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期的經濟政策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秦漢時期的經濟政策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秦漢時期的經濟政策范文

《華人世界》:您如何認識宋朝在我國歷史上和當時世界上的地位?

朱瑞熙:宋朝在我國歷史,在當時世界上的地位,我認為主要有三個方面。

首先,宋朝是當時的世界大國,其經濟文化多方面的成就,不僅在當時世界上居于領先地位,并且對人類文明作出了重大貢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次,宋朝屬于封建社會的中期,尚未產生資本主義萌芽,社會生產迅猛發(fā)展,其農業(yè)、手工業(yè)、商業(yè)等的發(fā)展水平,大大超過唐朝,成為戰(zhàn)國秦漢以后,中國封建經濟的又一高峰期。最后,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統(tǒng)治地區(qū)最小的王朝,在與北方遼朝的抗衡中,宋朝處于劣勢,后被新興的金朝占奪了北方半壁江山,最后又被北方的元朝所滅。

《華人世界》:在中國的封建歷史中,為什么宋朝的經濟發(fā)展水平要比別的朝代好得多?

朱瑞熙:談到宋朝的經濟,必須要結合歷史來講。

宋朝改變了以前的社會生產關系,并且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來,而這種新的社人生產關系要比以前更能促進經濟的發(fā)展。

唐朝中葉以前的社會結構主要是由門閥士族、均田戶、部曲、奴客、賤民、番匠和奴婢等構成,而宋朝卻對原有的社會結構進行了全面的改革,官僚地主、佃農、工匠等成了宋朝新社會結構。尤其是處于社會上層的官僚地主代替了原有的門閥士族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因為官僚地主主要是通過科舉取得的,而門閥士族卻是世代傳承的。另一方面,宋朝允許地主和官員自由購置土地,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地主可以出租土地,收取地租。

還有,宋朝的商人成為國家的“四民”(士農工商)之一,許多士大夫也販運貨物以牟利。政府允許商人子弟進入官辦學校就讀;允許商人及其子弟參加科舉考試和任官;允許出使隨員,向官府納錢進粟,建立軍功等,晉官加爵;交結宗室、貴戚、官員,甚至與之聯姻,可以獲得一官半職。

這些都是宋朝很大的進步,都增加了社會的自由度和開放度,從而更加活躍了當時的社會,并對當時的經濟發(fā)展起到了促進作用。

《華人世界》:通過您的研究,宋朝與同時期的歐美國家相比,經濟處于何種水平?各自特點有何不同?

朱瑞熙:宋朝與同時期的歐美國家相比,各方面絕對處于領先水平。以農業(yè)打個比方,當時宋朝的農業(yè)比較發(fā)達,15斤種子一畝地可以生產1.5擔大米,畝產可以翻10―20倍,而西方同樣15斤種子一畝地卻只可以產出30―50斤大米,只能翻2―3倍。

《華人世界》:請問宋朝為何海上貿易如此發(fā)達?在我國歷史上處于何種地位?當時主要與哪些國家展開貿易?朱瑞熙:漢、唐主要是陸上絲綢之路,漢唐的疆域要比宋朝大得多,漢唐可以經過陜西、甘肅、新疆,然后再進入印度或阿拉伯國家。而宋朝與漢唐相比,地理疆域要比漢唐小得多,西面有西夏,北面有金,把宋朝陸上絲綢之路給堵了,所以宋代只好進行海上絲綢之路。

宋朝是當時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貿易國,主要海港有廣州、明州、杭州、泉州、密州、秀州、溫州和江陰軍,并相繼設置市舶司務,管理海外貿易。廣州和泉州是當時世界上著名的大商港,聚集了許多外國商船和商人。當時宋朝輸出的主要是瓷器、絲織品、銅錢等,輸入的主要有香料、藥材、礦物等。

《華人世界》:宋代“王安石變法”倡導的經濟政策是什么?為什么會失敗?其變法本身對于社會發(fā)展而言,是一種進步還是倒退?

朱瑞熙:王安石變法的一些政策,其實早從范仲淹就開始了,1043年(宋仁宗慶歷三年)范仲淹對當時的朝政的弊病極為痛心,提出“十事疏”,而王安石直到1068年(宋神宗熙寧元年)才開始變法?！巴醢彩兎ā钡囊恍┱呤茄赜梅吨傺偷摹５绻腥苏J為“王安石變法”沒有意義,那就錯了,因為王安石變法雖然失敗,但他所主張的一些政策在他變法失敗后,仍然被延續(xù)下來。

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是因為“變法派自己破壞了變法”。王安石變法的動機是對的,但他某種程度上沒有遵循經濟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而在具體變法過程中,很多好的經濟政策,卻因為執(zhí)行變法的人,尤其是底層執(zhí)法的人,直接導致變法的執(zhí)行層面走樣。從而本來有益于經濟、有益老百姓的政策,卻起了相反的效果,反而增加了老百姓的負擔。

《華人世界》:當代的一個大學者余秋雨表示“我最向往的朝代是宋代”,對宋朝尊崇有加,您如何看?朱瑞熙:余秋雨的選擇,我很尊重。但我認為,我們現在有點過分夸大宋朝的成就,尤其是在80年代左右,好像宋朝什么都是第一,農業(yè)、手工業(yè)、商業(yè)都是世界最高。

其實看待這個問題,我們要全面地看。宋朝的經濟發(fā)展水平雖然在我國封建歷史上是比較高的,在當時的世界上也是最高的,但宋朝嚴重地破壞了當時的環(huán)境,照現在的說法就是“只顧經濟發(fā)展,不顧環(huán)境保護”。

當時有大量的植被、草原被破壞,黃河的泛濫成災,從漢代開始到宋代甚烈,造成黃河在宋朝平均每年出現一次決口或改道的水災。梯田的過度開墾,也以破壞丘陵地帶的森林為代價。南方圩田的過度填筑,導致了許多湖泊從此消失,周圍地區(qū)水旱之災頻仍。如紹興府鑒湖、明州廣德湖,至南宋時,幾乎皆被廢為田,以致“澇則溢不已,旱則無灌溉之利”。四川井鹽業(yè)越是興旺,消耗的木材越多,結果是不惜采伐周圍地區(qū)的林木,從而造成“山谷童禿,極望如赭”。而這些都給社會經濟的持續(xù)發(fā)展和后代留下了難以逆轉的隱患。

《華人世界》:結合當下中國經濟的發(fā)展,宋朝有哪些方面值得借鑒?

朱瑞熙:宋朝值得我們當下社會學習的有很多。比如說,發(fā)展經濟的同時,一定要注意環(huán)境保護,不然以后怎么辦!宋朝有前車之鑒,那么多湖泊沒有了,黃河也年年泛濫。

第2篇：秦漢時期的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 民族國家 市場經濟 絲綢之路

經濟全球化促使市場不斷擴大，國際分工更加深化，各國不斷擴大市場，拓寬產品銷售渠道，通過與他國產品的對比彌補自己產品的不足與差距，從而改進管理模式，提高創(chuàng)新能力，提升自己的國際競爭力。

經濟全球化對市場經濟和民族國家的影響早在我國古代就有之。早在西漢、東漢時期開辟的“絲綢之路”目前已經成為重要的商業(yè)貿易通道，而且被世界遺產委員會正式命名為“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絲綢之路又分為“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其中陸上絲綢之路是以長安（今西安）、洛陽為起點，途經甘肅、新疆，通往中亞、西亞，將東西方的文化、歷史、經濟、宗教等相互傳播交流，開啟中外交流的新紀元。海上絲綢之路是以南海為中心，分為東洋航線、南洋航線、西洋航線，貫通世界各條海上通道，形成于我國秦漢時期，唐宋時期達到鼎盛，是迄今為止最古老的海上航線。海上絲綢之路成為古代中國和外國文化、經濟、科技等傳播交流的重要商貿渠道，為人類文明歷史進步發(fā)揮重要的作用。

無論是陸上絲綢之路還是海上絲綢之路，這種重要的“友誼之路”為我國市場經濟和民族國家產生重大的影響。首先，市場經濟空前繁榮。絲綢之路將我國絲綢、瓷器、銀器等通過這條要道輸送至歐亞各地，同時將歐亞各地的珍貴商品輸送至我國，這種商品的交流帶動經濟的互通，使得歐亞大陸的市場經濟得到空前繁榮。古代中國通過這條交通要塞將西方市場經濟引入到中國的市場經濟，使我國古代的市場經濟不斷繁榮，產品從“單一化”走向“多樣化”，同時將我國的市場經濟產品向他國發(fā)展，達到商品交流互通有無，使得歐亞各國的貿易、金融、投資等市場得到空前發(fā)展。其次，文化傳播技術的交流覆蓋范圍廣，知識層面深。絲綢之路將古代我國的造紙術、印刷術傳遞至世界各國，為歐洲和中亞帶來一場巨大的歷史變革。各國利用絲綢之路這個強大的傳播手段向我國古代宣揚他們的文化和生活，為科技知識的傳播、文化技術的實踐、宗教的傳播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最后，絲綢之路帶來的是民族國家的繁榮強盛。絲綢之路的發(fā)展使得各國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各國在互送利益的同時也要互相受到牽制。各國的文化和生活傳遞至我國，我國的傳統(tǒng)文化勢必受到沖擊，所以此時的民族主義應運而生，為維護民族國家不斷進行斗爭。使我民族國家的利益不被他國踐踏，使我們的華夏文明不斷沖出亞洲，走向世界。

