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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經濟文化交流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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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經濟文化交流

第1篇:促進經濟文化交流范文

一、兩岸文化交流的緊迫性和必要性

1、加強兩岸文化融合,增進兩岸民眾文化認同,消除“文化”的影響。

從1895年臺灣被割讓后,兩岸隔絕近一個世紀,兩岸文化經歷了不同的發(fā)展道路,同時兩岸民眾被隔離,相互缺乏交流和了解,產生了疏離感或誤解。就臺灣而言,在日據(jù)五十年中,日本殖民者試圖消滅中華文化,推行皇民化運動,對臺灣民眾的文化認同產生了巨大沖擊,甚至培養(yǎng)了一批以李登輝為代表的認同日本文化的“皇民”。統(tǒng)治臺灣后,特別是1949年以來,雖然重建了中華文化的主體地位,大力消除了日本文化的影響,但與此同時極力培養(yǎng)臺灣民眾、反大陸的情結。在兩岸隔絕,同時處于軍事、政治對峙的背景下,臺灣民眾對大陸的誤解和隔閡進一步加深。近二十年來,雖然兩岸不再隔絕,各項交流逐步展開,但李登輝和當局利用執(zhí)政權,大肆推行“”政策,落實“”理念,兩岸交流受到人為的阻擾,文化交流困難重重。臺灣民眾無從了解大陸,甚至受“文化”思潮的影響,對中華文化的認同也出現(xiàn)了混亂。如在李登輝時期,以鄉(xiāng)土意識和地方意識為幌子,推行“文化”,編寫《認以臺灣》歷史教材等活動,試圖將臺灣文化從中華文化切割出來,使臺灣民眾的文化認同從對中華文化的認同獨立出來。在執(zhí)政時期,則全面推動“去中國化”,島內“文化”大行其道。李登輝和大肆操弄“文化”意識,經過近二十年時間的灌輸,對臺灣民眾的文化認同產生了根本性和長遠性的傷害。2008年重新上臺后,停止了推動的“法理”和文化教育領域的“去中國化”活動,并加強兩岸在文化領域的交流。當局一定程度上重視兩岸文化交流,多次在重大場合強調要推動兩岸文化交流和融合,宣稱要從中華文化的基礎上找到解決兩岸爭議的出路。在兩岸交流前所未有的機遇面前,作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文化交流更應該大力推動,改變相對滯后的局面,發(fā)揮其推動兩岸關系發(fā)展的獨特作用。因此,兩岸進行全面、深入的文化交流有迫切的必要性。通過兩岸的文化交流,可以加強兩岸民眾的了解和相互理解,消除“文化”的負面影響,同時增進臺灣民眾對中華文化的認同,為兩岸文化的融合消除障礙。

2、擴大兩岸交流的內容和基礎,鞏固兩岸經貿交流的成果。

三十年來,兩岸由隔絕到交流,并不斷得到深化和發(fā)展,兩岸民眾往來和各項交流越來越頻繁和密切。無論臺灣當局或島內“”勢力如何反對還是不情愿,在兩岸關系發(fā)展的必然趨勢下,兩岸交流已成為兩岸不可阻擋的潮流。但三十年來的兩岸交流,主要局限于經貿交流,根據(jù)島內民調,大多數(shù)臺灣民眾對兩岸關系中大陸的定位是生意伙伴,而非大陸對臺灣的定位是親人。顯然在兩岸經貿往來密切的基礎上,必須同時開展文化交流,才能帶來兩岸民眾情感上和精神上的趨同。尤其在當前兩岸政治對話難以展開的背景下,更有賴于文化交流的展開,文化交流能突破和超越政治的障礙,促進兩岸的文化認同,而文化認同又是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的前提和基礎。此外,如前所述,上臺后,雖然對政治對話消極回避,但積極推動兩岸文化交流,兩岸文化交流與合作逐步走上了正軌。因此,在兩岸經貿交流大開放的同時,文化交流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fā)展空間,從而改變之前僅是民間性、偶發(fā)性的零散狀況,真正成為兩岸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并發(fā)揮其促進兩岸關系和平發(fā)展的功能和作用。

文化交流和經貿交流都是兩岸交流與合作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文化交流擴大了兩岸交流的內容和基礎,同時能夠促進兩岸經濟合作和繁榮,鞏固兩岸經貿交流的成果,消除兩岸經貿交流“物質化”、“功利化”傾向。

3、對兩岸關系發(fā)展有重要意義。

文化交流促進了兩岸交流的深化和發(fā)展,也必然對兩岸關系產生重要影響。如前文述及,兩岸隔絕百年,開展交流不過二、三十年,在這二、三十年中,由于島內“”勢力的阻撓和破壞,兩岸交流過程曲折,發(fā)展不平衡,發(fā)展方向不盡如人意,同時兩岸關系波折不斷。在這一背景下,文化交流的進行,對于促進兩岸關系的發(fā)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第一,當前兩岸關系處于和平發(fā)展機遇期,兩岸文化交流成為兩岸交流的重要內容和重點領域。伴隨文化交流的深入進行,將有利于兩岸關系的和平發(fā)展,有助于臺灣民眾形成中華文化認同,兩岸的相互理解也進一步加深,這樣島內“”勢力利用兩岸由于長期隔絕而產生的敵意、疏離、對抗等不正常的意識而操弄兩岸關系的空間縮小,兩岸在相互理解中將逐步消除對抗和敵意,并建立密切的互動關系。第二,雖然當前兩岸關系的核心問題是政治分歧,兩岸關系的發(fā)展因政治上的分歧而遇到很大的阻礙,但當局只愿意進行經濟交流與合作,不愿展開兩岸政治對話,導致兩岸關系難以進一步深化和發(fā)展,在如此背景下,兩岸開展文化交流既能鞏固經濟交流成果,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政治對話的缺失,文化交流可消除島內“”勢力的干擾,創(chuàng)造兩岸更多的共同話題,為兩岸政治對話和化解政治分歧提供一個寬松的環(huán)境。

二、兩岸文化交流的前景和存在的問題

1、探討中華文化的傳承和創(chuàng)新,大力弘揚中華文化。在的同時,化異為同,強化臺灣民眾對中華文化的認同。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紐帶。臺灣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內涵,雖然百年來臺灣文化經歷了不同的發(fā)展道路,但對中華文化有重要的貢獻,中華文化在兩岸均得到不同的傳承和進步,兩岸通過文化交流,相互學習、相互借鑒、取長補短,使中華文化在傳承和發(fā)展中進一步升華。當前兩岸文化交流出現(xiàn)了積極發(fā)展的勢頭,在這一情況下,文化交流應將中華文化的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作為重要方向,在兩岸文化融合、進步的基礎上,達到中華文化的創(chuàng)新和兩岸文化認同的趨同。為了實現(xiàn)這一目標,必須探索和尋求兩岸文化的相吸之處,同時尊重兩岸文化的差異性,達到化異為同。就具體內容而言,兩岸可開展戲曲、藝術、宗教、旅游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也可加強對閩南文化、客家文化、媽祖文化的挖掘和交流,這些領域和內容是兩岸文化中相同性很高的部分,通過交流達到融合與創(chuàng)新;在不同之處。由于兩岸的政治制度、社會制度、文化觀念、意識形態(tài)等領域存在巨大差異,導致兩岸民眾在有的地方產生了巨大隔閡和誤解,對此,兩岸在文化交流中必須包容,相互尊重和理解,化異為同。

當前島內“”勢力雖然不能以執(zhí)政權

推行“文化”,但是“文化”對臺灣民眾的文化認同的影響仍在繼續(xù), “”勢力也未停止對“文化”的推動。如何對抗“文化”,消除“文化”對中華文化的傷害,顯然是大力弘揚中華文化,這不僅是為了中華文化的進步和繁榮,也是對“文化”的反擊。在過去近二十年中,中華文化受到“”勢力的歪曲和打壓, “”勢力在文化教育領域肆意篡改中華文化的內涵,攻擊中華文化,削弱中華文化的主體地位,因此,在兩岸文化交流中要大力弘揚中華文化,打擊“文化”。

2、推進兩岸文化產業(yè)合作,提升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伴隨經濟與科技的快速進步,為文化的交流和傳播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和便利的條件,文化與經濟的結合越來越密切,二者相互促進,合為一體,文化產業(yè)應運而生。當今世界文化產業(yè)已成為世界經濟的主流產業(yè),被稱為21世紀的黃金產業(yè)。在兩岸關系和平發(fā)展背景下,兩岸經濟交流和文化交流大發(fā)展、大合作之際,開展兩岸文化產業(yè)合作,應當成為兩岸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向和內容。兩岸的文化產業(yè)是一個方興未艾的產業(yè),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兩岸的文化產業(yè)各具特色、各有優(yōu)勢,兩岸文化產業(yè)合作是一個互補的結構,兩岸開展文化產業(yè)合作有得天獨厚的條件。臺灣的文化產業(yè)起步較早。在創(chuàng)意、人才、研發(fā)、營銷等方面具有優(yōu)勢,而大陸文化產業(yè)有深厚的文化底蘊、豐富的文化資源、廣闊的市場、穩(wěn)定的政策等優(yōu)勢。兩岸可以通過文化交流,開展文化產業(yè)合作,整合兩岸文化資源,推動兩岸文化產業(yè)對接,實現(xiàn)優(yōu)勢互補。兩岸文化產業(yè)合作不僅要開拓兩岸文化市場,也可通過文化交流,共同構建一套以中華文化為基礎的價值觀,共同開發(fā)以中華文化為內容的國際華文市場。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起,在全球的影響力與日俱增,中華文化越來越被世界所關注,兩岸開展在國際上的文化產業(yè)合作將提升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增強中國的軟實力。這個市場包括語言學習、華文教材、出版品、音樂、電影等,國際華文市場應作為兩岸文化產業(yè)合作共同發(fā)展的目標。要實現(xiàn)這一目標,必須通過文化交流,廣泛發(fā)掘中華文化資源,在衣食住行、休閑娛樂、旅游觀光等領域,兩岸共同打造一批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文化產品,向世界展示豐富多彩的中華文化,從而有助于世界了解中華文化,改善中華文化在世界上的形象。

兩岸開展文化產業(yè)合作的意義有三,第一加強兩岸經濟合作,促進了兩岸經濟產業(yè)結構的轉型和升級,兩岸經濟得到更好的發(fā)展;第二,促進了兩岸關系的良性發(fā)展。文化產業(yè)合作發(fā)揮了兩岸文化的經濟功能,實現(xiàn)了文化交流與經濟交流的結合,因而文化產業(yè)合作是兩岸經濟關系的增強,也是文化交流層次的提升和向縱深發(fā)展的表現(xiàn)。文化產業(yè)合作的過程需要兩岸文化認識的趨同,達到,化異為同,文化產業(yè)合作促進了兩岸文化的融合和兩岸民眾的文化認同,因此文化產業(yè)合作推動了兩岸經濟合作的發(fā)展,一定程度上也消除了兩岸經貿交流的“物質化”、“功利化”影響,使文化與經濟成為兩岸關系良性互動的基礎;第三,通過文化產業(yè)合作,打造了以中華文化為核心內容的文化產品,隨著這些文化產品的推廣、傳播,不僅兩岸民眾在享受這些文化產品時,潛移默化,受到中華文化的熏陶和影響,而且也在世界上展示了中華文化的風采和神韻,中華文化在兩岸也在國際社會得到大力弘揚??傊?,開展文化產業(yè)合作,使兩岸經濟達到互利雙贏,中華文化得到弘揚,兩岸關系健康良性發(fā)展。

