發(fā)[2006]5號，下稱《意見》），2007年建設部、發(fā)改委、勞動保障部、國土資源部等聯合了《關于改善農民工居住條件的指導意見》（建住房[2007]276號）。根據住建部的調查，多數城市已將農民工居住納入了本市住房建設規(guī)劃和住房保障體系，初步形成了“企業(yè)為主體、政府支持”的總體思路，一些城市如廣州、東莞、蘇州等也積極探索出了用地劃撥、財政預算、土地出讓金支持、發(fā)展租賃市場、吸引社會資金參與等政策。

然而，由于農民工數量龐大且增長迅速，既有政策示范效應大于實際效應，再加上各地產業(yè)結構、財政能力、住房價格、資源環(huán)境承載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農民工住房面積小、條件差、郊區(qū)化、不穩(wěn)定等問題仍普遍存在，其居住狀況仍未得到根本性改善。

總體來看，農民工住房政策出發(fā)點與其群體特征之間的矛盾是制約政策效果的主要原因，需引起重視。

1.“發(fā)展中小城鎮(zhèn)”與“農民工大城市指向”的矛盾

逐步放開戶籍，鼓勵農民（特別是農民工）到中小城鎮(zhèn)落戶是當前積極穩(wěn)妥推進城鎮(zhèn)化的重要內容。近一兩年，京、滬、深等大城市紛紛出臺人口疏解政策，包括限購等，都對農民工形成了“擠出”效應。然而事實上，一方面，農民工的大城市指向仍十分顯著，由于大城市就業(yè)機會多、工資水平高，公共交通、社會治安條件好，使其對農民工的“引力”更大。另一方面，農民工對中小城鎮(zhèn)（包括縣城）的興趣似乎并不大，在北京，有超過70%的外來農民工表示不會或不希望到中小城市去買房、落戶。訪談中發(fā)現，只要農民工尚具備勞動能力，他們就會盡可能地選擇大城市；而在其不具備競爭力或喪失勞動力時，則會傾向于選擇大城市的低端工作或回到農村老家，同樣不會選擇中小城鎮(zhèn)。

也就是說，一直以來宣揚的“讓農民工在大城市打工賺錢、到小城市買房定居”政策指向與實際情況存在較大偏差，并且這種偏差導致了資源的分散，影響了大城市農民工的住房改善。

應該說，積極發(fā)展中小城鎮(zhèn)的出發(fā)點沒有問題，但從效果上看，在小城鎮(zhèn)發(fā)展得到一貫重視的情況下，在小城鎮(zhèn)的發(fā)展水平并未得到普遍提高，反而資源、要素等仍進一步向大城市集聚。可以預見，在一定時期內，中小城鎮(zhèn)仍然吸引力不足，農民工的大城市指向不會改變。這種狀況需要對我國制度背景下的城鎮(zhèn)體系建設思路進行反思：當前中央財政和國有企業(yè)對地方發(fā)展的影響力越來越大、許多項目投資自上而下層層執(zhí)行的體制使得處在城鎮(zhèn)體系最低端的小城鎮(zhèn)很難得到發(fā)展機會。這種情況下，與其讓小城鎮(zhèn)來疏解大城市的人口，還不如充分發(fā)揮體制優(yōu)勢，揚長避短、自上而下地構筑城鎮(zhèn)體系更具操作性。通過培育和增強區(qū)域中心城市（如沈陽、武漢、南京、西安、成都、重慶等），增強其就業(yè)承載能力，在此基礎上積極發(fā)展省會城市和部分地級市，使這些城市成為未來吸納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城鎮(zhèn)化的主戰(zhàn)場。