和絲綢之路相似的還有源于唐宋時期的“茶馬互市”，盛于明清的茶馬古道，第一條是陜甘茶馬古道，第二條是陜康藏茶馬古道（古道），第三條是滇藏茶馬古道。這條茶馬古道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通往尼泊爾、不丹、印度等國，成為歷史文化的載體。茶馬古道是一個龐大的交通網，成千上萬的馬幫通過古道，經歷艱難險阻，開辟了一條通往域外的商貿通道。促進茶葉、布匹、鹽等商品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間的發(fā)展，加強民族之間的聯系，發(fā)展當地的市場經濟，與此同時，途徑地區(qū)的宗教、文化、藝術等得到空前的繁榮和發(fā)展。

“絲綢之路”、“茶馬古道”這是我國古代重要交通要塞，而今天我們經濟全球化除了這些重要的交通要塞承載各國文化之外，更重要的是互聯網的發(fā)展?；ヂ摼W的發(fā)展是經濟全球化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將全球市場經濟、各民族國家通過網絡連接在一起，把貿易、投資、金融、生產等活動全球化，從而使世界各國經濟相互依賴。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通過全球化實現資源整合的全球化，加速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另一方面全球化導致發(fā)展的不平等，使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競爭也越來越激烈。經濟全球化通過各國經濟的往來反映國與國之間經濟的聯盟、共同的市場甚至是政治經濟一體化的關系，使各國之間的信任不斷加深。但是發(fā)展的同時也伴隨著各種矛盾與沖突，經濟的發(fā)展使得地區(qū)間人口流動的速度加快，伴隨著跨境民族問題。再者如果地區(qū)間在經濟全球化的作用下完全獨立開放，那么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的危機也就相應而生。民族認同出現危機，直接影響民族國家的穩(wěn)定發(fā)展。

基于經濟全球化下市場經濟和民族國家?guī)淼倪@種機遇和挑戰(zhàn)，我們應該從以下幾方面做起：

制度創(chuàng)新是民族家維護國家和市場經濟的出路?？扑棺C明由于交易費用的存在，“制度安排與資源配置及經濟表現是相關的，認為市場失敗的關鍵在于制度安排，‘沒有適當的制度，任何意義的市場經濟都不可能'”。制度創(chuàng)新是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保障，使國家的經濟政策不斷調整，產業(yè)結構優(yōu)化升級，減少資源的浪費。

積極融入經濟全球化的建設中。如何能夠在經濟全球化建設中把握我國的貿易、經濟的區(qū)域網絡，就需要不斷拓展新興市場、引進先進技術、確保戰(zhàn)略資源的足夠供應。同時，需要處理好內、外兩個市場，不僅要積極加強我國東西南北的發(fā)展，而且要不斷吸引周邊地區(qū)投資，激發(fā)我國與周邊地區(qū)之間經濟間的頻繁往來。

建立國家間信任體系。民族國家的發(fā)展離不開民族利益的建立，而民族利益的產生則離不開市場經濟的一些列活動。因此，民族國家的市場經濟活動使通過雙邊作用作為基本保障，從而激發(fā)市場經濟活動中各種要素的流動。構建國家間的信任體系，是處理好國家品牌和國際間品牌的基礎。既要引進國際的新興產品同時防止過分依賴國際產品，以免給民族國家的市場經濟帶來嚴重的損失。通過構建國家間的信息體系，擴大內需，開放更多的市場，提供更為廣泛的融資渠道，實現我國產業(yè)結構的優(yōu)化升級，從而不斷提升我國的市場競爭力。

參考文獻：

[1]王正毅.國際政治經濟通論[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2]楊春學等.對自由市場的兩種理解[M].社會科文獻出版社，2013.

[3]馬淮.民族經濟體制與國家經濟體制關系探析[M].廣西民族師范學院學報，2011（2）.

[4]黃梅波.國別與地區(qū)經濟[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第3篇：秦漢時期的經濟政策范文

1.(2014三明質檢)《歷書》云:“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為清明,時萬物皆潔齊而清明,蓋時當氣清景明,萬物皆顯,因此得名?！鞭r諺:“清明前后,點瓜種豆?！辈牧现小扒迕鳌弊鳛楣?jié)氣主要是因為()

A.祭祖掃墓 B.踏青游玩

C.農業(yè)生產 D.政治清明

解析:C　清明時節(jié),萬物皆顯,適合農種。故“清明”作為節(jié)氣主要是因為農業(yè)生產。

2.“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xiāng)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漢書·食貨志》),通過這則材料可以說明統(tǒng)治階級的“重農”目的是()

A.防止田地荒蕪,加強田間管理

B.控制農民人身自由

C.重視在田畝投入人力以提高產量

D.鼓勵農民專心生產而不違法亂紀

解析:B　材料信息的意思是:不從事農業(yè)就不能在一個地方定居下來,不能定居就會離開鄉(xiāng)土,四處奔散。這樣的話,國家即使有嚴厲的法令,殘酷的刑罰,還是不能禁止他們。可見,作者主張通過“重農”以達到控制農民人身自由的目的。

3.(2013北京西城測試)據考古發(fā)現,在戰(zhàn)國中晚期的墓葬中,河北興隆縣一次出土鐵范87件,大多為農具范。河南新鄭韓國鑄鐵作坊遺址出土陶范300余件,其中農具范占60%以上,出土鐵農具200多件,占全部鐵器的63.5%。說明戰(zhàn)國中晚期在上述地區(qū)()

A.鐵器開始用于農業(yè)生產

B.鐵犁牛耕是主要耕作方式

C.生產中普遍使用鐵農具

D.鐵農具制作技術臻于成熟

解析:C　本題考查學生對歷史現象的分析能力。題干中“鐵范87件,大多為農具范”“鐵農具200多件,占全部鐵器的63.5%”等信息表明戰(zhàn)國中晚期在上述地區(qū)鐵制農具被普遍使用。A項不符合題干現象,B、D兩項在材料中沒有體現。

4.(2013長沙測試)中世紀中國財產繼承主要實行均分制度,據記載:“今(南朝宋時)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產,亦八家而五矣”“至清代……大江南北其子有余財而不養(yǎng)父,弟有余財而不養(yǎng)兄者比比也”,以上材料主要反映當時中國的家庭()

A.結構比較復雜

B.一度嚴重缺乏道德責任感

C.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有限

D.具有很強的再造和裂變能力

解析:D　小農經濟下,一個家庭的男丁成年后如果“兄弟異計”,就會分家脫離原來的集體,成為一個新的、獨立的家庭單位?！按蠼媳逼渥佑杏嘭敹火B(yǎng)父,弟有余財而不養(yǎng)兄者比比也”明顯體現了在中國傳統(tǒng)宗族社會里,家庭具有很強的再造和裂變能力,這是由小農經濟決定的。材料沒有強調家庭結構問題,排除A項;材料不是在談道德問題,而且B項中“嚴重缺乏”表述不符合史實;宋學形成,儒家思想大發(fā)展,排除C項。故選D。

5.(2013洛陽統(tǒng)考)北魏均田制實行后,文獻中出現了“莊園”一詞,被指私人圈占的成片土地。唐代均田制實行后,“莊園”一詞的使用更加普遍。據此可知()

A.均田制導致土地集中現象加劇

B.北魏至唐朝前期政府不限制土地買賣

C.均田制未能杜絕土地兼并

D.封建小農經濟日益被大莊園經濟取代

解析:C　本題主要考查學生對材料的分析理解能力。北魏實行均田制主要是為了限制土地兼并,但文獻中出現了“莊園”一詞,說明仍存在土地兼并;唐代均田制實行后,“莊園”一詞的使用更加普遍,說明均田制未能杜絕土地兼并。

6.明朝時,“田中事,田主一切不問,皆佃農任之”,地主與佃農之間,“交租之外,兩不相問”。對此現象分析不正確的是()

A.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慢慢分離

B.佃農有較大的生產自主權

C.有利于調動佃農的生產積極性

D.地主與佃農間存在雇傭關系

解析:D　由材料可知,土地所有權屬于地主,土地的生產經營權掌握在佃農手中,這有利于調動佃農的生產積極性,A、B、C三項分析正確。地主與佃農之間存在的是租佃關系而非雇傭關系,故D項錯誤。