在兩岸文化產業(yè)合作中應注意的問題是,第一,兩岸文化產業(yè)合作涉及兩岸各個領域、各個階層、各個地域和各個民族,需要方方面面的動員、配合、支持與參與,通過文化參與合作,兩岸共同做大做強中華民族文化產業(yè),形成兩岸攜手在兩岸和世界上弘揚中華文化的局面;第二,優(yōu)化配置兩岸文化資源和布局結構,優(yōu)勢互補,共同打造產業(yè)鏈,形成產業(yè)群,建立兩岸文化產業(yè)合作機制,以市場化引導文化產業(yè)的持續(xù)發(fā)展;第三,在合作中,化異為同,尊重兩岸文化的差異性,取長補短,相互包容,共同打造優(yōu)秀的文化產品。同時積極培養(yǎng)文化產業(yè)人才,擴大產業(yè)隊伍,培養(yǎng)一批領軍人才等。

3、加強兩岸教育交流與合作,協(xié)商簽訂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協(xié)議,建立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機制。

從廣義上而言,兩岸文化交流與合作應該包括兩岸教育交流合作。教育是文化傳播的重要渠道,人類通過教育確立起自身的世界觀、核心價值觀以及文化觀念等,文化在教育過程中得到傳承、創(chuàng)新和弘揚,文化與教育密不可分。當前兩岸文化交流過程中教育是重點領域。與此同時,教育也是島內“”勢力散播“”理念,搞“文化”的一個重要領域。如修改教科書、將“”內容列入考試范圍等。因此教育領域也是統(tǒng)“獨”斗爭尖銳的領域,對兩岸關系的發(fā)展有重要意義。對于文化與教育的重要性和相互關系,全國政協(xié)主席賈慶林在2009年的兩岸經貿論壇上有精辟的闡述:“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孕育著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創(chuàng)造力,文化與教育相伴而生、相隨而長,文化給教育以社會價值,教育給文化以生機活力,縱觀古今中外,文化的光大昌明,莫不始于交流、基于教育。”賈慶林主席還強調了兩岸文化與教育交流的重要意義,“兩岸文化事業(yè)的進步需要交流,兩岸關系發(fā)展需要來自文教交流的動力,更需要強有力的文化認同、民族認同的支撐,開展兩岸文化教育事業(yè)交流合作,對推動兩岸關系具有基礎性、全局性、長遠性的重要作用。”事實上,大陸對兩岸教育交流與合作十分積極,出臺了多項政策促進兩岸教育界的交流與合作。如1985年就開放臺灣學生報考大陸高校,2006年開放采認臺灣學歷,2007年開放臺灣高校來大陸招生等。相比之下,臺灣當局對兩岸教育交流合作的推動消極滯后。在主政時期沒置障礙,阻撓兩岸的教育交流合作,2008年上臺后,相關政策有所放松,但對大陸學歷采認、陸生赴臺就讀等教育合作重要政策,采取“三限六不”政策嚴格控制。因此兩岸教育合作實際上僅處于單向交流階段。事實上,兩岸文教交流與合作在大多數(shù)領域遠未實現(xiàn)常態(tài)化、制度化。在全球化時代,教育是一個高度競爭的領域,教育日益走向專業(yè)化、國際化和自由化。兩岸教育界要發(fā)揮各自優(yōu)勢,實現(xiàn)兩岸教育資源相互開放、相互共享,為兩岸教育交流合作創(chuàng)造條件,拓寬道路,才能在國際競爭中取得優(yōu)勢地位。兩岸教育交流與合作的滯后,使兩岸文化交流合作的效果大打折扣。

當前兩岸文教交流與合作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即機制化問題。雖然兩岸文教交流日益頻繁,但沒有建立任何可以運作的機制,使兩岸文教交流合作缺乏制度保障,兩岸文教交流合作可以簽訂文教交流協(xié)議,建立文教交流合作機制。在兩岸關系和平發(fā)展之際,兩岸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建立兩岸文化交流的制度化是必要的。兩岸文化交流制度化,將推動兩岸文化交流更密切和正常化、長期化,保障兩岸文化交流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克服兩岸文化交流的淺層化和隨意性,使兩岸文教交流有明確規(guī)劃目標和內容,逐步走向包括科技、教育、體育、醫(yī)療、衛(wèi)生等領域全方位互動。簽訂兩岸文教協(xié)議,建立兩岸文教交流合作機制,也是推動兩岸關系不斷發(fā)展的客觀需要,臺灣當局應當突破設置的障礙,適時開展簽訂協(xié)議,建立機制的工作。

第2篇:促進經濟文化交流范文

論文關鍵詞: 中國 韓國 文化交流

論文摘 要:本文在分析中韓文化交流得以迅速發(fā)展的原因基礎之上,試圖在政府、企業(yè)以及民間交往等不同層面提出對策建議,以期進一步推動中韓文化交流的深入開展。

一、中韓文化交流現(xiàn)狀

中韓文化交流有著悠久的歷史,雙方都有古老的文明和豐富的文化遺產,通過相互間的頻繁的交流而取得許多優(yōu)秀的成果。在歷史上,兩國屬于一個文化圈,具有相近的價值觀、倫理觀和文化理念,這正是長期文化交流的結果,我們要加以珍惜。

近些年來,“韓流”在中國、“漢風”在韓國盛行,對兩國人民的生活影響很大,原因之一可能是歷史上形成的思想文化的某種同質性為人民之間的相互理解提供了有利條件?,F(xiàn)在中韓兩國文化交流在大眾文化的普及方面取得很大成效,特別是電視、電影、音樂等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相比之下,在精英文化、學術研究領域內的交流則做得不夠,需要大力加強,因為只有深入了解一個民族的精神文明中的深層因素之后,才能真正理解這個民族賴以存在和發(fā)展的精神支柱,使人民間的相互理解達到更高的水平。

二、加強中韓文化交流對策和建議

(一)中韓兩國交往的歷史之久,其間由于政治原因,兩國經歷了近半個世紀的相互敵視和隔絕狀態(tài),盡管 1992 年中韓再次實現(xiàn)關系正?;?,但由于恢復交往時間不長,兩國民眾之間還缺乏相互了解,在歷史、文化、領土、政治、經濟利益等問題上存在誤解和分歧是不可避免的。

1.對于這些誤解和分歧,兩國政府必須在尊重歷史和現(xiàn)實的基礎上,確定正確的政策基調。對于近年來韓國國內學術界以及部分網(wǎng)民、民間團體等關于高句麗歷史問題和所謂的間島領土問題等種種爭端,韓國政府基本保持尊重事實的態(tài)度和立場,有效避免了民族主義情緒的再度升級。隨著中韓兩國交流的不斷深入,難免還會出現(xiàn)新的問題和矛盾。雙方應繼續(xù)本著相互尊重、的精神,互信互利,實現(xiàn)合作共贏。

2.為了消除中韓兩國間的種種誤解,不僅要協(xié)調好中韓兩國政治關系,加強經濟合作,還要積極利用文化的力量,大力開展兩國間的文化交流活動。中韓兩國應加強對對方國情、文化、習俗等方面的研究和成果普及工作,對民間交流進行指導,努力辦好2012 韓國訪問年”。

3.兩國政府應加強溝通和交流,使韓國政府認識到中國的經濟發(fā)展不僅僅是中國自身的發(fā)展問題,而且也對韓國經濟發(fā)展產生極大的促進作用,近年來,韓國事實上已成為中國經濟迅速發(fā)展的最大受益者。在文化交流領域,韓國政府應進一步推動文化多元化,適當開放國內市場,引進中國一些現(xiàn)實題材的優(yōu)秀作品,加深韓國民眾對于中國現(xiàn)實生活的了解。

(二) 推動中國文化產業(yè)的發(fā)展,深化中韓文化交流

中韓文化貿易發(fā)展不均衡的現(xiàn)狀,導致中韓兩國文化交流的不對等,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韓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廣度,也反映出發(fā)展中國文化產業(yè)的緊迫性。

1.向韓國學習文化產業(yè)發(fā)展經驗。目前,韓國的文化產業(yè)發(fā)展已走在中國前面。中韓兩國有著共同的文化傳統(tǒng),在文化產業(yè)發(fā)展方面,也有相通之處,研究、學習和借鑒韓國文化產業(yè)的發(fā)展經驗,無疑有利于推動我國文化產業(yè)的發(fā)展,而且向韓國學習文化產業(yè)發(fā)展經驗的過程本身就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徑。

2.必須在思想意識上改變對傳統(tǒng)文化以及文化商品化的態(tài)度。長期以來中國對于傳統(tǒng)文化重視不夠,中國打開對外開放的大門之后,各種外國文化蜂擁而入,占領中國文化市場。在中國人的意識當中,文化與生意是兩個領域的問題,沒有認識到文化商品化的重要性,中國必須高度重視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并融合其他先進文化,加強自身品牌建設,以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產品打入韓國市場。

3.加大政府對文化產業(yè)的扶持力度。政府應提供優(yōu)惠的稅收、補貼政策,支持有實力的企業(yè)在韓國建立文化產業(yè)基地,鼓勵中小文化企業(yè)與韓國企業(yè)合作出口,推動不同層次的文化企業(yè)走出去,發(fā)展壯大我國的文化產業(yè)。政府還應利用金融危機背景下海外人才回流的有利時機,吸引了解國際文化市場運作的專業(yè)人才,推廣中國的文化產品。同時,設置高層次教育機構,培養(yǎng)優(yōu)秀文化藝術人才,為中國文化產業(yè)發(fā)展儲備力量。

( 三) 推動中韓民間文化交流,減少誤解和分歧

中韓兩國建交初期,雙方交流以政府為主導,官民并舉。在兩國文化主管部門通力合作下,雙方的交流由官方主導擴大到民間,中韓兩國應從下述方面著手,不斷提高文化交流水平和質量。

1.加強中韓學術界和媒體間的交流與合作,避免學術問題政治化和媒體歪曲、誤導的傾向。中韓兩國之間在政治、經濟、軍事、邊界等問題上不存在嚴重的分歧,但在學術領域還存在有意無意的學術分歧政治化的傾向。中韓兩國媒體間的交流也十分必要,應通過交流增加對彼此的了解,盡可能按照事實及早糾正毫無依據(jù)的虛假新聞和因相互了解不夠而出現(xiàn)歪曲報道,特別需要通過韓國媒體讓韓國民眾了解中國的政治制度和良好的發(fā)展形勢,減少不必要的誤解,消除敵對情緒。

2.重視青少年間的交流,加強雙方理解和信任。中韓兩國民眾間的敵對情緒,很大一部分是通過網(wǎng)絡,在年輕人當中傳播的。雙方應根據(jù)年輕人的特點共同組織豐富多彩的聯(lián)誼活動,建立多種多樣的溝通和聯(lián)系方式,以加強兩國青少年之間的相互理解和信任。相互派遣留學生也是加強溝通和交流的一個重要而有效地途徑。

3.推動中韓旅游事業(yè)合作發(fā)展,增加普通民眾相互了解的機會。中韓兩國地理位置相鄰,文化源遠流長。近年來隨著兩國文化交流的增多,受“韓流”與“漢風”的影響,雙方出境旅游人數(shù)逐年增加。中國的長白山、山東的儒家文化發(fā)祥地是初到中國的韓國旅游觀光者必訪之地。兩國政府應進一步采取促進中韓旅游業(yè)發(fā)展的政策和措施,組織觀光交流會,宣傳旅游產品,積極創(chuàng)造條件開拓雙方旅游市場,增進中韓兩國普通民眾之間的互訪和交流。

總之,近年來盡管中韓兩國關系受到歷史問題、政治、經濟、民間民族主義情緒蔓延等問題的困擾,但本著“尊重獨特性,擴大共同性”的原則,兩國文化交流總體上呈現(xiàn)出良好的發(fā)展態(tài)勢。今年是“中國訪問年”和上海世博會舉辦之年,2012 年是“韓國訪問年”和麗水世博會舉辦之年。中韓兩國將以此為契機,加強文化交流與務實合作,兩國人民之間的理解和友誼必將得到加深和鞏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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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促進經濟文化交流范文