2.“個體的暫時性”與“群體的穩(wěn)定性”的矛盾

農民工個體上暫時性、流動性強的特點，經常會讓人忽略了為其提供住房支持的重要性。然而無論從公平還是效率的角度，都有必要為這部分群體提供住房支持。對于一個農民工個體，盡管他們中的大部分要在城市務工5～10年，甚至持更長，但終究大部分會離開。以北京為例，盡管有近40%的人希望能留在北京，但最終有能力“留下”的尚不到5%，他們中的大多數可能會因為經濟、家庭或其他原因而離開北京（多返回老家）。從這個角度看，可能覺得沒有必要為這些“暫時”的群體提供住房支持。

然而從長期和整體來看，由于城市對農民工始終有相對穩(wěn)定的需求，因此他們有人“離開”的同時也會有另外的人“進來”，在原有的農民工返鄉(xiāng)的同時，還會有新的農民工進入城市，而群體總數始終相對穩(wěn)定或增長。以北京為例，近年來外來農民工數量一直在400萬人左右，從公平和權利上看，數量達城市總人口1/5群體的居住需求不可回避。

從效率的角度講，很多城市認為過多考慮農民工的住房問題會增加財政負擔，這類觀點沒有看到外來農民工對降低城市運行成本、提高城市競爭力的積極作用。如果強制性地將外來農民工從城市中擠出，由于城市居民不愿從事這些行業(yè)，勢必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從而降低了城市的競爭力。從全國來看，外來農民工較多的城市也多為發(fā)展更具活力和競爭力的城市。

3.“業(yè)態(tài)多元化”與“單位主導解決”的矛盾

農民工在業(yè)態(tài)上具有多元化趨勢，表現為服務業(yè)從業(yè)比重提高，個體自由職業(yè)的比重提高，制造業(yè)、建筑業(yè)從業(yè)比重下降。特別是在北京等大城市，許多農民工沒有用工單位，且這類群體的比例呈上升趨勢，這對《意見》中提出的“用工單位是改善農民工居住條件的責任主體”的政策框架提出了很大的挑戰(zhàn)，會導致數量上占多數且在不斷增加的農民工群體未被涵蓋。

應該說，用工單位為責任主體的思路在特定階段、特定區(qū)域和特定行業(yè)具有較強的適用性和可操作性。而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這一思路值得商榷。未來一段時間內，農民工住房政策的完善，應加強對服務業(yè)從業(yè)人員，特別是自由職業(yè)者和個體戶的關注。

此外，“單位主導”的農民工集體宿舍建設受到現行用地政策的制約。目前，“單位主導”方式主要有三種：開發(fā)區(qū)或工業(yè)園區(qū)內的企業(yè)利用受讓的土地，在工廠生產區(qū)附近興建職工宿舍；由企業(yè)與農民集體組織通過多種方式合作，利用城鄉(xiāng)結合部農民集體土地興建農民工宿舍；利用破產或倒閉企業(yè)的閑置廠房改造或修建農民工宿舍。但這三種方式都與現行土地政策相沖突：利用出讓工業(yè)用地興建農民工宿舍與現行工業(yè)用地政策相沖突，利用城鄉(xiāng)結合部農民集體土地興建農民工宿舍與現行集體建設用地流轉政策相沖突，利用破產或倒閉企業(yè)的閑置廠房改造或修建農民工宿舍與現行土地收購儲備政策相沖突。

4.“先上后下”的政策與“底層住房困難”的矛盾

目前各地都在積極探索將農民工納入住房保障的政策，如滿足一定工作年限或具有突出貢獻的農民工可以落戶或“有條件的用工單位可為聘用的進城務工人員繳納住房公積金”、滿足一定條件的進城務工人員納入經濟適用房供應對象，或“依據繳納社會養(yǎng)老保險年限將非戶籍常住家庭納入住房保障范圍”等。這些都可以概括為“先上后下”政策，即在政府財力有限的情況下，優(yōu)先支持農民工群體中的高收入者，后支持低收入、低層次者。但事實上，“先上后下”的策略與“底層住房困難”之間存在較為突出的矛盾。由于低收入、低層次的農民工住房條件更為困難，其自主解決和改善居住條件的能力更弱，對政策支持的需求也更迫切。而這幾乎是所有城市在農民工住房政策上普遍存在的問題。