7.(2013蘇北四市聯考)《漢書·貢禹傳》載:“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盛衣物或飯食等的方形竹器),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材料反映漢代()

A.官營紡織業(yè)技術水平高超

B.政府鼓勵民營手工業(yè)發(fā)展

C.官營紡織業(yè)規(guī)模大耗資多

D.手工業(yè)產品大量投放市場

解析:C　“三服官”是漢官名。從材料信息可以看出漢代官營手工業(yè)規(guī)模大,耗資多。故選C。

8.(2013晉商四校聯考)《呂氏春秋·孟冬紀》關于秦代官營手工業(yè)有這樣的記載:“物勒(刻畫)工(制造者)名,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究其情?！边@表明秦代官營手工業(yè)()

A.產品做工精美 B.質量管理嚴格

C.生產不計成本 D.產品不入市場

解析:B　材料體現的是秦代官營手工業(yè)中實行產品刻名負責制,反映其對質量管理嚴格。A、C、D三項在材料中沒有涉及。

9.(2013洛陽統(tǒng)考)《登州府志》記載,“紡織花布,以自衣被。窮鄉(xiāng)山陬(山腳),無問男婦為之,其織作須織工。勤有余布,亦兼鬻(賣)于鄉(xiāng)市,復有布賈販之城市”。這反映出當時登州()

A.自然經濟解體

B.家庭手工業(yè)發(fā)展

C.民營手工業(yè)向農村擴展

D.出現經濟區(qū)域分工

解析:B　材料大意:登州府家庭棉紡織業(yè)相當普遍,生產的布料除自給自足外,還賣到鄉(xiāng)里的集市上,再由布販轉運賣到城市去,因此B項正確;A項表述錯誤,C、D兩項在材料中沒有體現。

10.(2013浙江模擬)明代,廣東省規(guī)定煉鐵“定山主以為爐首,立爐首以為總甲,收土民以為丁伴,擇荒郊以為冶所,嚴巡捕以為約束,明?？币詾榍宀?時啟閉以為聚散,定丁數以為撙節(jié)”。這反映了明代()

A.“重農”政策有所松弛

B.官營手工業(yè)仍占主導地位

C.政府對冶鐵業(yè)的管理很嚴格

D.在冶鐵業(yè)出現資本主義萌芽

解析:C　從材料中的“定”“立”“嚴巡捕”“明?？薄薄岸ǘ怠钡缺硎隹梢钥闯?明朝政府對冶鐵業(yè)的管理十分嚴格。A、B 兩項與史實不相符合。D項在材料中沒有體現。11.(2013湖南聯考)宋代吳處厚曾說:“蜀有痎市,而間日一集,如瘧疾之一發(fā),則其俗有以冷熱發(fā)歇為市喻?！边@段話反映的是()

A.宋代蜀地瘧疾流行

B.宋代的集市貿易十分繁榮

C.“市坊”制度已經被徹底打破

D.宋朝經濟沒有能均衡發(fā)展

解析:B　材料中的“痎市”指隔日一次的集市。材料之意是在四川有一集市,每隔一天進行一次貿易,該地就好比得瘧疾的病人一樣,忽冷忽熱。由此可以看出材料反映了宋代集市貿易十分繁榮。

12.(2014咸寧四校聯考)北宋真宗時期通行的鐵錢“小錢每十貫重六十五斤……街市買賣至三五貫文,即難以攜持”,益州16家富商聯合發(fā)行交子。南宋紹興三十年“初命臨安府印造會子,許于城內外與銅錢并行”“千里之遠,數萬之緡,一夫之力克日可到。”對該材料理解準確的是()

A.宋代紙幣取代金屬貨幣

B.會子成為了世界上最早發(fā)行的紙幣

C.長途販運貿易開始出現

D.紙幣從信用憑證到官方法定的過程

解析:D　A項“取代”說法錯誤;B項“世界上最早”說法錯誤;C項“開始出現”說法錯誤;題干描述了紙幣從北宋出現至南宋發(fā)展的過程:富商聯合發(fā)行——初命臨安府印造,D項正確。

13.(2014泉州質檢)明中葉學者王世貞說:“徽地四塞多山,土狹民眾,耕不能給食,故多轉賈四方。而其俗亦不諱賈。賈之中有執(zhí)禮行誼(注:意為儒學修養(yǎng)高)者,然多隱約不著,而至其后人始,往往修詩書之業(yè)以謀不朽”。材料不能說明()

A.地理環(huán)境不利農業(yè),是徽州發(fā)展商業(yè)的一個重要原因

B.商業(yè)致富和科舉仕宦,是當時徽州發(fā)展的兩個重要支點

C.徽商重儒入仕,體現近代商業(yè)和封建權勢結合的特點

D.用經商所得厚利,讓子弟業(yè)儒入仕是徽商的終極目標

解析:C　材料大意是徽州地區(qū)四面多山,地少人多,糧食供應不足,故人們多從事商業(yè)。并且當地的風俗也不輕視商業(yè)。商人之中的儒商在經商致富后,其后代往往以研讀詩書、科舉入仕為目標。故A、B、D三項材料能夠體現。C項中“近代商業(yè)”的表述錯誤。

14.(2013寧波測試)據《明經世文編》記載,“延綏鎮(zhèn)兵馬云集,全賴商人接濟軍需,每年有定額。(政府)往往召集山西商人,領認淮、浙二鹽,輸糧于各堡倉給引,然后前去江南鹽運使司,領鹽發(fā)賣,大獲其利?！辈牧戏从吵雒鞒臅x商()

A.獲得了全國的食鹽專賣權

B.以誠信為經營原則,以義取利

C.掌控了國家軍政大權

D.得到官府庇護,獲取高額利潤

解析:D　材料反映了晉商在政府庇護下,販賣鹽、糧給軍隊提供軍需,“大獲其利”,D項符合史實。A項中“全國”說法錯誤;B項材料沒有反映;C項曲解了材料。

15.(2014皖南八校聯考)史載,宋朝湖州農民“以蠶桑為歲記”,嚴州“谷食不足,仰給它州,唯蠶桑是務”;太湖洞庭山區(qū)“然地方共幾百里,多種柑橘桑麻,糊口之物,盡仰商販”;“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殖五谷,唯宜種茶……”;穎昌府“城東北門內多蔬圃,俗稱香菜門”。上述材料最能說明()

A.政府放棄重農抑商政策

B.商品自由流通程度很高

C.以市場為導向的商業(yè)性農業(yè)發(fā)展較快

D.農業(yè)精耕細作,剩余產品大量商品化

解析:C　從材料湖州“以蠶桑為歲記”、嚴州“唯蠶桑是務”、洞庭山區(qū)“多種柑橘桑麻,糊口之物,盡仰商販”“蜀之茶園……不殖五谷,唯宜種茶”等可知以市場為導向的商業(yè)性農業(yè)發(fā)展迅速。A項與史實不符;B項材料無體現,D項與材料“谷食不足”不符。

16.中國古代政府歷來對商業(yè)發(fā)展嚴格控制,下表為明清時期各地商業(yè)集市變化統(tǒng)計表,表中數據說明,自明朝嘉靖至清朝道光年間()

A.農民與市場的聯系不斷加強

B.南北經濟交流日趨頻繁

C.資本主義萌芽發(fā)展緩慢

D.州縣集市的密度北方超過南方

解析:A　由表格資料可知,州縣集市密度應是南方超過北方,D項錯誤;B、C兩項在材料中體現不出來;明嘉靖至清道光年間集市數量迅速增加,反映出商品經濟在農村的廣泛發(fā)展,A項符合題意。

17.(2012年北京文綜,12)秦漢至明代,商人長期處于社會底層。一個重要原因是統(tǒng)治階層認為商人()

A.不事生產 B.不尊儒術

C.不敬宗族 D.不納租稅

解析:A　本題考農抑商政策。在生產力比較低的情況下,統(tǒng)治者將農民束縛在土地上,既可以保證農業(yè)生產,增加國家賦稅收入,也可以防止農民自由遷徙,保證地方社會治安和穩(wěn)定,而抑制商業(yè),主要是因為商人有投機行為,卻不事生產,不利于管理和維護統(tǒng)治,B、C、D三項不符合史實,正確答案為A。

18.(2014湛江二模)明朝曾有官員指出:“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之愈嚴而寇愈盛……”對此理解正確的是()