關鍵詞:高職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課程模式

高職職業(yè)教育作為一種介于高等教育和中職教育之間的教育形式,對于社會發(fā)展和科技進步有著重要的意義和作用;高職教育為社會培養(yǎng)不同的職業(yè)崗位人才,隨著科學技術和經濟的不斷發(fā)展,眾多行業(yè)專業(yè)人才對于外語的使用逐漸成為走向世界的重要內容;例如,涉外旅游、電子商務、國際貿易等行業(yè),不僅要對于語言的掌握,而且更加需要對于外國文化的精通和理解;在經濟、科技全球化的發(fā)展進程中,加強高職學生的日常英語能力,培養(yǎng)高職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對于學生的未來發(fā)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培養(yǎng)高職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內容和意義

在我國經濟發(fā)展逐漸與世界經濟接軌的過程中,高職教育培養(yǎng)的應用型人才逐漸在對外技術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高職教育作為一種高等教育的輔教育模式,為了適應經濟發(fā)展,需要注重對外文化的培養(yǎng);對于對外文培養(yǎng)而言,本文主要從英語課程教育和對外文化教育的意義兩個角度出發(fā)進行闡述和分析。

(一)高職英語課程的教育

高職教育不論對于培養(yǎng)優(yōu)秀的技術型人才還是推動我國經濟發(fā)展都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fā)展,目前我國大多數(shù)高職院校學生的國外語言學習具有很大缺陷,特別是對于英語教育而言,高職教育的外語水平現(xiàn)狀岌岌可危,根據(jù)英語等級考試通過率的相關調查顯示,高職學校的英語等級通過率出現(xiàn)嚴重問題,為了能夠促進高職對外文化交際發(fā)展,如何突破英語教育瓶頸問題成為當前高職教育跨文化能力培養(yǎng)的重要內容;與普通高等院校相比,高職學院的生源英語水平較差,生源素質水平也是參差不齊,課堂教學效果更是不盡人意;因此,加強高職跨文化教育改革成為促進高職教學發(fā)展重要內容。

(二)跨文化交際對于高職學生的重要意義

英語作為一種國際通用語言,承擔著學生語言基礎能力訓練的重要任務,對于學生個人的成長和發(fā)展同樣具有重要意義;在此基礎上,大學英語和國外文化課程教學應該從學生的角度出發(fā),加強學生了解不同國家的文化習俗和人情習慣的能力,從而為促進文化交流和經濟發(fā)展做出貢獻。我國一直奉行對外開放的經濟、文化交流政策,本著“溫厚、智慧、交流”的原則進行對外交流,因此,要成功的實現(xiàn)跨文化交流和溝通,要求學生在具備一定的外語能力的基礎上,還要對國外的文化和風情具有敏銳的感覺和容忍,這樣的要求對于高職教育而言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yǎng)的課程模式

目前,很多高職院校對于非英語專業(yè)學生的教學只采取基礎性教學模式,很多高職院校沒有對《跨文化交際學》等方面的內容進行課程計劃,這樣的單一的教學模式對于中國很多學生而言缺乏情景訓練,不能夠培養(yǎng)學生對外交際和交流的能力,面對這樣的教學窘境,如何讓學生在外語課程學習的過程中,提高語言學習和文化學習的能力,培養(yǎng)學生跨文化交流的意識和能力成為高職教育發(fā)展的重要內容。

(一)培養(yǎng)學生跨文化意識,促進母語和非母語的綜合性學習

跨文化交際不僅是指不同的語言交流,而且是在語言交流的基礎上進行文化的交流和分享;高職英語課程教育從教學模式上存在弊端,因此,加強高職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yǎng)要從語言和文化兩個方面入手,將母語和英語進行有機的結合,將我國優(yōu)秀文化和國外的優(yōu)秀文化進行相互的研究和探索,從而提高國際文化的交流;此外,教師要在不同的教學課程中對學生進行語言引導和影視介紹,通過適當?shù)姆椒ㄅ囵B(yǎng)學生對于外國文化的興趣和愛好,提高學生對于外國文化的了解。

(二)創(chuàng)設情境模式,提高學生跨文化交語言能力

交際的重要方式是語言的溝通,因此高職跨文化交際能力的課程改革要從課程形式上進行創(chuàng)新,加強語境教學的重視程度;高職老師要積極通過影視、幻燈片等形式創(chuàng)建形象、真實的語言交際情境,為學生提供國外文化的教學氛圍,從而提高學生的對外文化交際能力;高職學校要積極利用多媒體網(wǎng)絡技術和外語學習平臺,為學生創(chuàng)造一個形象化、現(xiàn)場化、生活化的教學模式。

(三)充分利用網(wǎng)絡教學,提高對外文化交流

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fā)展,很多高職院校逐漸的建立了網(wǎng)絡教學的平臺,能夠進行語言類教學的交流,英語教學課程要充分利用這些網(wǎng)絡教學的優(yōu)勢,加強學生對于外國語言和文化的理解,提高綜合能力,與此同時,高職院校還要積極開展文化交流的活動,積極促進中外交流的機會,為促進對外文化的交際改革做出貢獻。高職對外文化交際教學模式的改革,要從英語教學和國外文化教學兩個方面進行,為了促進高職院校的文化教學模式,要積極開展“基礎認知+創(chuàng)新技能培訓”等模式改革,從課堂教學氛圍出發(fā),激發(fā)學生的外語學習興趣和對國外文化的理解,幫助學生了解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開拓學生的視野,提高高職學生的文化感知能力,全面發(fā)展文化素養(yǎng)和交際能力,為以后頻繁的國際文化交流做好準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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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顏靜蘭.外語教師跨文化交際能力的“缺口”與“補漏”[J].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43.

第4篇:促進經濟文化交流范文

[關鍵詞]跨文化交流;跨文化交流障礙;英語教學;文化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5918(2016)03-0159-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6.03.073 [本刊網(wǎng)址]http:∥

一、我國英語教學現(xiàn)狀

目前我國學生的普及外語為英語,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制訂了大學英語教育教學大綱,并據(jù)此統(tǒng)編了教材,1987年,四、六級考試開始在我國實施,這一系列工作對我國英語教學具有不容忽視的推動作用。幾十年以來我國不斷普及和推進英語教學,形形的英語教學方法和教材及各類參考資料在我國風靡,“英語經濟”應運而生。作為與世界交流的工具,我們這幾十年來的英語吸收是有效的: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敢于走出國門進行進一步的學習、深造,提升自我價值;我國順利加入WTO,奧運會申請成功,世博會的圓滿結束。這一切說明了我們對英語的傳播和吸收是成功的,這些成就的取得與我國積極推行英語教學進程是分不開的。由此可見,我國的英語教學對我國經濟社會的發(fā)展,國際化進程的推進起到了積極作用。

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與世界的交流也隨之深化,這對畢業(yè)生的英語運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調查研究表明,當前的英語教學遠遠無法滿足社會的需求和經濟的發(fā)展,很多畢業(yè)生在面對面與人交流時往往會出現(xiàn)交際失敗、交際不妥等情況。通過這些情況我們不難覺察我國的英語教學方法仍然有一些問題。長期以來在我國的英語教學中存在一套固有模式,他們沒有理解與英語相適應的文化,故無法用英語有效地交流,甚至還會因為文化錯誤導致跨文化交流的失敗即所謂的跨文化交流障礙。因此,我們的英語教學改革還任重而道遠。

二、我國英語教學中跨文化交流教育存在的問題分析

(一)傳統(tǒng)教學模式已無法滿足社會發(fā)展的需要

英語作為世界通用語言,其教學水平影響著對我國國際化進程的推進和社會的發(fā)展。我國的英語教學模式中“重知識,輕能力”的思想根深蒂固,教學的重點在于詞匯識記、語法結構講解、句式背誦等,旨在培養(yǎng)學生的聽說讀寫能力及應試水平。然而,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程度的不斷加深,蓬勃發(fā)展的中國經濟已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國際化程度不斷加強,與世界的交流不斷增加。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希望出國深造、留學。因此,我國對英語教學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對面的交流即口語學習成為人們的急切需求,而傳統(tǒng)的照本宣科、不注重語言背景及環(huán)境的應試教育已經無法滿足中國經濟發(fā)展和科技進步的要求。

(二)學生缺乏跨文化理解力

我國學生學習英語的流程大致相似,從音標識記、單詞識記、句子理解、語法結構練習再到寫作,按部就班、循序漸進。傳統(tǒng)的“聽、說、讀、寫”四會觀念深入人心,在這四會觀念的引導下,我國學生的英語學習上普遍表現(xiàn)出以教科書、教輔資料為主的特點。學生們大多認為,只要學好了聽、說、讀、寫其他的根據(jù)常識判斷就可以了。

然而常識不具有統(tǒng)一性的,常識是建立在文化的基礎上的,中國的本土文化與英美文化的天壤之別必然會體現(xiàn)在兩國語言習慣、思維方式上有所體現(xiàn)。因此,我們在維持原有教學模式的情況下,一味要求學生提高英語水平,有時會起到相反的效果。

因此,語言的學習應該關注語言背后的文化背景,在了解了文化背景的基礎上學語言,只有這樣,我們的所學的英語才能成為地道的英語,才能掃除跨文化交流障礙。

(三)教師的跨文化交流教育水平低

目前,我國大多數(shù)英語教師不能從固有的教育模式中解放出來,跨文化交流教育能力差,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

1.英語教師應試教育的思想根深蒂固。由于我國教育模式的固有缺陷,我國的英語教師大多被應試作為教學目標,認為語言教育就是語言本身,片面強調語言能力的培養(yǎng),忽視或根本無法發(fā)現(xiàn)語言的文化背景對語言教學的重要意義。

2.英語教師自身跨文化交際能力的缺乏。目前,我國大多數(shù)英語教師還沒有掌握或沒有系統(tǒng)的掌握語言跨文化交流的相關知識,對英語的文化背景知之甚少,缺乏跨文化理解力,自身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差。當然也就無法把英語的文化背景融入到教學中去,更談不上提高學生的跨文化理解力,促進學生將語言和文化有機的結合起來,形成跨文化交流能力。

三、跨文化交流障礙出現(xiàn)的原因剖析

跨文化交流障礙的存在是我國學生無法有效的進行跨文化交流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想通過英語教學方式方法的改革,提高學生的跨文化理解能力,使得學生能夠克服跨文化交流障礙、更好的使用英語,深入剖析跨文化交流障礙出現(xiàn)的原因就十分必要。那么導致跨文化交流障礙出現(xiàn)的原因主要有價值觀的不同和思維方式的差異,這些原因對我們的英語教學十分重要。

第5篇:促進經濟文化交流范文

在國外,歐洲自1983年開始就有“歐洲文化之都”(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的評選活動,用以推廣當選城市的文化及發(fā)展內容。而英國則是由文化傳媒體育部組織策劃每四年評選一次“英國文化之都”(UK City of Culture)。又比如,自2011年以來,法國巴黎市政府與法蘭西學院合作,每年與一個全球城市聯(lián)合,在兩個城市共同舉辦一系列跨文化活動以開展交流與對話,這些城市包括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2011)、德國的柏林(2012)和塞內加爾的達喀爾(2013)等。除此之外,巴黎市政府在2015年還特別強調以可持續(xù)發(fā)展路徑重塑巴黎作為歐洲城市與國際合作伙伴城市的關系,尤其是突出通過組織“歐洲日”和“巴黎歐洲”等推廣活動來喚起青年巴黎人對歐洲議題的關注。再比如,作為巴黎的友好城市,紐約在2016年啟動了“2016巴黎―紐約串聯(lián)”(2016 ParisNew York Tandem)活動,著力于加強兩個城市在藝術、戲劇、音樂及創(chuàng)意方面的交流和相互了解。

在國內,以城市為中心的對外文化交流活動是各個城市文化、外事及外宣工作中的重要部分。北京市在對外交流中持續(xù)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已成功打造“歡樂春節(jié)”“北京之夜”等文化活動品牌,其中“歡樂春節(jié)”活動已連續(xù)14年在3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舉辦。上海市則注重從產業(yè)出發(fā),鼓勵創(chuàng)意企業(yè)“引進來、走出去”,以交流帶動企業(yè)對接,形成了以產業(yè)驅動文化交流的模式。