這一政策只關注了一小部分農民工的高層次需求，卻沒有關注更大部分農民工的基本需求。其結果常常導致只有農民工發(fā)生“向上流動”時，才能進入政策范圍，這無疑降低了進城務工的動力，不利于引導和促進勞動力充分流動。相比于“高水平、窄覆蓋”政策，“低水平、廣覆蓋”的思路或許能產生更好的效果。

三、農民工住房政策改進建議

按照漸進、可控的原則，以既有政策框架為基礎，實施“擴大保障、優(yōu)化市場、分類管理、多方參與”的總體思路。即：充分發(fā)揮政府的主導作用、企業(yè)的社會責任和市場的調節(jié)功能，以提高農民工居住質量為核心，以滿足低收入住房困難農民工基本居住需求為重點，以支持高收入農民工購房為補充，住房支持與服務支持相結合；引導社會各界積極參與，充分發(fā)揮政府、用工單位、城市居民、城郊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民工自身及社會各界的共同作用；因地制宜、循序漸進，分批分類逐步解決。

1.先大后小，優(yōu)先解決大城市農民工的住房困難

農民工及農民工住房問題是城鎮(zhèn)化的結果，其問題的解決也需要從城鎮(zhèn)化政策框架中去尋找出路。當前城鎮(zhèn)化動力與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很大差別，“離土不離鄉(xiāng)”決定了當時以“就地城鎮(zhèn)化”為主，中小城鎮(zhèn)由于其對農村地域的接近性，具備優(yōu)先發(fā)展的條件，而當前以全球地域分工為基礎的外向型經濟發(fā)展模式，使得城鎮(zhèn)發(fā)展動力上出現“先大后小、自上而下”的“異地城鎮(zhèn)化”特征。

這就要求大城市農民工居住問題要通過城鎮(zhèn)體系的大小互動、地域間的城鄉(xiāng)互動來尋求出路，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鎮(zhèn)對農民工引力有限的情況下，大城市郊區(qū)小城鎮(zhèn)和農村應該成為值得關注和期待的地域。在城郊農村農民工聚居地區(qū)，鼓勵村民自建面向農民工的低租金房屋，有條件的地區(qū)可納入廉租房統一管理。

實施“大小互動、城鄉(xiāng)互動”的戰(zhàn)略，就要發(fā)揮大城市周邊小城鎮(zhèn)和大城市城郊農村的作用，為解決農民工住房問題提供載體。盡管重慶、成都等地已開始探索“土地換社?！?、“宅基地換保障”等模式，但政策對象尚局限在本地郊區(qū)居民，而對于外來農民工尚沒有可推廣的政策實踐。從政策方向來看，還是要從城鄉(xiāng)土地制度之間建立銜接上尋求突破，特別是要充分發(fā)揮大城市郊區(qū)農村和小城鎮(zhèn)在連接大城市和外地農村地域的跳板和紐帶作用。

2.分類實施，改變單位主導解決的總體思路

按照分類實施的原則，突破和改變“單位主導解決”的總體思路。建筑業(yè)、制造業(yè)可沿用單位主導解決的思路，一是加強對用工單位的政策支持，二是要加強對單位宿舍、工棚等居住質量的監(jiān)管。住宿餐飲、保安可提倡由用工單位主導解決，同時政策上應放開對“群租”的限制。