A.寇與商都是日本人 B.海禁的積極作用明顯

C.海禁加劇了寇患 D.應當加強海禁政策

解析:C　關鍵信息“禁之愈嚴而寇愈盛……”,是說禁商越嚴,寇就越多,結合明朝對外商業(yè)政策可以得出答案為C。

19.(2013湖北聯考)“帝王們也是‘經濟人’,也要追求效用化,他們的政策‘選擇’也受到客觀條件的制約。社會結構和政治經濟制度,都是‘經濟人’在特定資源環(huán)境下‘理性選擇’的結果” 。按此觀點來解釋“重農抑商”政策的話,下列結論中可以成立的是()

A.“重農抑商”政策實現了古代經濟政策效用的化

B.“重農抑商”政策始終是中國古代帝王的明智選擇

C.“重農抑商”政策是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時的必然選擇

D.“重農抑商”貫穿于中國古代史

解析:C　重農抑商政策曾經在中國古代起到積極作用,但到了封建社會后期,該政策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fā)展,排除A項。B項中的“始終是中國古代帝王的明智選擇”與史實不符,可排除。商周時期,國家曾采取鼓勵政策,支持商業(yè)的發(fā)展,戰(zhàn)國時期,為了禁止農民棄農經商,商鞅在秦國實行變法時,首倡“重農抑商”,排除D項;C項表述正確,符合題意。20.(2013臨沂模擬)康熙五十六年,清政府下令禁止人民前往南洋貿易。一位學者曾經指出:“沿海居民……深知水性,慣熟船務之舵工。水手不能勝任擔負重物,以謀得一朝之食?；蜃唠U海中,為賊駕船,圖目前糊口之計;其游手無賴,更無所事事?！边@位學者認為海禁造成()

A.國家海防力量有所增強 B.科技發(fā)展逐漸停滯

C.政府無法掌握國際變化 D.人民就業(yè)機會縮減

解析:D　本題考查學生材料分析能力。材料表明沿海居民慣熟船務,多為舵工水手,海禁后沿海居民或走險海中,為賊駕船,甚至很多人游手好閑,無所事事,人民就業(yè)機會大大減少。

二、非選擇題(本大題共2小題,每小題20分,共40分)

21.家庭是最基本的社會單元,它既是一個生活組織,也是一個經濟組織,它還曾經是一個權力組織。閱讀下列材料,回答問題:

材料一　(中國古代)傳統(tǒng)結構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做中心,周圍劃出一個圈子……凡是拉得上親戚的,都包容得下……在鄉(xiāng)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錢的地主和官僚階層,可以大到像個小國(注:指規(guī)模大且具有權力組織特點)。

——《鄉(xiāng)土中國》

材料二　16世紀一位英國面包師的家庭構成(家庭手工作坊)(單位:人)

男主人 女主人 孩子 幫工 學徒 女仆 1 1 3 4 2 2 ——根據哈羅德·帕金《現代英國社會的起源》

材料三　在英國至少從1530年開始,他們已不再認為獨身是一種美德,相反,他們認為婚姻是由上帝創(chuàng)立的……他們主張把宗教和家庭聯系起來,過一種理想的宗教家庭生活,也就是說,宗教信徒除了去教堂禮拜與圣餐外,在家中也進行祈禱與閱讀《圣經》。

——《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1999年第04期(作者:蔡騏)

(1)根據材料一并結合所學知識,在鄉(xiāng)下,家庭很小的經濟因素是什么?(3分)中國古代一些家庭規(guī)模大且具有權力組織的特點,請結合古代政治史分析其制度根源。(3分)

(2)現代家庭是親人居住、消費和情感寄托的單位。根據材料二指出16世紀的英國家庭還有哪些更寬泛的功能?結合所學知識,闡明這些功能在現代家庭中衰退的原因。(6分)

(3)材料三中的“他們”指哪類人?結合所學知識,英國宗教家庭生活為什么會發(fā)生這種變化?(4分)

(4)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出現“空巢老人”“留守兒童”等特殊家庭,試分析其與經濟體制改革的關系。(4分)

解析:第(1)問第一小問應從小農經濟下以家庭為生產生活基本單位,規(guī)模狹小,分工簡單,生產方式落后,小農經濟具有脆弱性等角度進行思考;第二小問結合所學可知應是西周宗法制影響的結果,宗法制下家庭內部成員既有血緣關系,又有政治隸屬關系,是導致“一些家庭規(guī)模大且具有權力組織的特點”的制度根源。第(2)問第一小問據材料二面包師的家庭是一個手工作坊,有“幫工”存在,說明有生產功能,有“學徒”,說明還有技能培訓的功能;第二小問聯系工業(yè)革命后現代工廠的出現思考回答。第(3)問依據“英國”“1530年”“主張把宗教和家庭聯系……”可以判斷“他們”的身份;“變化原因”可聯系宗教改革進行分析。第(4)問注意題干中限制條件“20世紀90年代以來”和“與經濟體制改革的關系”分析作答。

答案:(1)經濟因素:小農經濟(或“自然經濟”;或具體描述小農經濟的形態(tài));(2分)經濟條件有限。(1分)

制度根源:西周實行宗法制。(2分)將血緣和政治權力相結合,形成宗族(家族)觀念。(1分)(答“封建制度”給1分)

(2)功能:生產單位(或經濟功能);(1分)技能培訓。(1分)

衰退原因:工業(yè)革命;(2分)大機器生產取代手工勞動;(1分)工廠制度取代手工作坊。(1分)(如答“學校教育發(fā)展”亦同等給1分)

(3)指:新教徒。(2分)(或清教徒,或加爾文教徒,或路德教徒同等給2分,若答新興資產階級只給1分)

原因:宗教改革;(1分)形主義宗教觀(或宣揚“因信稱義”)。(1分)

(4);改革開放使城市化進程加快;農民進城務工成為趨勢;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人口自由流動加快。(每點2分,答出任意2點即可得滿分4分)

22.下表是某中學歷史研究性學習課上,三個研究小組展示的材料和所得出的結論。

組別 材料 結論 甲組 廢除丞相以后相當于丞相地位的官員享有權力范圍的變化

時期

職位

所享有權力范圍

明代中

葉后

內閣

首輔

擁有票擬權,但不是合法的宰相,地位受到挑戰(zhàn)

清代

軍機

大臣

承旨擬寫,上傳下達,備皇帝顧問

君主****空前強化 乙組 商品經濟發(fā)展,資本主義萌芽產生 丙組 永樂二年正月,禁民下海。時福建瀕海居民,私載海舡,交通外國,因以為寇,郡縣以聞。遂下令禁民間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為平頭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順治元年,清政府頒發(fā)“遷海令”,將北起山東南至廣東的沿海居民內遷三四十華里,并且將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燒毀,寸板不許下水。凡溪河裝柵,貨物不許越界,時刻瞭望,違者死無赦

夷貨非衣食所需,可謂中國不缺耶。絕之則內外隔而構之釁無由生矣,夷雖欲窺伺我也,何可得哉 明清政府實行閉關鎖國,禁絕一切海外貿易 請回答:

(1)上述三組結論,哪一組有明顯錯誤?試闡述你的理由。(2分)

(2)其余的兩組結論,哪一組可以從材料中直接推導出來?哪一組不能從材料中直接推導出來?請分別說明理由。(10分)

(3)有學者認為“明清時期的中國社會處于資本主義的前夜”,綜合上述材料并結合所學知識,分析說明當時中國未能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原因。(8分)

解析:第(1)問是對基本概念的考查,據所學知識容易作出判斷;第(2)問主要考查對“資本主義萌芽”的認識,“資本主義萌芽”最基本的特征是雇傭關系,而這一點在圖中不能直接推導出來;第(3)問實際是考查明清時期資本主義萌芽發(fā)展緩慢未能推動中國向近代社會轉型的原因,注意題目要求“綜合上述材料并結合所學知識”回答,材料中涉及政治、經濟、外交層面,依據所學知識補充思想領域未能推動中國社會轉型的因素。

答案:(1)丙組:明清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但不是禁絕,而是嚴格限制對外貿易。(2分)

(2)甲組可以從材料中直接推導出來。

明朝的內閣和清朝的軍機處都是中樞機構,但內閣首輔與軍機大臣都無決策權,進一步加強了君主****統(tǒng)治。

乙組不能從材料中直接推導出來。

第4篇：秦漢時期的經濟政策范文

論文摘要:消費問題是我國商品經濟研究的重要內容.史學家司馬遷不僅在歷史學方面成為了那個時代無人比擬的大家，而且在消費經濟思想方面也實現了 ＂成一家之言＂的目標.他的人性自利論學說與斯密學說不謀而合且似乎存在著淵源聯系的影子，基于此所形成的＂因導＂消費思想更是形成了其經濟思想獨特的理論體系，這種與傳統(tǒng)貴義賤利論和黜奢崇儉論格格不入的消費思想也為后世提供了極具參考意義的理論來源.