南京市則在2002年提出“文化南京”戰(zhàn)略,并堅持把“以人為本”作為實施“文化南京”戰(zhàn)略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自2011年起,南京堅持打造“現(xiàn)代化國際性人文綠都”。南京持續(xù)開展國際交流的成效不斷凸顯,在新華社《t望東方周刊》組織的“中國城市國際形象調查活動”中,南京與成都的國際形象排名并列第三,僅次于上海、北京。

但縱觀國內外以城市為中心的對外文化交流活動,我們發(fā)現(xiàn),南京的對外文化交流在策劃、實施過程中,總體上還存在著一些問題。本文主要針對南京近年來開展的對外文化交流活動,探討文化交流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實施路徑,并就可持續(xù)發(fā)展模式的完善提出具體建議。

一、對外文化交流可持續(xù)發(fā)展概念的提出與闡釋

近年來,隨著國際經濟及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和深入,一個城市的對外文化交流能力已經成為評價城市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指標。各個城市的對外交流已經在長期實踐中形成了一整套非常具有城市特色的運作模式。這些模式各有所長,但總體來看,是否能培養(yǎng)出具有自發(fā)性、產業(yè)性和社會性的聚合力量,推動并實現(xiàn)對外交流的健康、有序和持續(xù)發(fā)展,應是考察以城市為基礎開展對外文化交流活動的重要切入點。

城市對外文化交流的自發(fā)性。主要體現(xiàn)在,對外文化交流的內容必須是從城市內部自發(fā)地生長出來,符合本地文化和社特點,同時又能符合國際推廣與傳播要求,能為國內外大眾所理解和接受。不能強制性、自上而下地去推廣和建設一些本地不具有的“特色文化”,而對本土文化的特色和需求不加重視。尤其是對于政府職能部門而言,必須從對外文化交流的內容生產上確保議題設置、輿論引導的精準性和面向國外一般受眾接受時的普遍性,要在這個平衡點上把握分寸,同時還要確保內容是從本土文化中自然而然生長出來的,符合地區(qū)氣質,適合本地土壤。

城市對外文化交流的社會性。主要體現(xiàn)在,對外文化交流需要社會力量的參與、支持和凝聚。城市對外文化交流所呈現(xiàn)的對象,是物質的城市,也是抽象的歷史、文化,更是無處不在、無所不顯現(xiàn)的城市精神。這需要強而有力的政府,富而知禮的群眾,更需要無數(shù)社會主體的聚力。在當前全球化形勢下,對外文化交流已成為一項系統(tǒng)工程,如何激發(fā)非政府組織、媒體、智庫、民間機構、文化團體、社交平臺和公眾等社會主體參與到文化交流中來,需要自下而上地動員社會力量,尤其是青年的力量參與推動城市對外文化交流,創(chuàng)造對外文化交流的廣闊空間。

城市對外文化交流的產業(yè)性。主要體現(xiàn)在,對外文化交流的驅動力在于產業(yè)。產業(yè)必須要參與到文化生產的過程中來,甚至成為文化交流的主力軍和主要方式。文化交流必須依托于具體的項目,并能在項目執(zhí)行和操作的過程中,固化成文化產品。只有經得起市場檢驗的文化產品,才可能是有傳播效力的文化承載物。僅僅以媒體為載體的展示性、宣傳性、走馬觀花、交流感情型的對外文化交流活動無法形成文化交流的持續(xù)性,同時還會造成文化的“空心化”;靈機一動的選題,臨時搭班的組團,匆忙尋覓的伙伴,造成的是不具品牌內涵,更不具國際競爭力的文化游擊隊,且勿論能產生任何深遠、持久的國際影響力和城市美譽度。

二、對外文化交流可持續(xù)發(fā)展面臨的問題與原因

對外文化交流對于推動經濟發(fā)展、促進中外文化理解和提升南京的國際知名度和影響力,是一個很有效的抓手,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在調研中,我們認為,如何利用已有的歷史文化資源,通過創(chuàng)新性的途徑和方式,促進城市品牌形象的傳播和推廣,關鍵在于要解決對外文化交流中遇到的“名不符實”“路徑單一”和“短期效應”三大難題,形成一條涵蓋內容生產、參與主體和項目運營的系統(tǒng)化路徑,從而推動南京城市對外文化交流活動的可持續(xù)化發(fā)展。

(一)“名不符實”問題:對外交流中存在內容生產與受眾需求的不適應性,缺乏精準到位的內容策劃

對外文化交流的成效從根本意義上講,取決于內容。南京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底蘊深厚,但南京留給公眾的卻是一種特色不濃、個性不突出的城市文化形象。我們認為,這是由于在對外文化交流時,文化產品開發(fā)過程中對文化消費者的重視不夠,造成了文化交流中內容生產與受眾需求的嚴重脫節(jié),使得文化交流效果并不顯著。在對外文化交流中,最重要的是意義的表達。而意義的表達需要物質符號載體來傳達。本土文化是具有排他性的,具有自身所獨有的符號系統(tǒng),文化交流過程中如果沒有轉換成外界可以接受的符號體系,這種意義的傳達就會失敗,更不可能產生持續(xù)性效果。因此,在文化“走出去”的過程中,不以受眾為導向生產內容、開展交流,就會導致對外文化交流活動無法真正地“走進去”,造成對外交流效果的不可持續(xù)性。

(二)“路徑單一”問題:對外交流中存在政府“包打天下”的主體單一性,缺乏自發(fā)主動參與的社會主體

歐洲國家很早就開啟了對外文化交流活動,并且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其中非政府組織在這些國家的對外文化交流中發(fā)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法國的“法語聯(lián)盟”、德國最具實力的文化機構“歌德學院”、英國最大的國際文化交流組織英國文化協(xié)會都是各自國家具有強大力量的非政府組織。很多國家在對外文化交流中注重調動社會各界的力量,將高校、企業(yè)、藝術機構、媒體等社會主體緊密結合。南京市在對外文化交流的很多項目中已經開始探索新模式,注重由“政府主辦”向“政府主導”轉變:從主要依靠政府力量,轉向更加重視發(fā)揮民間組織和渠道的作用,著力提高參與度。比如2009年立的“雙百”品牌,即百家對外文化交流基地和百家對外文化交流使者評選,通過統(tǒng)籌國內與國外、官方與民間等資源,大力開展公共外交。但需要指出的是,政府是文化發(fā)展和管理的主體,而目前政府職能尚未能完全從“辦文化”向“管文化”轉變。其他非政府組織或者單位還不能充分發(fā)揮作用,造成項目進行時資金、人力等資源經常出現(xiàn)匱乏的現(xiàn)象。

(三)“短期效應”問題:項目生命周期短暫,缺乏形成以品牌為目標的系統(tǒng)化運作

繼2015 年成功舉辦米蘭世博會“南京周”活動后,南京市委市政府決定在“十三五”期間,每年選擇一個世界知名城市,舉辦“南京周”系列活動,推動南京文化、創(chuàng)意和南京企業(yè)走出去,呈現(xiàn)有品質、有溫度的南京故事,提升南京國際知名度和城市美譽度。然而,之前所指出的僅僅以媒體為載體的展示性、宣傳性、走馬觀花、交流感情型的對外文化交流活動,在南京的對外文化交流活動中依然存在。南京市不少文化交流項目在國內外開展時,能在當時引起一定的轟動效應,成為人們一時談論的重要話題;但是活動結束后,影響力較難持續(xù)。這是由于項目運作缺少可持續(xù)發(fā)展戰(zhàn)略,缺少品牌的固化和產業(yè)的催化。類似的項目對某個特定國家或地區(qū)的民眾來說,不構成持續(xù)的影響力,不足以形成深刻記憶或者品牌效應,交流的長期效果不能保證。

三、對外文化交流可持續(xù)發(fā)展路徑的探索與建議

對外文化交流是參與國際文化競爭,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手段,但是對外文化交流的實效如何,從根本意義上講,取決于可持續(xù)發(fā)展能否實現(xiàn)。近年來,南京市委外宣辦通過開展朝天宮裝置藝術展、國際設計師駐地計劃、中意畫家交流、中英云錦交流等一系列駐地計劃活動,在破解對外文化交流可持續(xù)發(fā)展所面臨的難題和困境方面進行探索嘗試,梳理總結了對外文化交流可持續(xù)發(fā)展實現(xiàn)路徑。

(一)構建“國際化、現(xiàn)代化”的傳統(tǒng)文化表達“語境”,將本土文化與全球視野相結合

傳統(tǒng)文化的“國際化”表達,就是在對外文化交流中要注意考慮國外受眾實際,盡量做到“中餐西做”“中國故事,國際表達”,促使中國傳統(tǒng)文化以多樣化的話語表達與外國受眾無縫連接、全面貼近,使之更好地理解接受中國文化。傳統(tǒng)文化的“現(xiàn)代化”表達,就是創(chuàng)新文化的表現(xiàn)形式,把最新科學技術成果主動融入文化表達中,利用技術手段增強文化感染力,提升文化傳播力,充分展示中華文化魅力。

在2016年10月舉行的第七屆南京歷史文化名城博覽會前夕,南京市委外宣辦邀請國內外設計師駐地中外市長論壇舉辦地――朝天宮,以實現(xiàn)歷史文化的時代表達、中華文化的國際表達為主旨,創(chuàng)作了“浮閣”“宮影”兩大藝術裝置?!案¢w”將絲綢、榫卯、云錦、金箔等非遺元素通過當代藝術形式重新呈現(xiàn),裝置整體在展示中國傳統(tǒng)建筑木結構柔性美麗的同時,與現(xiàn)代建筑極簡意味進行了有機融合,金箔門釘方陣則呈現(xiàn)了精美的南京金箔非遺工藝。“宮影”以“窗格”和“萬花筒”為靈感,裝置選取朝天宮、天妃宮、靜海寺等“一帶一路”相關的歷史建筑細節(jié),以萬花筒視角幻化出斑斕視覺效果,由亞克力材質制成大成殿窗格圍合形成光影走廊。

從此案例可以看到,要想實現(xiàn)文化交流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本土文化與全球化觀念的融合十分重要。對外文化交流還包括將國際元素融入本土文化,在該過程中,許多流入的文化元素經過綜合和嵌入過程,在新的本土語境中獲得轉型。不同文化元素的本土碰撞創(chuàng)造了一種新的文化形態(tài)、生活方式、表現(xiàn)方式,文化的流動并不是單純的征服與被征服的關系,而是相互影響、相互塑造,這種創(chuàng)意性融合為本土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因此,在全球化語境下,文化輸出不僅要在物理層面上“走出去”,更要在效果層面上“走出去”。

(二)構建“社會發(fā)起、政府跟投”的“精準自動化”活動組織模式,將政府與社會多種力量相結合

在這里,“精準自動化”特指政府與社會主體共同參與、分工不同的聯(lián)動模式?!吧鐣l(fā)起”是“精準自動化”組織模式的起點,依靠民間、社會力量自主地產生交流動議,拓展對外文化交流的空間。“政府跟投”是“精準自動化”組織模式的支撐,積極參與和支持由社會主體發(fā)起的對外文化交流,最大限度地形成政府與社會的合力。

2015年以來,南京市委外宣辦支持了由南京大學藝術研究院發(fā)起的“跨越邊界:中意文化藝術交流活動”以及由賀福傳媒公司發(fā)起的“蘇格蘭云錦:中英云錦設計交流活動”,實踐了“精準自動化”組織模式。中意文化藝術交流活動以“政府-高校-藝術機構”三方合作模式開展,市委外宣辦負責整合資源,統(tǒng)籌協(xié)調;南京大學藝術研究院負責邀請意大利藝術家來寧駐地采風創(chuàng)作,安排與南京本地藝術家、學者、學生及老百姓進行交流互動,以及活動傳播推廣及后續(xù)延展;方山藝術營負責具體承接意大利藝術家駐地。中英云錦設計交流活動則以“政府-傳媒公司-文化機構”三方合作模式開展,市委外宣辦同樣負責整合資源,統(tǒng)籌協(xié)調;賀福傳媒負責邀請英國設計師來寧駐地創(chuàng)作及在英國定制云錦禮服,并對該活動在中英兩地開展的全過程進行跟拍、記錄并剪輯制作非遺主題紀錄片《蘇格蘭云錦》,還有傳播推廣及后續(xù)延展;云錦研究所則負責具體承接駐地,組織中外設計師共同創(chuàng)作交流。