批發(fā)零售、其他生活服務業(yè)可由農民工自主解決，政策上給予支持，按照“住房支持與服務支持相結合”的原則：一要加快中低端住房租賃市場培育和管理，擴大房源，提高市場信息的可得性、透明性，降低農民工住房搜索交易成本；可探索建立“政府支持、市場主導”的農民工住房信息支持機構和平臺，考慮到農民工住房租賃的板塊化，可在各農民工主要聚居地設立分支，為農民工提供便捷的住房信息的同時，也有利于掌握農民工住房市場動態(tài)，為政策改進提供數據和技術支撐。二要探索實施農民工住房補貼制度，根據其務工年齡和納稅情況給以不同力度的租金支持。三要通過建立農民工基本居住條件標準，并通過資金支持和政策監(jiān)管，引導房東“達標”，關注農民工房屋設施的改進。四要加強農民工聚居空間的規(guī)劃建設引導，增加公共廁所、浴室等設施配置；優(yōu)化農民工子弟學校的配置等。

應注重農民工住房需求的年齡分異和性別分異，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對居住條件期望高、房租預算高、對中心城更加向往；而女性農民工對居住安全、環(huán)境期望高、對中心城更加向往、居住形式上聚居特征顯著等。政策制定上應充分考慮這些典型群體在房屋條件、租金預算、居住區(qū)位上的需求。

3.先下后上，優(yōu)先解決最困難農民工的住房問題

應采取“先下后上”的思路，優(yōu)先工作不穩(wěn)定、收入低的最底層農民工的基本居住需求。除了擴大廉租房覆蓋范圍外，還要優(yōu)化租賃市場，充分利用存量住房，包括政府閑置公房改造、原有低租金出租房屋的規(guī)范管理和環(huán)境整治等，增加低租金房屋供給，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應多渠道擴大增量供給，包括用工單位新建員工宿舍、政府引導建設廉租房以及社會捐助等方式，緩解低租金住房供需矛盾。此外，增強信息、法律等服務支持，以提高居住效用為目的，引導房屋基本設施的改進，如配置必要的風扇、電暖氣、衣柜等。

采取“先上后下”的思路，解決有產權房需求的農民工住房問題。將工作更穩(wěn)定、經濟條件更好、對城市貢獻更大的農民工納入經濟適用住房、限價商品房等產權房的保障范圍，積極推動有條件的農民工市民化。

4.建立“企業(yè)間可接續(xù)，城市間可轉移”的務工檔案

盡管《意見》中早已指出“充分利用和整合統計、公安、人口計生等部門的資源，推進農民工信息網絡建設，實現信息共享，為加強農民工管理和服務提供準確、及時的信息”，但這項工作推進得仍顯緩慢。建立“企業(yè)間可接續(xù)，城市間可轉移”的務工檔案是當前迫切需要加快推進的基礎性工作。一方面，由于農民工居住需求與其務工時間有較強的相關性，建立務工檔案有助于更準確地掌握農民工居住需求，對不同務工階段的農民工給予差別性的政策支持，提高政策的針對性；另一方面，建立務工檔案在企業(yè)間、城市間可接續(xù)轉移機制，作為為農民工提供社保、醫(yī)保、住房保障的重要基礎，可以減少農民工由于就業(yè)不穩(wěn)定，在城市間、企業(yè)間的頻繁流動所帶來的損失，有助于保障農民工基本權益，有助于促進勞動力資源的優(yōu)化配置。

5.在城市規(guī)劃和拆遷中引入農民工利益保障機制

農民工聚居空間不斷拆遷、新的聚居空間又不斷形成，造成了資源的極大浪費。伴隨農民工聚居空間向郊區(qū)推移，其通勤距離增加，給城市交通帶來很大壓力。按照“社會總體福利和城市長期效率最大化”的原則，改進城市規(guī)劃和管理政策，可結合郊區(qū)村莊改造，為農民工預留一定居住空間；中心城可適當保留或規(guī)劃建設農民工聚居空間；在空間提供的基礎上運用多種手段加強規(guī)劃引導，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協調推進，避免在不恰當的地方形成農民工聚居區(qū)，要注重農民工職住關系，聚居空間的引導要與就業(yè)集中地的空間調整相結合，城市拆遷中要引入農民工利益保障機制，通過臨時安置、信息支持等多種途徑避免拆遷對農民工生產和生活的沖擊。（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所在單位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