“歷史一不一定是線性的一是人類對那些稍縱即逝事物的意義化回應”(保羅-利科)。司馬遷是中國古代偉大的史學家和文學家。正是這位被譽為“史學之父”的漢代良師，不但在歷史學中“究天人之際，通占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而且他在經濟思想方面對社會經濟問題進行的論證說明也是經濟思想發(fā)展史中容忽視的篇章和系統(tǒng)的經濟學說，其中他的消費思想可以說是其思想理淪中的特色之說。

一、司馬遷消費思想的產生背景

司馬遷1O歲誦古文經書，20歲南游長江、淮水，北渡汶水、泗水，訪會稽、游齊魯，經彭城、梁、楚而歸。少時師從孔安國、董仲舒，出仕為郎中，后繼父職為太史令。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雖遭李陵之禍，但終忍辱完成其不朽之作《太史公集》。就司馬遷的經濟思想而言，主要體現在《平準書》和《貨殖列傳》這兩篇文章中。其中所體現出的關于人性自利學說及由此形成的“因導”消費思想可以說是司馬遷經濟思想中的精要之處。

在司馬遷生活的時代，正值西漢政權建立六七十年，漢皇朝已達鼎盛時期，但就是在這樣一種社會背景下，他卻以自己獨特的敏銳目光看到漢武帝時代因軍費、封禪而形成的揮霍，看到鹽鐵專賣、均輸平準中的與民爭利。正是因為當時蓬勃向上發(fā)展的社會商品經濟，促使司馬遷憑借一種進步的歷史觀來抒發(fā)自己反對與民爭利的豪氣，來抒發(fā)自己對社會經濟活動發(fā)展規(guī)律的認識，從而形成了自己具有鮮明特色的經濟理論。

一、司馬遷的基本思想是自然主義。

他宗法孔孟，摻之以道家學說并企圖用黃老之學融合各家。崇信：“春夏[人]死，秋冬旺相，非能為之也；日朝出而暮人，非求之也，天道自然。”這種動態(tài)的自然觀體現在經濟思想中，就是一種經濟自由主義。司馬遷的自由經濟崽想，是基于他的法自然思想，既要盡物之性，還要盡人之性。而基本的人性是以自利為基礎的，正所謂“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學而俱欲者也”。這種基于自利思想的經濟自由主義體現在消費觀，也就必然會帶有某些與傳統(tǒng)的黜奢崇儉思想格格不入的理論特征。

二、司馬遷的自利觀與斯密的人性學說

司馬遷認為人的性情是求財益富，追求功利，“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淵之’卜，無所不入”。人的本性就是滿足自己的欲望，自占及今無有例外?！妒酚洝へ浿沉袀鳌穼Υ嗽羞^精彩的描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淪，終不能化?！弊怨乓詠?，人們的耳朵和服睛都總是盡量享受最美妙的聲音和色彩，嘴里都總是想嘗遍牛羊豬狗等各種美味，身體安于舒適快樂，而心里則夸耀自己的權勢本領，引以為榮，這種習俗對人民的浸染已經很久了，即使用最美妙的言辭逐戶去勸說，最終也是無濟于事的。司馬遷告訴人們，關于人的自利自榮說決不是一己之見，上古的典籍記載充分地體現出這一事實。人的本質是一樣的，但各有專長，人們?yōu)闈M足自己的欲望，各揚所長，以為互補，并制約著經濟活動的不良現象，使各行業(yè)健康的發(fā)展下去而不必人為的指令或號召?！疤煜挛跷?，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為證明此觀點，司馬遷還分別列數了1O種有著不同自利動機的社會現象?？傊藗儫o不為謀一己之利而奔波，即所謂“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全力而讓財矣”。

司馬遷的認識集管子、韓非之大成是有一定現實基礎的，雖然也有其偏頗之處，但這種肯定謀利是人的本性，勢必會要求人的謀利行為應當得到尊重，在經濟政策上也就必然要求經濟的自由主義，這種要求的提出在傳統(tǒng)社會幾千年的集權統(tǒng)治思想中是難能可貴的。司馬遷的思想是宣揚自利合理和經商致富光榮的經濟思想，自漢代以來，國家政權在法律上對商賈…直是打擊或抑制的，在士大夫的心目中始終是不齒的群體。所以司馬遷的這種與時政對立的反潮流作法，在當時足具有重大開創(chuàng)意義的。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表明：“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yè)，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自出之。”這種自利的觀點和亞當·斯密的理論有類似之處，斯密在《國富論》中說：“我們并不從屠戶、釀酒家或面包師的恩惠，而是從他們對他們自己利益的關心中，期望我們的飲食。我們不訴諸于他們的利他心，而訴諸于他們的利己心?！恳粋€人，只要他不觸犯司法規(guī)章，便可完全自由自主追逐他自己的利益，把他的勤勞和資本，來同他人或其他階層的勤勞和資本相競爭?！眮啴敗に姑艿纳鐣^是人性論。他研究經濟現象的出發(fā)點是自然秩序的思想，而這種自然秩序是建立在人的本性的基礎之上的。在斯密看來，人的本性是利己主義即個人主義，追求個人利益是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惟一動力，而交換就是由于“人類本性”所決定的，人類的利己心促使他們相互交換。他說：“他如果能夠刺激他們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訴他們，給他們做事，是對他們自己有利的，他要達到目的就容易的多了。……請給我以我所要的東西吧，同時，你也可以獲得你所要的東西：這句話是交易的通義。”

因此，斯密認為，每個人雖然追求的是個人利益，不會顧及到社會的利益，但是他為了個人利益的活動，其結果會給整個社會帶來利益。在“一切都聽其自由”的社會里，人們就是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達到一個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雖然亞當·斯密和司馬遷的自利觀點受著不同的歷史條件的影響，但二者的結論卻是極為相似的，只不過司馬遷比斯密要早約2000年認識到人性自利的一面。正如歌德所說，“在審美標準上，當歐洲人還在叢林中奔跑時，中國人已有優(yōu)美的傳奇故事了”。

同時，司馬遷還認為求利致富的欲望人人都有，并且人人都想通過各種手段得到滿足，但他贊許的是那種有著較高道德標準的求利行為。這一點要比斯密似乎更有向上的人生意義。他認為，“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故制禮義以分之。養(yǎng)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持而長?！比欢?，從根本上說，思想的形成總是要受到人們有限理性的限制而不可避免的沾染上那個歷史時期某些正統(tǒng)道德的氣息，司馬遷也不例外，他在揭示人類各種自利行為的同時，也不忘用禮義：道德的約束來規(guī)整人民的各類欲求，以不致損害政治上的統(tǒng)治。但是，總體來說，司馬遷的人性自利學說在中國古代經濟思想中的確是一股新鮮的氣息，這種承認自利、重視消費的思想與傳統(tǒng)的貴義賤利論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說到司馬遷與斯密的淵源問題，目前理論學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其中楊格認為足司馬遷最先提出了“看不見的手”的等價隱喻，人們逐利的行為就像水自然流淌一樣無需刻意地把握，這種人類的經濟活動是“道之所符”、“自然之驗”。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的中心思想很可能就是來源于中國，其依據是在《國富論》出版前的1O年，斯密曾經到巴黎訪問了著名的重農主義學派創(chuàng)始人杜爾閣，而此時正值杜爾閣接待兩位來自中國的學者高麗殊與楊德旺。那么斯密很有可能直接從這兩位中國學者或者杜爾閣那里了解到司馬遷的思想從而受到啟發(fā)，這一點從二者的理論觀點和自然哲學態(tài)度的不謀而合似乎可以窺見其中淵源聯系的影子。當然，對這一觀點持反對意見的學者也不在少數，然而不論其淵源一說是否屬實，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在距斯密理論的幾千年的東方世界里，司馬遷已經開始關注人性自然、循勢因導的經濟活動了。

三、司馬遷基于自利論的“因導”消費思想

消費思想是指人們對待可支配財富的觀念和態(tài)度，是對消費活動過程的消費對象、消費方式和消費趨勢的認識評價和價值判斷。而黜奢祟儉思想在中國的古代一直作為正統(tǒng)的消費理論存在，這一點西方也不例外，西方人直到十七八世紀還在強調黜奢崇儉，把奢侈看作“難以制服的野獸”和“最大的災禍”。但是，司馬遷在對人性自利行為的精彩論述過后，基于這種自利論的思想，他又提出了一種與封建正統(tǒng)黜奢崇儉思想格格不入的消費觀即“因導”消費思想。由此，秦漢社會一直以來的“尚儉”思想逐漸產生了向“崇奢”思想演變的趨勢。

所謂“因導”消費思想得名于他對國家在經濟活動中的指導方針：“故善者兇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也就是說最好的調控經濟的方法就是順應其發(fā)展的必然趨勢，其次是因勢利導，再次是教育勸說、約束管理，最下策才是與民爭利。基于這種理論基礎，建立于此之上的消費思想也同樣帶有濃厚的“因導”色彩。