從此案例可以看到,對外文化交流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通過建立有效的組織模式,調動社會各方力量的廣泛參與就顯得極其重要。這也提出了加強規(guī)劃和頂層設計的迫切任務?;谠O置議題、引導輿論的考慮,在政府參與的對外文化交流實踐中,我們必須始終堅持“政府主導”原則。但是堅持“政府主導”原則,并不意味著完全由政府出面懟鞍打天下”,導致過于濃厚的官方色彩,反而容易使文化的對外傳播效果大打折扣。因此,我們應進一步淡化官方立場,更多地聯(lián)合社會主體,采取商業(yè)往來、民間友好交往、高校學術交流等形式,協(xié)同推進中華文化的對外傳播。

(三)構建“交流在前,產業(yè)跟進”的“兼容”發(fā)展機制,將文化交流與產業(yè)發(fā)展相結合

對外文化交流的可持續(xù)性還要靠具體項目運營過程中統(tǒng)籌文化交流與產業(yè)發(fā)展的系統(tǒng)路徑。文化產業(yè)具有文化屬性,要進行文化產品生產;文化產業(yè)又有經濟屬性,要進行文化輸出獲取利潤。因而,文化產業(yè)一頭連著文化產品,一頭連著文化輸出,可以說,是對外文化交流的動力之源。其實,文化交流與產業(yè)發(fā)展是互為支撐關系。文化產業(yè)為文化交流提供內容和資金支撐,體現(xiàn)在提供大量富有創(chuàng)意的文化產品,以及將所獲得利潤轉換成經費支持;文化交流則主要為文化產業(yè)提供信息支撐,包括市場需求信息、創(chuàng)意理念信息和不同民族的審美習慣信息等。

第6篇:促進經濟文化交流范文

一、ECFA后簽署兩岸文化合作協(xié)議的議題已提上日程

主政3年多來,兩岸關系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大突破大發(fā)展,昔日劍拔弩張的臺海緊張氣氛已為今日熱絡的“大三通”所取代,初步步上和平發(fā)展的軌道。隨著ECFA的簽署并于今年1月1日正式生效,兩岸經貿關系實現(xiàn)了質的飛躍,進入了機制化發(fā)展的新階段。

后ECFA時期,人們不約而同地將兩岸關系下一個發(fā)展重點指向了文教交流與合作。這一是因為ECFA確立了兩岸經貿關系發(fā)展的大框架,雖然后續(xù)還有許多工作要做,還有許多阻力有待克服,但畢竟已邁出關鍵步伐,翻開新的篇章。二是因為兩岸政治談判問題受制于島內政局、國際因素及大陸內部因素等,一時尚難以提上議事日程。故相比較而言,文化議題的爭議性不大,可深可淺、可大可小,是可以著力的領域。更為重要的是,文化交流扮演著連接情感、溝通思想、凝聚認同、彌合分歧、重建共同記憶的基礎性作用,“經貿與文化是連接兩岸的兩大橋梁,缺一不可”,在全球金融風暴下的此刻,當重新審視兩岸關系的未來時,“我們意識到兩岸關系是否能持續(xù)且長遠地發(fā)展,是否能在不遠的未來產生實質性的更大突破,文化平臺上的溝通、往來與融合是問題解答的一個關鍵所在?!?/p>

臺方最早提出商簽文化交流協(xié)議的事,得到大陸的積極回應,但后來臺方又縮了回去,對商簽文化協(xié)議一事踩了急剎車。2010年9月,臺“中華文化總會”會長劉兆玄表示:“兩岸間文化合作還需要時間討論,需要積累經驗,因為文化范疇比經濟更廣泛,談出架構協(xié)議不容易”。2011年1月臺“文建會主委”盛治仁聲稱,目前不需要簽署兩岸文化交流協(xié)議,“傾向于從個別議題人手,自然形成交流機制”。臺“教育部長”楊朝祥建議兩岸簽署教育ECFA。今年6月1日,劉兆玄再次表示應先搞交流,“由易而難,累積經驗,發(fā)覺問題,再坐下來談,有需要時再簽,這樣比較有完整性”。由此可見,兩岸均認為應加強文化交流,但對于是否應開始商簽文化合作協(xié)議缺少共識,時機尚不成熟。

不論簽或不簽,兩岸對于總書記所說的“推動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邁上范圍更廣、層次更高的新臺階”,和孫亞夫副主任提出的“不斷為商簽兩岸文教協(xié)議積累共識、創(chuàng)造條件”的建議,應無異議。

二、兩岸文化交流合作協(xié)議可粗可細

兩岸文化協(xié)議之所以難簽,除了時機條件因素外,可能與文化議題“范疇比經濟更廣泛”、更為龐雜、也因而更難簽有關。如果說經濟層面的交流主要是為了實現(xiàn)兩岸經濟資源最佳配置、創(chuàng)造最大的互惠利基、滿足經濟發(fā)展的迫切需要,那么,文化交流則兼有溝通觀念、密切情感、增進共同認同、滿足人們精神需要的多重作用,是一個細水長流的工程,重要但不急切。

廣義的文化形態(tài)似乎可以分為三個面向,即觀念的、行業(yè)的和產業(yè)的。觀念形態(tài)的文化特指人們的意識形態(tài)和價值觀,體現(xiàn)為各種各樣的理論、學說、主張及根據(jù)這些觀念設立的制度規(guī)范等,它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暨生產生活方式在觀念及法制上的反映,對人們的社會存在具有指導作用。行業(yè)形態(tài)的文化指的是從事精神文明活動、服務于精神文明建設或與文化事業(yè)有關的社會職能部門,例如教育、科技、文藝、宗教、體育、衛(wèi)生、出版、傳媒等界別。產業(yè)形態(tài)的文化就是文化的產業(yè)化,泛指通過設計制造銷售文化產品來贏利的國民經濟部門。

文化的龐雜性決定了它不太容易談成一個一攬子的綜合文化協(xié)議,特別是在兩岸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存在較大差距的情況下更是如此。例如:人們很難簽訂一個規(guī)范觀念交流的文化協(xié)議,因為觀念是附著于人的頭腦之中的,無處不在,只要有人的接觸交往,有事的交流合作,就會有觀念的自然溝通、碰撞與相互影響,不需要也沒必要用一紙協(xié)議來規(guī)范觀念的交流。再如文化行業(yè)和文化產業(yè)也是千頭萬緒,短期內難以理出思路來。

但這并不是說兩岸不能也不需要簽文化交流合作協(xié)議。畢竟協(xié)議可以是宏觀抽象的原則,也可以是微觀具體的規(guī)定;可以提綱挈領,也可以像實施細則一樣面面俱到;ECFA就是關于兩岸經濟合作的框架協(xié)議(臺方稱為“經濟合作架構協(xié)議”)。兩岸文化合作協(xié)議不是能不能簽,而是愿不愿簽及何時簽的問題。臺方認為目前商簽時機不成熟,兩岸先就具體的文化行業(yè)和文化產業(yè)商簽交流合作協(xié)議也無不可,例如有關方面提出的商簽教育EC―FA、影視ECFA、出版?zhèn)髅紼CFA等。

三、從具體議題入手加強文化交流合作

事實上,兩岸文化交流合作一直秉持“先易后難、先個別后一般”的規(guī)律在推進。例如:早在執(zhí)政時召開的國共第三屆經貿文化論壇,即提出了“積極促進兩岸教育交流與合作”的7項建議。2009年執(zhí)政后召開的第五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提出6大類29項“共同建議”中,促進兩岸文教、文創(chuàng)產業(yè)和新聞交流等的內容就占了5大類26項。兩岸簽署ECFA后召開的第六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提出的22項“共同建議”中有10項涉及兩岸文教交流合作的內容,均為具體議題。

這些議題包括:促進兩岸合作編纂中華語文工具書;鼓勵和支持兩岸青少年參加形式多樣的交流活動;加快推動兩岸學歷學位互認、兩岸學生互至對岸學習研修,促進建立兩岸高院相互招生的聯(lián)系與協(xié)調機制,建立兩岸學歷學位證件查驗及作業(yè)平臺;促進兩岸體育交流合作,加強兩岸奧委會、單項協(xié)會和各類體育組織及專業(yè)人員的交流;建立出版物交流合作規(guī)范,擴大出版物貿易和版權貿易;盡快實現(xiàn)兩岸媒體互設常駐機構,支持制定促進新聞交流與媒體合作的政策;完善兩岸廣播、影視、出版等業(yè)界溝通對話機制,加強兩岸文創(chuàng)、數(shù)字內容、音樂產業(yè)的交流合作,支持制定規(guī)劃及相關政策;推動落實兩岸知識產權保護合作協(xié)議等。

幾年來特別是重新執(zhí)政后,經過努力,上述建議內容有許多已取得積極進展。例如:兩岸文學藝術類的交流更加活躍,兩岸教育交流取得突破(大陸宣布給臺生以等同于陸生的平等待遇,臺方承認41所大陸大學學歷并開放陸生入臺就學),兩岸體育健兒共同參加一些大型比賽,兩岸故宮達成合作協(xié)議,共同舉辦文物展覽、合拍影視劇、合作出版圖書音像作品,啟動合作編纂中華語文工具書,共同推動商簽智慧財產權保護協(xié)議等。

目前,兩岸應重點就雙方都有共識且都感需要的教育、新聞傳媒和文創(chuàng)產業(yè)的交流邁出更加堅實的步伐。

文化與教育相伴而生,相隨而長,文化給教育以社會價值,教育給文化以生機活力。兩岸文化教育事業(yè)的進步需要交流,兩岸關系發(fā)展需要來自文教交流的動力,更需要強有力的文化認同、民族認同的支撐。開展兩岸文教交

流合作,對推動兩岸關系發(fā)展具有基礎性、全局性、長遠性的重要作用。目前兩岸教育交流距離兩岸關系和平發(fā)展的需要還差得很遠,因此,推進兩岸文化交流合作必須繼續(xù)在教育交流合作上下大功夫。

新聞傳媒扮演著溝通兩岸信息、傳遞兩岸民意、增進兩岸理解的重要角色,在兩岸文化交流中發(fā)揮先頭部隊和鋪路搭橋的作用,不可或缺。重新執(zhí)政以來,兩岸交流取得極大進展,但在新聞傳媒部分卻進展有限,或“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表現(xiàn)在兩岸的報刊、電視、網(wǎng)絡、記者駐點等仍被限制,“影響所及,主觀,偏頗,甚至預設立場的新聞報導不但局限了兩岸人民之間的信賴與解,嚴重推遲了兩岸‘終極和解’的時間表,也給了根本就不希望兩岸和解的‘有心人士’可乘之機?!?/p>

除外,兩岸文創(chuàng)產業(yè)發(fā)展各有長短,大陸有深厚豐富的文化資源、功底扎實的藝術專業(yè)人才、廣闊的市場及強有力的政府支持,但文化產品的質量、文化服務的多樣性和完善程度還不能滿足市場的需求,文化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還較弱,在創(chuàng)意設計、技術研發(fā)、自主知識產權和品牌等方面存在諸多不足;而臺灣文化產業(yè)起步較早,在創(chuàng)意、研發(fā)、營銷及品牌經營方面具備相當?shù)膬?yōu)勢和基礎,但在人財物特別是市場方面不如大陸。因此,兩岸在文創(chuàng)產業(yè)方面的合作完全具有優(yōu)勢互補、互惠雙贏的可能。