《史記·禮書》中曾經生動精彩地寫到：“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彼抉R遷認為消費者一般都是具有奢侈攀比風氣心理的，但這種放縱消費在集權王朝是不適于平民百姓的，而具有此種消費心理且具備此種消費能力的人是上層政治階級和富有的商賈階層。而等級消費制只確保了王權統(tǒng)治階級較高的消費標準，卻限制了商賈階層的消費要求，這是不利于整個社會經濟發(fā)展的。司馬遷列舉當時各地名品特產認為此皆中國人民所喜好，他認為農虞工商是消費資料的總源泉，EffJ越發(fā)達，消費品供給越充裕，社會經濟也就會越繁榮。在這里他雖然模糊了必需品和奢侈品的界限，但是這種將消費的基礎由農業(yè)生產擴大到整個國民經濟的思想，完全擺脫傳統(tǒng)重農唯農主義的偏見，向傳統(tǒng)黜奢崇儉思想發(fā)起了挑戰(zhàn)。但由于司馬遷的這種“因導”消費思想并沒有意識到在當時的經濟發(fā)展過程中工商業(yè)的優(yōu)先過度發(fā)展也許會有害于作為當時經濟基礎的小農經濟的穩(wěn)步發(fā)展。所以，他的這種超現實思想并未得到統(tǒng)治階層的重視和支持。然而，司馬遷的“因導”消費思想畢竟是傳統(tǒng)消費經濟發(fā)展中的一種逆思潮，他的思想為后世商品經濟要求商人資本獨屯發(fā)展的消費意識做出了開創(chuàng)性的貢獻。

司馬遷的“因導”消費思想明確地表達了當時商人階層的消費意識，這個階層具備足夠的消費能力，卻受到爵祿等級消費制的約束和封建特權階級的不齒。而只有在消費政策上實施“因導”消費思想，統(tǒng)治階級和商賈階層的適時消費才會有政治依據。他認為這種消費思想于已于國都是有利的，尤其是依靠制作、出售奢侈品為業(yè)的富商臣賈可以使自己的經濟活動師出有名，并以此盡可能多的分割封地主的地租和賦稅收入，對于國家而言“因導”消費思想會由于鼓勵消費活躍經濟使得整個社會的消費水平普遍提高，仁義道德才會因此而廣泛滲入人們的心中。做到“禮生于有而廢于無，人富而仁義附焉”。

司馬遷消費思想的屬性決定了它的反傳統(tǒng)特點。他認為正是在財貨的種類較少而人的物質欲望受到限制的時代，才會形成“小國寡民論”和否定商業(yè)的論調。但是，一旦消費生活的水準提高和習慣于富裕生活之后，要想人為的限制和壓抑人的欲望就非常困難了。所以不如通過使農業(yè)、林業(yè)、手工業(yè)等行業(yè)的產品符合消費者的欲望并滿足他們，最終使國家和人民走向富裕之路。

司馬遷肯定消費生活中的人的本能欲求，并以滿足這種欲望作為經濟生活的目標。這種消費觀存舌定傳統(tǒng)貴義賤利論和黜奢崇儉論的同時，也肯定了人的欲求重視消費活動對社會經濟的重大影響作用，指出了致富途徑的“富無經業(yè)”，表達了要求提高商業(yè)社會地位和要求經濟自由運行的超時代的思想，為后世留下了從欲求以及消費角度“得以觀擇”的理論參照。

四、結語

人類的求利動機是一種天性，這種“天性很可能以這種方式來欺騙我們。正是這種蒙騙不斷地喚起和保持人類勞動的動機。正是這種蒙騙最初促使人類耕種土地，建筑房屋，創(chuàng)立城市和國家，在所有的科學和藝術領域中有所發(fā)現、有所前進。這些科學和藝術，提高了人類的生活水平，使之更加豐富多彩；完全改變了世界面貌，使自然界的原始森林變成適于耕種的平原，把沉睡荒涼的海洋變成新的糧庫，變成通達大陸上各個國家的行車大道。”經濟是一種文明，更是一種文化、一種思想，它不僅僅是只包有物質的內容，同時它還包含著濃厚的精神層面的意義。司馬遷的人性自利論學說以及基于此產生的“因導”消費觀思想作為我國經濟思想長河中的一份珍貴遺產，正是這樣的一種思想和文明。

參考文獻

[1]唐任伍．中外經濟思想比較研究[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

[2]桑田幸三．中國經濟思想史論[M]．北京：北京大學，1990．

[3]蔡尚思．中國思想研究法[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4]亞當·斯密，蔣自強等譯．道德情操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5]亞當·斯密，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

[6]亨利-威廉·斯皮格爾，劉宇飛等譯經濟思想的成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7]詹姆斯·w·湯普遜．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第5篇：秦漢時期的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方法論；學術刨見

一、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

在進行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過程中，胡老經過不斷的探索，尋找出了一套頗具個人學術特色而行之有效的科學研究方法。大體說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堅持以為指導

胡老一直堅信對于社會科學研究的指導意義，并將這一理念貫穿于中國經濟思想史的整個研究過程之中。例如，胡老在50年代開始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時，最初只考慮到是搞一門專史，對歷史分期問題采取了一種被歷史學界較多接受的觀點一一秦漢封建制說。但隨著胡老對經濟思想分析的深入，卻碰到了一系列按照政治經濟學無法解釋的問題。于是他依據的基本原理，對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重新進行了審視，果斷地放棄了前說而采用了西周封建論，肯定西周是較典型的封建領主制經濟，結果困難即迎刃而解。①

胡老在長期的研究中敏銳地發(fā)現，單純運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這一“社會基本矛盾學說”作為歷史研究的指導思想，會碰到許多不易正確解釋的問題。他從同志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得到啟發(fā)，認為將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和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并列為社會基本矛盾，對中國封建經濟的歷史分析是一個很有力的指導理論。由此，胡老提出，在歷史研究尤其是中國封建經濟的研究中“還須充分運用同志的社會基本矛盾理淪作為分析的武器”，認為“掌握了這一理論武器，會幫助我們解決單純以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作為歷史研究的指導思想時所不能很好解決的問題?！雹谟纱怂_創(chuàng)了運用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這一社會基本矛盾學說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的先河，為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更為有效的的科學方法。正是在基本原理，尤其是在社會基本矛盾學說的指導下，胡老準確清晰地把握住了中國經濟思想史發(fā)展的基本線索，并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對此，胡老曾深有體會地指出：“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過程中，作者深深地體會到，如果不正確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正確地運用思想，許多的歷史事件就不能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雹?/p>

胡老還以此為理論基礎構建起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的堅實大廈。他發(fā)現，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經濟思想史也相應地呈現出不同階段的時代特征，“一個國家的經濟思想史，是與這個國家的社會發(fā)展進程有密切關聯的，所以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在這里，就應該特別予以考慮”。④基于這種認識，胡老將關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基本原理作為肇建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大廈的理論基石，在分析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變動的基礎上探討經濟思想的變遷，并將其作為貫穿歷史上各種紛繁經濟觀點的一根紅線，從而首次完整地建造起了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的系統(tǒng)框架。所以，胡老始終強調，“一部完整的中國經濟思想史，必須以政治經濟學的范疇為指南去整理和分析”，⑤“他的中國經濟思想史體系，是在馬列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建立起來的?！雹?/p>

胡老一再指出：“有不少關于歷史經濟問題的分歧意見或觀點，都是由于沒有很好地或全面地掌握理論才產生的，根本不是什么分歧”，因此在研究中“更重要的仍在于更熟稔地運用經濟諸范疇”，結合中國歷史的實際情況，“作出實事求是的具體分析。”⑦

2．主張以近代習用經濟范疇為基礎構建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體系

許多學者認為，編寫中國經濟思想史時應該有和它相適應的獨特體系，而不能按財富、生產、流通、分配、財政、金融等經濟范疇為體系的方式敘述，否則就是以西方經濟學說史的框框來套中國經濟思想史。由于這一觀點涉及到應否借用西方經濟學說史的某些“框框”的問題．所以是一種方法淪的問題．對此，胡老發(fā)表了自己獨特的看法。⑧

胡老指出：“任何一種思想史必然有一些它自己的特殊的理論范疇，只有在闡述其特殊理論范疇的發(fā)展過程條件下，才能顯示它本身的特色”。⑨他認為，中國經濟思想史學體系則必須以各種經濟范疇如生產、分配、財富等為基礎。因為“這樣做有幾個好處：(1)易于理解某一思想家或時代的經濟思想的面貌及其所反映的階級關系和經濟條件；(2)可能把不同時代的或同一時代的各個思想家的經濟觀進行比較分析；(3)易于探索許多重要經濟概念的歷史發(fā)展過程及其賴以產生的階級關系或經濟條件的變化”；(4)中國歷史上不存在專業(yè)的經濟思想家，傳統(tǒng)經濟思想大都混雜在哲學、政治等論述之中，將各個經濟觀點按照經濟范疇分別加以表述，易于和哲學、政治等觀點嚴恪地區(qū)分開來；(5)經濟思想史區(qū)別于其他思想史之處即在于它以論述代表一定階級或集團的經濟概念、理論及其發(fā)展過程為任務，而只有以一定歷史時期或人物所接觸到的經濟范疇為表述內容，才能實現這一任務，更充分地體現出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特點。⑩

同時，這種表述體系并非是資產階級學說史的“框框”，其實經典著作就是采用財富、利息、生產等范疇來考察、論述經濟學說史的。故以各種經濟范疇如生產、分配、財富等敘述一定歷史人物、學派或階級的經濟思想，非但是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學體系應該且必須采用的，即便“將來從事于社會主義中國的經濟思想史的編寫也必須使用這些范疇?！雹虾线M一步指出，由于舊有的古代經濟思想與近代經濟思想在邏輯思維和名詞術語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所以我們不能完全以舊有經濟思想的范疇作為中國經濟思想史學體系的基礎，而“必須以近代經濟范疇為基礎并：兼顧舊有特點的體系來編寫中國經濟思想史?！雹羞@樣才能更好地運用觀點對舊有的經濟思想遺產進行整理，才能使人們易于理解。因此，中國經濟思想史學體系以近代習用的經濟范疇為基礎，“不僅無可非議并是勢所必然?！雹?/p>

3．倡導比較分析的研究方法

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中，胡老一向重視并極力主張運用比較分析的萬法。他指出：“所謂對比分析，以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來說，就是把各種經濟觀點在可能范圍內進行古今對比、中外對比并加以分析批判．”⒁針對一些學者反對進行古今或中西對比的觀點，胡老堅定地認為：“進行對比分析，不僅可以這樣做，有時甚至必須這樣做?！雹?/p>

一方面，各類經濟范疇有進行對比的可能和必要。首先，任何社會形態(tài)所共有的經濟范疇如勞動、消費等，其本身就具備相對比的可能性，且只有通過對比才能體現出各社會形態(tài)經濟范疇所反映的經濟思想和客觀經濟條件的特點。其次，一定社會形態(tài)所特有的經濟范疇，只有通過對比才可能發(fā)現其在同一社會形態(tài)下的中西方不同國家之間以及在同一國家的不同歷史發(fā)展階段上的具體差別，且只有把同一社會形態(tài)下中西方特有經濟范疇進行一番全面對照之后，才能發(fā)現中國經濟思想的某些特有范疇。最后，幾種社會形態(tài)所共有的經濟范疇，如貨幣、商品等，“是古代社會和近代社會所共通的”，故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既可以把中國古代經濟思想與它的半殖民地時代的經濟思想相對比，也可以與西方從奴隸制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思想相對比。”⒃且只有通過對比才易于發(fā)現一定經濟范疇的演變過程，并找出它在各個生產方式或不同國家之間的共同點和差別點。另一方面，對比分析是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必然要求．首先，胡老指出，19世紀后半期西方經濟學說即開始輸入中國，并成為人們談論經濟問題的慣用模式，而之后傳人的的經濟范疇在名詞術語上仍是沿用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經濟范疇．由此他認為，在這樣的客觀條件下，任何一個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的學者，無論他是以為指導或是從資產階級立場出發(fā)，都必須選擇使用人們所熟習的經濟范疇才能為人們所理解，而“這樣做，已經是在進行一種對比分析”。⒄其次，一部完整的中國經濟思想史，既然必須以政治經濟學的范疇為指南去整理和分析舊有的經濟思想和解放前曾一度流行過的由西方傳人的資產階級經濟思想，這就要求必須進行對比分析。只有通過對比研究，才能知道19世紀中葉前后中國傳統(tǒng)經濟思想的存廢變遷情況，理清其發(fā)展演化的歷史線索。最后，只有把我國舊有的經濟思想與西方古代和近代的經濟思想進行對比分析，才能使我們知道我們祖先曾經為經濟學說作出過哪些貢獻，及其在世界經濟思想史中占據怎樣的地位，才能真正發(fā)現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的光輝成就。所以，胡老堅持認為，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中進行對比分析，是可能且“十分必要的”。

4．力主“古人思想現代化”

如何準確而恰當地解釋、分析和評價古人的經濟思想，是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方法探討中一個頗受重視的熱點。在20世紀60年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者曾發(fā)起了一場關于該問題的討論，即“古人思想現代化”之爭．胡老旗幟鮮明地主張“古人思想現代化”。

胡老指出，所謂“古人思想現代化”，至少應該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不遵守列寧所說的“嚴格的歷史性”，把某些古人在他的歷史地位上不可能做和不可能想的當代的東西，無中生有、牽強附會地強加到古人身上；第二種情況是遵守嚴格的歷史性，運用現代科學觀點、概念、術語和語言論述古人在他的歷史地位上應有的思想和行動。⒅胡老堅決反對前者而肯定后者，他指出：“第一種情況的現代化顯然是錯誤的，幾近于無中生有的造謠，這已不完全屬于把古人思想現代化范圍”，而“第二種的現代化是正確而必不可少的步驟，也是所有反對把古人思想現代化的同志們所認為應該堅持的正確研究態(tài)度”。⒆

胡老一再強調，要堅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去分析、評論古人的思想和用現代的科學概念與術語去解釋古人的思想，進行“古人思想現代化”是十分必要的，他指出：“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和現代科學成就去整理祖國文化遺產，盡管我們遵守嚴格的歷史性，把古人及其思想放在他應有的歷史地位上，仍然有不少必須把古人思想現代化的過程．”⒇

胡老認為，真正正確而恰當地將“古人思想現代化”至少要經過三個必須的過程：一是“轉譯”把古人習用的語言，“現代化”為我們今天通用的語言，即將古漢語譯成現代漢語；二是“對口徑”，即為古代的概念術語找到現代習用的相應替代概念術語；三是“加工”，即把古人尚無確定術語概括的思想用現代習用的概念術語表達出來，從而更易于理解、分析和批判．此外，這些概念、術語和語言，由于歷史的差別，古代與現代必然在內容上有簡單與復雜之別，認識上有深淺之別，以及反應客觀事物的正確程度之不同，這些也都需要在分析批判中進一步加以指出。胡老指出：“從某種意義來說，對口徑、加工和轉譯等才是真正而正確的把古人思想現代化?！盵21]

對于“古人思想現代化”，胡老是一貫堅持的。20世紀80年代已年屆80多歲的胡老仍著文指出：“將古人思想及其有關文獻予以現代化成為任何古代中國學術史者所必須闖過的第一關”。而“無論今譯、對口徑或加工均是治我國任何古代學術思想史者(包括中國經濟思想史學者)所必須經歷的過程和艱巨的任務，其目標正是使古人思想現代化，并無可非議之處”。[22]

二、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學術創(chuàng)見

胡寄窗先生作為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的大師、專家，他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領域的卓越學術成就，集中體現在他對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系統(tǒng)總結和獨到評析上。

1．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研究

從整體上對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進行系統(tǒng)的貫通性總結和研究，是由胡老開創(chuàng)的。胡老的三卷本《中國經濟思想史》是以為指導寫出的第一部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通史專著，在該書中胡老對中國古代經濟思想提出了許多獨到見解，主要有以下幾大方面：

(1)《管子》經濟思想的精辟剖析。胡老首次對《管子》經濟思想作出了系統(tǒng)整理和分析。頗值一提的是對《管子》輕重理論的研究。他不但力排眾議，認定該理論成于戰(zhàn)國中后期，而且對該理論的內容從研究對象、輕重規(guī)律及其運用等方面作了明白曉暢的分析，同時獨樹一幟地指出，輕重理論實質是封建王權與商業(yè)精神的混合物。又如以往中國學者大多認為《管子》的消費觀念是其思想中最矛盾、最不易處理的一部分，因為《管子》既主張崇儉卻又鼓勵侈靡．胡老則認為，這二者并不矛盾，崇儉是一般情況下都適用的原則，而侈靡是在特殊情況下為了達到一定目的所采用的手段．胡老對于《管子》的其他經濟思想如貨幣數量說、自利觀念、財政上擴大經濟收入和價格；既念等等，亦都有獨到精辟的論述。

(2)古代經濟循環(huán)論的首次發(fā)現和系統(tǒng)闡述．中國古代經濟循環(huán)論后人始終未真正理解其根本內涵，更沒人作出明確系統(tǒng)的論述。胡老全面考察后指出，史書所載“木饑”系“木康”之誤，后世輾轉傳抄，迄今未被發(fā)覺，這樣就不但糾正了一個史料的謬誤，而且首次對這一中國古代經濟循：不論作出了系統(tǒng)合理的闡述，認為該學說說明當時人們已察覺到社會經濟生活過程中存在著某種客觀規(guī)律，是世界上最早說明社會經濟變動規(guī)律的經濟循環(huán)論．