四、正視兩岸在觀念文化形態(tài)上的差異

毋庸置疑,兩岸文化形態(tài)系出同門,均具有鮮明的中華文化的特色。例如:兩岸人民都以漢族為主體,兩岸語言文字相同,飲食服飾、風俗習慣、、倫理道德觀念等也大體相同。尤須指出的是,臺灣自1945年光復后,在政治上居統(tǒng)治地位的主要是從大陸去的中國及其政權,教育上占主導地位的仍是以儒家學說為代表的中華傳統(tǒng)文化,民間仍然保持著濃厚的中華民族習俗,上世紀60年代末推動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對中華文化的整理保護與宣傳做出很大貢獻。這些不僅使中華文化在臺灣根深葉茂,也使之內涵得到極大豐富和發(fā)展。

正因為如此,兩岸均認同:“中華民族能歷五千年而不墜,端賴優(yōu)秀文化的維系?!辈┐缶畹闹腥A文化“是維系全體中國人的精神紐帶”,“是全體中國人的共同驕傲和精神支柱”和“兩岸交流的基礎”,也是“兩岸真正的最大公約數(shù)”。

但另一方面也應看到,由于地理環(huán)境場所、歷史經歷等有所不同,中華文化在臺灣已形成融海島文化、移民文化、外來文化和西方文化于一體的自身特色。例如:崇尚自由開放,接受外來事物較快;尊重多元、包容不同、勇于創(chuàng)新,重視將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文化相結合;重友情講義氣,信奉“愛拼才會贏”;政治上效法歐美的政黨政治、三權分立與普選制;經濟上實行外向型的市場導向的自由競爭機制;社會治理向西方看齊,“公民”文化、志工文化及大眾消費文化較為發(fā)達等。兩岸在制度文化和觀念文化上存在著很大的差距。

尤需指出的是,兩岸關系近百年的疏離和60多年的政治敵對以及受國際冷戰(zhàn)格局的影響,近代分別走上不同的發(fā)展道路,深深影響了兩岸民眾的民族情感,甚至造成了政治、身份認同的對立與統(tǒng)“獨”對立,不僅給兩岸關系的深入發(fā)展造成阻力,也成為影響兩岸建立政治互信的深層次原因。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兩岸交流最艱難的障礙也在于文化”凹,簽署文化協(xié)議、深化兩岸的文化交流合作確有其必要性和緊迫性。

還需指出的是,決定一種文化形態(tài)本質特征的是民族和人,而不是其它。因為文化與民族不可分,文化“孕育著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創(chuàng)造力”。兩岸中華文化的不同特色并非兩岸文化的本質區(qū)別,中華文化本身就是中華各民族融合、繼承傳統(tǒng)、不斷演化、自行發(fā)展并與外來文化相互影響下的結晶。

五、對待文化差異應從大處著眼、換位思考

由上述可知,兩岸文化均屬于中華文化體質、大同小異,需要探討的是:兩岸究應如何對待彼此的文化差異?經驗表明,文化相同有助于兩岸走近,文化差異又提醒兩岸保持距離,其結果造成一種不遠不近、若即若離、欲近還離的混沌關系,不利于兩岸關系的持久和平發(fā)展。

臺灣因為自身的局限性,希望在經濟上擁抱大陸,借助大陸求發(fā)展,但在文化上則自視“優(yōu)越”,自認“唯有臺灣,最有條件成為中華文化的領航者”,“臺灣經驗應可作為中國大陸未來發(fā)展的借鏡”。大陸政策的實質,就是要以臺灣模式引領大陸發(fā)展,促使大陸和平演變,在此之前維持兩岸“不統(tǒng)不獨不武”的現(xiàn)狀。

大陸的既定目標是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本世紀中葉擠入中等發(fā)達國家的行列,為此,希望先從經濟文化入手進行自身的建設與兩岸的交流融合,最終實現(xiàn)大中華的政治整合。因此,大陸對于臺灣利用兩岸關系和平發(fā)展搞政經分離和文化滲透的做法頗為敏感,對臺灣追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來對付中國大陸感覺不爽并保持一定的警惕。

筆者認為,目前雙方立場之形成可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均有可理解之處。臺灣自視文化發(fā)展優(yōu)越于大陸有其依據(jù),兩岸政治對立亦與制度觀念形態(tài)的文化差異直接關聯(lián)。大陸因幅員遼闊、歷史悠久、情況復雜、家底薄、發(fā)展不平衡等,不可能照搬臺灣經驗和西方發(fā)展模式亦很正常。要整合雙方的立場,使兩岸關系和平發(fā)展能夠良性循環(huán),關鍵在于端正態(tài)度、換位思考和明確共同的奮斗目標。假設雙方都能以民族復興為重,以民本(不是民粹)為宗,從實際出發(fā),相互理解,,取長補短,許多問題就不難解決或者可逐步解決。

從大陸方面來說,應該“以大事小以仁”,率先展示祖國大陸的博襟與中華民族延續(xù)五千年文明的自信,以海納百川的姿態(tài)尊重包容臺灣同胞的所思所想所為,承認臺灣同胞是中華民族在現(xiàn)代化道路上的先行者,視臺灣發(fā)展經驗為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虛心學習臺灣的先進之處,通過交流合作逐步化解臺灣同胞對祖國大陸的誤解和敵視,努力尋求重建兩岸共同的民族文化認同。

從臺灣方面來說,則應看到自身在自然條件、發(fā)展品質上存在著不足,看到臺灣的發(fā)展離不開大陸、兩岸關系唇齒相依、休戚與共;應理解大陸“大有大的難處”,近代史上同樣經歷內憂外患的“悲情”,走過發(fā)展的彎路,付出沉痛的代價,渴望民族振興、國強民富、再造中華文明的盛世輝煌,必須走出有中國特色的現(xiàn)代化發(fā)展之路;應明確兩岸人民只有同心協(xié)力才能完成振興中華的神圣使命,臺灣的持久和平發(fā)展繁榮只有在中華振興的大背景中才能實現(xiàn)和確保。

六、兩岸觀念文化的交流應嘗試“相向而行”

香港《大公報》的社評認為,兩岸關系的根本改善,千頭萬緒,離不開消除大陸與臺灣之間50多年的隔閡與不信任,離不開兩種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的和諧相處。這就需要中華文化春風化雨的滋潤和滴水穿石的工夫。以中華文化豐富的內涵和深邃的智慧,完全可以成為兩岸和平發(fā)展事業(yè)的動力和重要支撐。這

方面的交流合作,不僅有良好扎實的基礎,有民意民心的支持,也有寬和的政策環(huán)境,這些都將為兩岸和平發(fā)展軟實力的培育和壯大提供可行性,創(chuàng)造有利條件。筆者非常認同這種看法。

所謂“相向而行”就字面意義理解,是說對立的兩造應互以對方為目標向中行進靠攏。兩岸在價值觀上只有“相向而行”,才有可能最終實現(xiàn)互利互惠和合,才可能使兩岸關系永久走在和平發(fā)展、良性循環(huán)的軌道上。

首先,兩岸觀念文化交流“相向而行”應建立“三個明確”的共識,即:明確兩岸的歷史、地理、血緣、文化密不可分,兩岸人民都是炎黃子孫、中華兒女,臺灣與大陸都是兩岸同胞共有的家園,兩岸命運與共,誰也離不開誰;明確兩岸都屬于中華文化的范疇,兩岸都有傳承和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權利與義務;明確文化交流應秉持以人為本,以同胞為懷,以振興中華、再造中華文明盛世為宗旨。

其次,“相向而行”應確立循序漸進的低中高級目標。

――低級目標是,最大限度地尋找并建立兩岸在觀念文化上的公約數(shù),尋找并拓展共同話語,如以民為本、保護人權、完善民主、加強法治、懲惡揚善、平等相待、互利互惠、共創(chuàng)雙贏等。

――中級目標是求同化異,即在交流的基礎上增進了解和理解,進行換位思考,嘗試尊重、包容、借鑒乃至欣賞與自己不同的價值觀與思想行為方式,逐步縮小彼此在觀念和情感認同上的差距,化解并解決爭議。

――高級目標是追求和諧,即各種思想觀念生活方式和平共處,互相尊重,取長補短,自然選擇,進而在更高層次上達到兩岸文化的融合與再造,重現(xiàn)中華文明的輝煌盛世,為人類社會的現(xiàn)代化進程與文明進步,樹立新典范,作出新貢獻。

最后,應把握“五不”原則。即:1、不做傷害或有損于兩岸政治互信、傷害或有損于兩岸人民共同利益的事情;2、不搞兩岸社會制度、意識形態(tài)、價值觀念、生活方式乃至所謂的“核心利益”的對抗;3、不操之過急、拔苗助長;4、不惟已獨尊、固步自封、盲目否定和排斥一切與自己不同的文化形態(tài);5、不在交流中將自己的想法強加于人。換言之,在文化交流中應努力做到以誠相待、理性務實、互相尊重、、自然選擇。

七、結語

兩岸關系在經歷了近60年的冷戰(zhàn)對峙之后,終于在2008年迎來了和平發(fā)展的曙光,并在短短兩年的時間里取得了諸多歷史性的大突破。在實現(xiàn)“大三通”、簽署ECFA之后,進一步加強兩岸文教交流與合作的議題已被提上議事日程,成為現(xiàn)階段深化兩岸關系和平發(fā)展的必然選擇。

如果說文化是“民族的靈魂”,“兩岸交流歸根到底是人與人的交流”,“文化的交流要比其它任何領域的交流都更為深刻,更為長久”,那么,要確保兩岸關系和平發(fā)展、長治久安、良性循環(huán),就必須讓文化交流與經濟交流并重,讓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并重,將文化交流建設融合貫穿于和平發(fā)展的全過程,與振興中華同步。

第7篇:促進經濟文化交流范文

關鍵詞:蒙漢翻譯 文化交流 作用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5)10(c)-0210-02

語言與文化相互影響,共同作用于民族發(fā)展,因此,在各民族交往過程中,對語言的理解將成為推動民族文化發(fā)展的重要力量。伴隨著國家間經濟、政治等活動的日趨頻繁,不同民族與國家的文化滲透與交流得益于翻譯。翻譯作為不同語言相互轉換的重要手段,在民族交往與國家交流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文化背景以及用語習慣的不同,要求翻譯尊重文化的差異性,因此,在翻譯中,對于文化差異的正確理解和認知將決定翻譯的水準。蒙漢翻譯同樣需要尊重民族文化的差異性,因此,兩種語言的相互轉換實現(xiàn)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

1 蒙漢翻譯的民族文化特色

在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生活中形成的民俗,民風以及民情,構成了一個特有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不斷地被和建立,在未形成穩(wěn)固的生活區(qū)域之前,與歷史演變相攜。伴隨著民族與國家的發(fā)展,民族文化的日趨完善,為了互通有無,形成了貿易往來,在此過程中,語言的不通促使翻譯的出現(xiàn)。在跨文化翻譯中,注重民族文化特點,深入挖掘其內在的文化底蘊,對于文化交流以及經濟、政治等社會活動往來具有重要的意義。例如:我國的成語故事《掩耳盜鈴》,故事講述了一個偷盜的人看中了一家人門上的鈴鐺,想將它偷取過來,可鈴鐺在碰觸下會發(fā)出聲音,容易被人發(fā)現(xiàn),于是,這個偷盜的人就想出了一個辦法,掩住自己的耳朵,就不會聽到聲音了,可想而知,偷盜的人很快就被人抓住了。這個故事的告知,不要做愚蠢而自欺欺人的人。如果對歷史文化了解不夠深入,那么,很難得出故事背后深刻的寓意。在蒙漢翻譯中,譯者對于兩個不同民族的歷史典故、朝代更迭、生活習慣等的了解,將決定著譯文的欣賞性和研究價值。