(3)古代人物經濟思想的重新審視。胡老對古人經濟思想提出了許多新穎獨到的見解。例如，對于王莽的經濟思想，學術界幾乎全盤否定，認為其代表了漢代大地主階級最腐朽集團的既得利益．胡老則對王莽的經濟思想給予了較為肯定的評價，指出王莽對當時社會經濟的一些問題已有較為深刻的認識，如認識到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商品化是土地兼并的前提條件；非生產性的家庭奴婢人數的增加會導致農村勞動力的缺乏；具有壟斷性的生產事業(yè)由政府嚴加管制的必要性；尤其是他對標準價格的設計和對生產成本的重視以及對利息來源于利潤的認識，更是十分深刻和獨到的。所以盡管王莽經濟改革措施存在不少錯誤之處且以失敗告終，但失敗了的經濟政策并不一定都是錯誤的政策，他仍不愧是對經濟問題有一定觀察力的知識分子，能對以前的思想家在這方面的成就加以綜合利用，并在某些方面有較深刻的或獨到的認識．

(4)古代土地思想、貨幣理論、財政思想、“重本輕末”思想、分配思想等的系統(tǒng)研究。

1)土地思想．胡老深刻地指出：在封建社會前期解決土地兼并問題是土地思想的主流，由此思想家們設計了各種以小土地平均分配為指導原則的各種土地方案，從而形成了井田思想、限田思想、王田思想、占田思想、均田思想等等；而從唐中期開始，土地思想則從解決土地問題本身更多地轉向賦役問題，特別是從宋代起，思想家多將土地兼并看成是積重難返不易改變的客觀事實，并對以前的土地思想如井田思想進行了分析批判，主張定經界和清丈土地成為土地思想的主要內容，一些新的土地思想如“耕者有其田”思想的雛形開始萌生。

2)貨幣理論。胡老指出，“子母相權”論是中國古代最早的貨幣理論，而《管子》的貨幣思想則標志古代貨幣理論的最高峰，這二者支配了整個封建時期，成為封建地主經濟時期經常被引證的貨幣理論依據；封建地主經濟前期雖出現了一些新的貨幣觀點，但經常是點滴的發(fā)現或論述，少有人對這些觀點作綜合的系統(tǒng)研究，且絕大多數均系重復前人的觀點；宋以后，由于紙幣的出現和流行，給貨幣理論增添了一個嶄新的內容，紙幣問題成為爭論最多的議題，而從明末開始白銀則不時成為貨幣議論的中心問題。

3)財政思想。中國古代財政思想是甚為豐富的。胡老對其發(fā)展演變的脈絡進行了系統(tǒng)梳理，并指出在先秦時期許多基本的財政觀點包括量人為出、開源節(jié)流、培養(yǎng)稅源、平均負擔、輕徭薄賦等均已產生，西漢思想家則將其具體化為財政措施，在許多方面都具有首創(chuàng)意義，對此后的封建王朝財政起了極大的指導作用，但就其理論來說并未有所突破；隋唐開始發(fā)生了重大財政改革，出現了一些新的財政觀點，如量出為人、以貧富為差征稅等等；宋代起則更多地是對傳統(tǒng)財政思想教條的批判、深化和改進。

4)“重本輕末”思想。胡老指出，中國古代“重本輕末”思想的變化主要表現在“輕末”思想的演變上，具體說來：春秋及以前普遍重商，至戰(zhàn)國開始出現輕末思想，漢代則成為一個傳統(tǒng)的：經濟教條，但漢末即有人對其提出了異議，封建地主經濟后期這一趨勢更加顯明，明清之際黃宗羲的工商皆本論對傳統(tǒng)的輕末抑末作了根本否定，魏源則以新的時代精神宣揚富國，給輕末觀點敲響了喪鐘。這種對輕末觀點的懷疑或公開批判，體現了順應商品經濟發(fā)展客觀條件的進步要求，特別是明中葉以后的反輕末思想更是預示未來新興剝削階級的要求。

5)分配思想。胡老認為，中國古代分配思想在封建社會的不同階段呈現出不同特點：戰(zhàn)國中期以前的思想家大都主張緩和貧富對立現象，兩漢戰(zhàn)國末年的分配思想則變?yōu)榭隙ㄘ毟徊痪F象的合理性，兩漢起卻又掀起了激烈抨擊貧富對立的思潮，而從宋代開始，則較多地宣揚富民思想，反對打擊富民的思想日益流傳，維護富民利益成為主流思想，愈接近封建地主經濟的末期愈是如此。胡老指出，剝削階級思想家所謂“均貧富”只是用溫和的方法以適當縮短懸殊的貧富差距，勞動人民的“均貧富”要求則是以革命的暴力剝奪方式達到財富的絕對平均。

此外，胡老對于古代價值與價格概念、消費觀點、干涉與放任等也都進行了較為系統(tǒng)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許多獨到論斷，不一一列舉。正因如此，學界稱譽胡老：“他在未探索的航程領域中開辟出一條路徑，和他對許多空白的填補以及對大量未見分曉的問題的澄清，則胡氏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上樹立了一塊里程碑?！盵23]

2。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研究

胡老在其另一部代表性著作《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大綱》中，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tài)度，對中國近代經濟思想亦作出了許多深刻獨到的分析和評價。例如，對于近代官督商辦，當時學界大多傾向于指責其對的遏制作用。胡老指出，不能認為官督商辦形式本身也是錯誤的。當時民營工商業(yè)的幼弱、國際資本主義的強大競爭壓力，以及外在融資條件的欠缺，決定了官府參與工商業(yè)的必要性，如不存在官督商辦企業(yè)，則民營工商業(yè)將拖延到若干年后才能緩慢出現，所以官督商辦企業(yè)開風氣之先的創(chuàng)始意義是不能否定的。由此，胡老認為，近代思想家倡行官督商辦之說，亦自有客觀基礎，不應受到責難。又如，舉借洋債主張在當時學術界一直受到較多的批評．胡老認為，舉外債以興辦近代工業(yè)是任何一個經濟落后國家發(fā)展國民經濟的正常途徑，不應當將其同一些由于經辦官僚的無知而接受的苛刻借債條件攪混在一起。當時馬建忠因倡議舉外債以修鐵路而備受非議，胡老則認為馬建忠所說的外債是指在資本市場上發(fā)行鐵路股票以籌集資本，是資本主義世界創(chuàng)辦工商業(yè)的習慣方式，其倡議舉洋債以興辦各種工商事業(yè)之論的本身，從理論上講是不能非議的。

在對近代歷史人物經濟思想評價上，胡老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例如稱魏源“在經濟思想領域，他可算是典型的中國式經濟思想的最后一位足值稱述的思想家，同時也是向西方文明學習的這一巨大歷史潮流的發(fā)軔者，所以，魏源的經濟思想標志著我國傳統(tǒng)經濟思想之歷史變革的轉折點”。[24]魏源以后，許多學者大量接觸了西方經濟學，并以此來分析中國經濟問題，因此胡老提出對這些學者的經濟思想應以近代經濟學的尺度去衡量，如康有為在以前的經濟思想學界多給予較高評價，胡老在肯定其進步作用的同時又指出“只是把一些向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習的先行者的意見加以綜合，雖在個別問題上有所發(fā)展，仍談不上增加了中國經濟思想的什么新內容”；[25]嚴復是真正傳播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惟一學者，但“不能算是一位近代意義的資產階級經：齊學家，因為他只有對許多經濟學說或問題的片面見解，缺乏對任何一個經濟理論范疇的較完整的表述”。[26]等等，不一而足。

注釋：

①胡寄窗：《對古代史分期問題的一點意見》，《學術月刊》1979年第6期。

②⑦胡寄窗：《關于研究中國封建地主經濟的若干問題》，《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84年第4期。

③④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8頁、第l頁．

⑤⑩⒁⒂⒄⒅⒆⒇[21]胡寄窗：《關于目前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幾個問題》，《學術月刊》1964年第1期。

⑥談敏：《回憶我的恩師一一胡寄窗先生》，《財經研究》1994年第4期．

⑧⑨⑾⑿⒀⒃[22]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歧見》，《學術學刊》1986年第3期．

⑦張立容：《評述胡寄窗著<中國經濟思想史>》，《美國政治經濟學季刊》1987年第3期。

[24][25][26]胡寄窗：《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大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2頁、第209頁、第235頁.

參考文獻：

[1]胡寄窗．關于目前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幾個問題[J]．學術月刊，19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