2 蒙漢跨文化翻譯的意義

蒙漢跨文化翻譯在解決語言障礙的同時,也促使了不同民族文化間的相互交流。在人類語言形成之初,語言就與文化相互依存,這意味著語言的流通也將促使文化的交流。對于不同語言的翻譯,在增進文化交流的過程中,使得不同文化間產生的碰撞,這種碰撞容易激發(fā)人們對不同文化的深入研究,由此引發(fā)文化交流的日漸頻繁。在蒙漢文化交流中,翻譯發(fā)揮了積極的作用。從文化交流的意義上看,翻譯對不同語言的構成以及使用條件有了一個全面的闡述,在思維層次上向人們揭示了文化的差異性,同時內在的文化信息又向人們闡釋了一個民族的發(fā)展歷史以及深遠的民族文化,從而實現(xiàn)了文化的互通。

在蒙漢翻譯中,對于語義的表述以及語法構成的研究,將決定譯文的表述是否符合限定的文化背景[1]。例如:對于語法,從宏觀的角度出發(fā),譯者要從主語和主題兩個方面考慮譯文的組合。漢語對于動作的發(fā)出者或實施者賦予了決定的權利,所以,具有強烈的主導作用,因此,在蒙漢翻譯中,確定主語或主題,對于有效完成譯文翻譯具有重要的作用。

對于翻譯的文化意義,可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考慮。宏觀可從文化層次上進行分析,而微觀則是通過句子的構成來探究。在對語言的微觀意義研究上,可從通過四種方式表現(xiàn),即象形、映射、折射和暗示。我國對文字的運用手法極為豐富,人們在抒感、描寫事物以及闡述觀點的過程中,為了達到寫作的目的,通常會借助修辭手法加強表現(xiàn)效果,因此,在蒙漢翻譯中,對語言修辭手法的解讀將加強翻譯的感染力,從而使譯文更為生動。

3 蒙漢翻譯的文化傳播功能

在各民族與國家交往中,語言上的交流讓人們了解了彼此的生活習慣,文化背景以及風俗習慣等,從而使不同民族的文化得到了交流,在相互學習的過程中,促進了文化的進一步發(fā)展。蒙漢兩個民族很久以來就建立了友好的往來,在蒙漢交流的過程中,兩個民族語言上的互通對于社會活動的友好進行創(chuàng)造了條件。蒙古廣闊的草原賦予了那里的人們不畏艱難、積極進取、生態(tài)倫理的思想和民族精神,而漢族則以農耕為主,他們在耕作中收獲希望和幸福,對賦予他們生命的土地極其熱愛。在漢耕文化中,大儒思想讓人們懂得了順應農節(jié)耕作,才能有所收獲,這也體現(xiàn)出了順應自然發(fā)展規(guī)律的思想。在蒙漢翻譯的過程中,兩種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促使人們的價值觀、人生觀等發(fā)生了改變,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使得民族間的交流更為順暢,為建立良好的民族關系創(chuàng)造了條件[2]。蒙漢翻譯不僅是兩種語言上的交流,同時也是兩個不同民族文化上的交流,對于文化差異的認知,將決定翻譯的好壞,因此,在翻譯的過程中,要堅持“文化傳真”的原則,以構建良好的文化傳播橋梁,使蒙漢文化能夠相互影響,共同為民族發(fā)展貢獻力量。

3.1 文化的凝聚功能

在不同的文化領域,文化的凝聚功能使得不同的文化具有了相同的文化傳播主旨,通過對文化的凝聚使得民族間形成了和諧的發(fā)展氛圍,對維護民族穩(wěn)定以及社會發(fā)展具有積極的意義。民族間文化的傳播,使得文化不斷吸納新的事物,實現(xiàn)了文化的創(chuàng)新和豐富,在這一過程中,翻譯作為重要的交流工具,將推動文化傳播向著更為深遠的方向發(fā)展。從某種角度上看,翻譯不僅是語言的相互轉換,更是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傳真”,所以說,翻譯也是文化翻譯,也只有這樣,翻譯才算完成了真正的使命。

蒙漢兩個不同民族在社會發(fā)展與人類進步的過程中,建立了良好的民族關系,在社會活動交往過程中,翻譯有效地避免了兩民族文化差異造成的審美以及理解上的誤區(qū),進而突破了交流的瓶頸,使社會活動更為活躍。蒙漢翻譯將文化交流變得順暢,實現(xiàn)了不同民族在某以方面思想上的共通,所以,翻譯的凝聚功能對民族核心文化的交流發(fā)揮著尤為重要的作用。

3.2 文化教化功能

文化傳播的受眾者在對文化的感知中逐漸理解并接受不同文化的核心內容,從而自覺遵守該文化的要求,這就是文化教化功能的作用[3]。在跨文化交流中,翻譯的目的不僅是讓人們理解彼此的語言表述,同時也要讓人們對彼此的文化能夠認同,進而能夠自覺地將該文化帶入到自己的生活范圍中影響他人,從而使文化得到進一步的傳播,這也是翻譯要達到的最高目標。在蒙漢文化翻譯的過程中,譯者要關注受眾者的感知情況,并盡量讓其接受文化熏陶,從而達到影響的目的。一般來說,譯者要有強烈的文化意識,重視文化差異,才能發(fā)揮出蒙漢兩種文化的教化功能。

4 結語

蒙漢翻譯作為兩個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在翻譯的過程中需要對文化差異有足夠的認知,這不僅能使翻譯完成基本的作用,同時也能促使兩個不同文化相互滲透和影響,從而使接受者能夠受其影響并能夠自覺接受這一文化的熏陶,成為文化傳播的載體,以推動不同的相互交流,為實現(xiàn)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促進貢獻力量。蒙漢翻譯是凝聚蒙漢兩個民族的重要紐帶,為促進民族間的友好發(fā)展,文化的相互交流有著積極的意義。

參考文獻

[1] 烏恩巴雅爾.淺談蒙漢翻譯工作[J].青年文學家,2015(20):140.

第8篇:促進經濟文化交流范文

摘要:公元七世紀到十三世紀中阿兩大文明處于世界文明的頂端,在長達數(shù)百年間,中阿雙方在文化經濟領域的頻繁交往,不僅促進了兩大文明的繁榮和發(fā)展,而且加強了雙方經濟上的溝通與交流。唐宋時期中阿文明早期交往在人類文明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又有顯著的特征。而之所以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主要得益于唐宋時期中國政府對阿拉伯地區(qū)的貿易優(yōu)惠政策。在本篇文章中,我想淺談一下唐宋時期采取了怎樣的貿易優(yōu)惠政策,為什么能夠采取這樣的正常以及采取這樣政策帶來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唐宋 中國政府 阿拉伯地區(qū) 貿易優(yōu)惠政策

有句中國民諺說:基督教是洋人用槍子打進來的,佛典是印度大象馱進來的,伊斯蘭教是阿拉伯商船和駱駝運進來的。這樣的民諺既可以反映出唐宋時期中阿貿易交流的頻繁及重要的作用。唐宋時期,由于東來的穆斯林的納稅是政府的重要收入,所以中國政府對其實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國際貿易的優(yōu)惠政策,其主要內容:(一)經濟方面,唐代在經濟上對穆斯林客商給予體恤照顧,而宋代則鼓勵其擴大業(yè)務,多納賦稅。(二)政治方面,對穆斯林給予進身的機會和禮遇。唐宣宗(847—857)開始允許色目人參加科舉,并規(guī)定了最低限度的錄取名額,另外敕封積極進貢的蕃客,并對其因俗而制,樹其蕃。長以達到“以夷制夷”的目的。(三)社會生活方面:尊重蕃客的信仰習俗,認為這樣有利于互市,在海外產生良好的影響。

正如我們所了解的那樣,唐朝的開放經濟與社會氣氛及強大的綜合國力,招徠了大量的穆斯林客商,而唐宋時期中國政府對阿拉伯地區(qū)之所以會采取貿易優(yōu)惠政策,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1.政治方面

唐代開疆拓土,建立了東臨日本,西至大東亞的大帝國。宋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割據(jù),國家的統(tǒng)一與政治上的穩(wěn)定為貿易上的交往提供了基本的前提與保障。同時政府采取的開明的胸懷以及多樣化的懷柔政策,使周邊少數(shù)民族歸附,同時靈活開放的對外政策,為中外經濟交流打下堅實基礎。政府以接納的態(tài)度對待迥異于傳統(tǒng)的唐代文化。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阿拉伯第二任哈里發(fā)奧斯曼派遣使者來到長安,此后阿拉伯帝國多次遣使來唐,從永徽二年到負元十四年(798年)的148年中,阿拉伯遣使來唐的次數(shù)多達39次。北太宗雍熙四年(987年)曾專派內侍八人分四批各網(wǎng)南海諸藩國做宣傳,以吸引外商來華,繼續(xù)執(zhí)行對外開放政策。

2.經濟方面

唐宋時期的農業(yè)手工業(yè)的進步,商品經濟也適應交換的需要進一步發(fā)展起來。同時也加強了對外聯(lián)系,促進中外經濟交流。經濟的繁榮為國際貿易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當時長安洛陽揚州是當時最大的城市,國內外商人云集于此,興販貿易。尤其國際貿易給宋朝政府帶來了巨額的財政收入使宋政府更加重視。宋代在廣州,明州(寧波),杭州,泉州等地設立市舶司管理對外貿易。市舶司的職責是管理舶商,征收舶稅,收買舶貨。官方專營“榷貨”接待外商。由于來華的商貿頻繁,他們通過海路與陸路把中國的瓷器,絲綢販運到阿拉伯帝國,又運香料珠寶來華,從而形成了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這兩條商路為大量的商品貿易提供了切實的條件與保障。這個橫跨歐亞非的文化通道與貿易走廊,使中國與遙遠的西方之間沖破地域的束縛,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經濟文化交流,極大的豐富了經濟社會生活。

3.社會生活方面

唐宋時期采取文化上的包容政策,以寬容接納的態(tài)度對待伊斯蘭文化,并不是其為異端。正是因為接收了與唐代傳統(tǒng)文化迥異的外來文化,才能進而與其進行政治與經濟上的交流,才能開展更加深入的經濟活動。作為唐朝國都的長安,各國使者游客商賈云集;中亞西亞南亞的立法,語文,音樂,美術,舞蹈,醫(yī)術,建筑藝術及各種宗教涌入,使長安成為各種域外文化匯聚中心。有人形容當時的長安為“胡化盛極一時”。同時唐宋時期政府對來華的商人予以妥善的招待,唐代開始對因商務而留下來的商人提供住處,稱為“蕃坊”,其中設立蕃長,具有行政司法商務外交方面的職權,并允許一些特殊的政策,如進行宗教活動。蕃坊同時盛行于宋朝,這些都能反映出中阿友好交往的實況,更能說明唐宋時期對異域文明的尊重與寬容,及阿拉伯人民對華夏文明的向往與追求。

那么這樣多方面深層次的國際貿易優(yōu)惠政策在促進中阿貿易長遠發(fā)展的方面產生了怎樣重大的歷史意義?

首先維護了當時世界的穩(wěn)定與發(fā)展。唐宋王朝控制的疆域東臨太平洋,西到蔥嶺的廣闊土地,阿巴斯王朝東起蔥嶺,西臨太平洋,形成橫跨歐亞非的大國。公元7—13世紀是中阿文明的極盛時期。事實上,中阿雙方的和平友好不但促進雙方自身的繁榮與興盛。而且有利于整個東方及整個世界的和平與發(fā)展。

其次,在促進雙方經濟的繁榮,唐宋時期正值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高度發(fā)達的時期,雙方的經濟交流使當時廣州揚州泉州成為繁榮的港口城市,這些城市的市舶稅收在財政收入中占很大比例,另一方面阿拉伯的巴格達,巴士拉也成為重要的港口,他們之間的經濟往來是雙贏互利的,增強了雙方的經濟實力與綜合國力。

而且,充實并豐富了中阿雙方的文化。阿拉伯相對先進的天文醫(yī)學建筑傳入中國,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與發(fā)展,豐富了中國人的社會生活,同時伊斯蘭教的傳入給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帶來了新的文化價值觀,直至后來影響中國十個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shù)民族的形成與發(fā)展。在阿拉伯文化東傳中國的同時,中國文化也西漸于阿拉伯地區(qū),以四大發(fā)明為主要發(fā)展對象的絲綢之路傳入阿拉伯地區(qū),而后傳入歐洲,為歐洲啟蒙運動和文藝復興提供了條件??梢娞扑螘r期中阿交往豐富了雙方的文化,促進了不同文明之間的溝通與理解,從而也豐富了自己的文化。

回顧歷史,中阿經濟交流為經濟交流為人類文明做出過巨大貢獻,特別是唐宋時期的中阿經濟文化交流。這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當時中國政府采取的對阿拉伯地區(qū)的貿易優(yōu)惠政策。因此,展望未來,在新的形勢下的中阿雙方應以和平的方式經濟文化交流,共同促進雙方經濟文化交流,以史為鑒,進而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fā)展。

參考文獻:

[1]喇敏學.阿拉伯文化基礎教程[M].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第9篇:促進經濟文化交流范文

關鍵詞:張騫;西域;中外陶瓷;文化交流;貢獻

中圖分類號:J5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2)33-0092-02

張騫通西域,乃中華民族的壯舉之一。張騫兩次出使西域,他是中國歷史上睜開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是打開國門、從外國引進大量物種的科學家,也是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的藝術家。在政治、經濟、文化藝術各個方面都是有著巨大的貢獻的。其中陶瓷文化交流就是其中的一個方面.我們就稱之為張騫在崇山峻中開辟出一條“陶瓷之路”!

一、張騫出使西域開通的“陶瓷之路”

今天,如果我們乘飛機西行,無論是去西亞、印度,還是歐洲,十分便利。然而,在遙遠的古代,我們的先民們在西行時,不論是走陸路,還是走海路,都要花費不知多少倍的時間,也不知要克服多少艱難險阻。與外界交流的需要,促使我們的祖先早在距今兩千多年前的西漢時期,就開通了連接東西方文明的陸上通道及海上通道,這就是除著名的“絲綢之路”之外的“陶瓷之路”。

張騫出使西域并不是一帆風順的,他和幾個隨從一路上經過了幾個中亞國家,聽到了張騫的描述,這些國家的國王們被東方的地大物博所吸引,更為東方的絲綢、瓷器等手工藝品所傾倒。他們都表示很樂意與漢朝通商。

張騫出使西域前,“絲綢之路”已經出現(xiàn),中外商人不怕長途跋涉和艱難險阻,“絲綢之路”就是這樣形成和改善的。“陶瓷之路”是個形象而且貼切的名字。在那個時代的世界,只有中國能夠用陶瓷這種獨特藝術文化在歷史的舞臺上演繹的國家。近年中國各地的考古發(fā)現(xiàn)表明,自商、周至戰(zhàn)國時期,陶瓷的生產技術已經發(fā)展到相當高的水平。中國的陶瓷迄今仍是中國奉獻給世界人民的最重要產品之一,它流傳廣遠,涵蓋了中國人民對世界文明的種種貢獻。因此,多少年來,有不少研究者想給這條道路起了一個名字—— “陶瓷之路”。

據(jù)《漢書·地理志》記載:中國船舶可到馬來半島、印度、斯里蘭卡?!疤沾芍贰钡幕咀呦蚴请S同絲綢之路形成于公元前后的兩漢時期。它東面的起點是西漢的首都長安(今西安),經隴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蘭州),然后通過河西走廊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門關或陽關,穿過白龍堆到羅布泊地區(qū)的樓蘭。漢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兩道的分岔點就在樓蘭。另外一條道路是,從皮山西南行,越懸渡(今巴基斯坦達麗爾),經罽賓(今阿富汗喀布爾)、烏弋山離(今錫斯坦),西南行至條支(在今波斯灣頭)。如果從罽賓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轉海路也可以到達波斯和羅馬等地。

這是自漢武帝時張騫兩次出使西域以后形成的陶瓷之路的基本干道。除了陸上陶瓷之路外,從漢代開始,中國人就開通了從廣東到印度去的航道。人們把這些海上貿易往來的各條航線,通稱之為“海上陶瓷之路”。

在世界各地出土和保存的中國陶瓷器,主要有唐代越窯、長沙窯、青瓷、三彩陶器;宋代江西、福建、浙江、廣東的青白瓷、青瓷、黑釉瓷;明清時期的青花瓷和彩瓷等。這些新資料,充分反映了“陶瓷之路”四通八達和陶瓷的貿易與文化交流呈現(xiàn)出欣欣向榮的局面。

張騫兩次出使西域,是漢人第一次到達中亞各國,打通了漢朝直接通往中亞的道路。張騫兩次出使西域,促進了漢朝和中亞各國的直接聯(lián)系,雙方使者往來不斷,中國和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從此進入一個新時期。

二、張騫所在的漢代陶瓷藝術風格及陶瓷發(fā)展情況

秦漢是我國陶瓷發(fā)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各地發(fā)現(xiàn)的秦漢時期的陶俑,如西安的兵馬俑,以完美的藝術形式,生動逼真的神態(tài),深刻地揭示了各種人物的內心世界,體現(xiàn)了我國雕塑藝術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久遠和雕塑藝術的高度發(fā)展。陶制建筑材料的生產,無論是制品質量和花色品種,還是生產規(guī)模和燒造技術,都比戰(zhàn)國時期有了顯著的進步和擴大,在當時的陶業(yè)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低溫鉛陶釉的發(fā)明,是漢代陶瓷工藝的又一重大成就,它的應用和推廣,為后來各種不同色調低溫的出現(xiàn),奠定了基礎。

在這個時期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fā)展,人口的增加,商業(yè)的發(fā)達和城市的繁盛,更由于兩漢近四百年的政治統(tǒng)一和文化的積累,制陶手工業(yè)表現(xiàn)了卓越的創(chuàng)造性。終于在東漢中、晚期,原始瓷發(fā)展為瓷器,取得了我國陶瓷生產史上劃時代的偉大成就.完成了陶瓷工藝的一大飛躍。

西漢早期陶俑,塑造技藝高超,風格多彩多姿。漢出陶俑的塑造,在繼承秦俑傳統(tǒng)的同時,又吸收了戰(zhàn)國以來楚地木俑的制作方法。漢代陶瓷雕塑,是中國古代文化藝術寶庫中的一顆燦爛的明珠。

西漢中后期,陶塑藝術出現(xiàn)了新的風貌。塑造人物注重總的精神,整體感強,取大勢,去繁縟,用高度概括的手法來表現(xiàn)。

三、張騫出使西域對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的影響

張騫兩次出使西域,雖然都沒有達到最初預定的目的,但其意義和影響卻遠遠超出他的直接使命。張騫出使西域,溝通了經過我國新疆地區(qū)到達西亞的交通要道,加強了漢朝與西域各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聯(lián)系,對我國統(tǒng)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國家的形成和發(fā)展,起了重要作用,張騫兩次出使西域的功績,將永載史冊。

張騫通西域的意義,不僅豐富了中國人民的地理知識、擴大了人民的地理視野,而且直接促進了中國同西方物質文化交流,中國精美的手工藝品,特別是絲綢、玉器、陶瓷等傳入西方,而西域的物產如葡萄、胡桃、石榴、大蒜等以及各種毛織品、毛皮、良馬、鴕鳥等相繼傳入中國,西域的音樂、舞蹈、繪畫、雜技也傳入中國,對中國古代文化藝術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張騫出使西域對當時各方面之影響:

1. 經濟方面:中過之絲綢、漆器、鐵器等大量遠銷西方;西域之馬匹、寶石、香料、胡爪、葡萄等亦輸入中國,令中西貿易得以拓展。

2. 藝術方面:羅馬、波斯、印度及西域等地之音樂、睢刻、建筑、繪畫等藝術相繼東傳,影響中國藝術的發(fā)展。

3. 宗教方面:佛教在西漢末年傳入中國。東漢時,西域僧人等相繼東來,翻譯佛經,加速佛教的傳播。

4. 交通方面:中交使節(jié)和商隊絡繹不絕。開辟了西域道。

5. 政治方面:奠定漢經營西域基礎,漢朝印綬。

我在此主要闡述一下張騫出使西域對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的影響。所謂的影響更重要的就是,他的貢獻對后來中國陶瓷文化對周邊國家以及其他國家、地區(qū)產生的重要影響以及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的相互影響。如:對朝韓、日本、東南亞、西亞北非和歐洲陶瓷生產的影響,而國外的獨特工藝也使得中國陶瓷得到進一步發(fā)展,使陶瓷文化走向世界。

《陶瓷之路——東西文明接觸點的探索》這本書中反映了古代中國以陶瓷這種中國特有的商品向周邊國家地區(qū)和西亞北非輸出的概貌,并論述了這種貿易對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影響;作者最后還得出了古代中國曾經在經濟和文化上對西域產生的巨大影響的結論。

中國陶瓷對世界文化藝術有著促進作用。由于社會發(fā)展的不平衡,世界各國人民保持不同的風俗習慣,精美的中國陶瓷是巫術上的高級供品,東南亞居民認為漂亮的陶瓷可以媚神,清脆的聲音可以通神,中國的陶瓷改變了人們的價值觀念。陶瓷藝術創(chuàng)造了適應人類美好生活的各種需要品,具有工藝美術獨立、完整的文化特質,方便、美化人類的生活。從歷史的時間跨度和分布的地域跨度來看,陶瓷藝術的歷史較之其他工藝美術就顯得更為久遠、豐厚。因此,陶瓷產品也更容易受到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地理環(huán)境等因素的影響,呈現(xiàn)出多樣化的陶瓷藝術風格。中國是陶瓷之國,“行于九域,施及外洋”,對世界的陶瓷文化藝術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中國陶瓷對世界陶瓷的生產有著推動作用。中國越窯、龍泉窯青瓷,刑窯、定窯、德化白瓷,景德鎮(zhèn)窯青白瓷、青花瓷、彩瓷,建陽、吉州窯黑瓷,對朝鮮、日本、越南、泰國、伊朗、土耳其、埃及、意大利、荷蘭、法國、德國、英國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中國的陶瓷被視為神秘的工藝品,引起了海外諸國的共同探索和效仿。由東亞到西亞,由阿拉伯傳入歐洲,又經歐洲傳入美洲,在世界各國開花結果。

隨著中國陶瓷銷往世界各地,各國文化相互影響,陶瓷本身也得到了進一步發(fā)展.不僅僅是中國陶瓷文化傳入國外,同樣我國也從國外引進了很多相關的藝術文化,其中國外顏料和工藝對中國陶瓷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以及國外宗教與中國陶瓷之間產生的相互影響等等,這些在詹嘉所著的《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中都作了詳細的介紹。

此外,我還認為,研究中外陶瓷文化交流必須從其時代、地域、民族、宗教和生活習尚諸方面去全面考察、分析陶瓷歷史,研究陶瓷的證據(jù),不只是陶瓷本身,證據(jù)來自不同的類型和途徑,關鍵在人的勤奮博學與合作精神——理解陶瓷歷史。只有通過現(xiàn)在才能正確地重構早已逝去的歷史。并對古代工藝技術作出真正的科學評價——接近陶瓷的真正歷史。我國古代,陶瓷曾通過著名絲綢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走向世界。當代,世界陶瓷技術的發(fā)展水平早已把我們拋在后邊。通過幾十年的努力振興,中國陶瓷正在重新走向世界,有信心重振陶瓷的歷史雄風。

本文試圖從張騫出使西域的貢獻中對“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產生的影響” 出發(fā),作一闡述。因為本人理論水平有限,容后再對這一點作更詳細、更深層次闡釋吧。文中有不當之處請專家指正。

參考文獻:

[1]詹嘉著.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中國社會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2][日]三上次男著.胡德芬譯.陶瓷之路——東西文明接觸點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

[3]周世榮,魏止戈著.海外珍瓷與海底瓷都.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1996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