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教育思想形成的背景及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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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董仲舒作為儒學大家，其思想的形成有著鮮明的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西漢立國距戰(zhàn)國不遠，游士之風猶存。加之立國之初，郡國并行體制的失敗，促進了對治國理念的思索。其時，隨著黃老學說的衰落，儒家思想面臨著復興的機遇。董仲舒敏銳地抓住這一時機，對儒家思想進行革新。基于此而形成的教育思想，重視歷史傳承教育，強化道統(tǒng)與正統(tǒng)的統(tǒng)一，推進儒家世俗化建設。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不僅對當時影響甚廣，對我國現(xiàn)代教育發(fā)展也有著很強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董仲舒；教育思想；歷史背景

1董仲舒教育思想形成之歷史背景

1.1政治背景

任何一種思想的形成都離不開政治環(huán)境的影響，對董仲舒而言也是如此。董仲舒生活的時代也是漢代政治發(fā)生重大變化的時代。漢朝建立后，之所以實行郡國并行的制度，一方面是因為距離戰(zhàn)國時代不遠，分封的影響仍在。這在《史記》《漢書》中都有記載。比如漢高祖在和項羽的爭斗中，一度希望采納酈食其的建議，通過分封戰(zhàn)國諸侯后人的形式來贏得勝利，足賴張良及時制止，張良的建議就很能反映這一時變，“夫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2]895，這反映了士人的意識覺醒。漢朝建立后，所以采納叔孫通建議，通過禮儀恢復建立權威，也反映了這一時期對秦朝制度的思索。另一方面，漢朝在經(jīng)歷幾十年黃老思想的影響下，與民休養(yǎng)，國家也漸趨穩(wěn)定，尤其是七國之亂后，漢家的政權更趨穩(wěn)定。實踐證明，黃老思想重視養(yǎng)生、珍愛生命、反對斗爭，這對西漢初年收服人心、穩(wěn)定政權是有益的。但這種思想對于維護封建統(tǒng)治顯然是不可維持的。如何建立長治久安的制度，漢代統(tǒng)治者在對秦朝制度進行反思的基礎上不斷思索探尋。故后人云：“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3]6196董仲舒敏銳地發(fā)現(xiàn)了這一時代需求，“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2]1099。董仲舒“天人合一”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儒、法、道家思想的糅雜和提升，“立義以明尊卑之分，強干弱枝以明大小之職”[4]141。董仲舒重視對太子等統(tǒng)治者教育的思想也無不圍繞其政治思想而形成，這種思想既有對賈誼思想的繼承，更有對其思想的發(fā)展，這對后世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誠如葛兆光先生所云：“董仲舒以后的儒學，一方面憑借官方確認的儒家經(jīng)典地位與教育傳承系統(tǒng)，穩(wěn)穩(wěn)地確立了正統(tǒng)或主流的地位，一方面在經(jīng)典知識之外挪用著包括緯書在內(nèi)的各種知識與技術?！盵5]293

1.2文化背景

董仲舒思想也是在對文化反思和繼承的背景下形成的，這在多方面都有體現(xiàn)。一方面在天人感應思想上，董仲舒的思想繼承了黃老的思想，保持了西漢初年統(tǒng)治思想的延續(xù)，天人感應思想在賈誼《明誡》篇里有反映。而這種思想又是對墨家“天志”“明鬼”思想的批判吸納，墨家節(jié)儉思想對文帝景帝都有影響，這多方面的因素顯示了董仲舒的智慧和變通，“使儒者的倫理原則獲得了‘天’與‘鬼神’的監(jiān)督與保證，使政治權威的權力有了來自‘天’與‘鬼神’的支持與權威”[5]267。另一方面，董仲舒的思想也是在儒家內(nèi)部斗爭的基礎上而豐富起來的。董仲舒和公孫弘的關系更多顯示出來的是政治斗爭，而實際上隱藏其后的是儒家思想內(nèi)部的斗爭。儒家重視積極入世。公孫弘即代表儒家積極入世的一面，“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粟之飯，俸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余，可謂減于制度，而率下篤俗者也”[2]1135。董仲舒的入世觀表現(xiàn)得有所不同，其謀劃更為宏遠，在一定程度上屬于建立制度的一面，“及（董）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fā)之。”[2]1109其讓儒家思想進一步時代化和現(xiàn)實化，實現(xiàn)了形而上與形而下的結合，“改變了先秦儒學象征主義與人本主義的性質(zhì)與路向”[5]270。

2董仲舒教育思想的特點

董仲舒在其所處的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下，加上個人的探索形成了自己對教育的理解，而他對教育的認識也深刻影響了之后我國教育的發(fā)展。董仲舒發(fā)展的“儒家的思想學說終于形成了理路貫通、兼?zhèn)湫紊闲蜗拢梢詫嵱糜谏鐣膰乙庾R形態(tài)，完成了從理想主義到現(xiàn)實主義的過渡”[5]265。董仲舒的教育思想對我國教育制度乃至政治制度都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2.1重視教化，強化人性的可遷移性

儒家重視人性的變化，戰(zhàn)國以來儒家不同的代表人物對人性有不同的理解，而這以孟子、荀子為代表，“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6]47。董仲舒則對此進行合理的吸收并予以升華，認為“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并認為“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于外也，非在天所為之內(nèi)也”[4]297，強化了外在社會的教化和感染作用，使對人性的理解進一步人文化，這就使“思想的理路就自然而然地轉向了調(diào)節(jié)、教育、管理的意義”[5]262。而且，董仲舒還用“鈞”“镕”的現(xiàn)實生活的范例來強調(diào)教化對人性的重要影響，反映了科學技術的發(fā)展對儒家學說的深化，“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镕，唯冶者之所鑄”[2]1097。董仲舒的這一認識，對之后儒學的發(fā)展影響深遠，“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民，要在教化”[7]297。這就是“在儒家學說中開出一整套制度性內(nèi)容來的邏輯起點，也是使儒家思想學說轉化成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的關鍵所在”[5]263。

2.2重視道統(tǒng)與政統(tǒng)的統(tǒng)一，推進了儒家學說世俗化建設

秦漢之前，儒家盡管有君子儒、小人儒之說，而且孔子死后，儒家也進行了很大的分裂，但是這種分裂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儒家學說的世俗化。董仲舒敏銳地抓住了這一趨勢，并對之進行了理論和實際的結合，其重要表現(xiàn)就是重視道統(tǒng)和政統(tǒng)的統(tǒng)一。在政統(tǒng)上，就是通過對黃老、墨家等學說的改造和汲取，提出了天人感應理論，“并依循陰陽五行學說確立了三綱五常的倫理思想，這是道法自然的社會應用”[8]。從而明確了漢朝正統(tǒng)的合法性，收到了“立義以明尊卑之分，強干弱枝以明大小之職”[4]141的明顯效果。在道統(tǒng)上，通過對德與法的綜合運用，強調(diào)了兩者協(xié)同并進的作用?！皣詾閲?，德也，君之所以為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則失恩，威分則失權，失權則君賤，失恩則民散，民散則國亂?！盵4]782正是通過政統(tǒng)與道統(tǒng)的合理分析，董仲舒非常重視教育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巴跽呙饔诖耍枪誓厦娑翁煜?，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jié)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也，教化行而習俗美也”[2]1098，唯有此，才能收到“善無小而不舉，惡無小而不去，以純其美”[4]160的教育效果。

2.3重視汲取歷史經(jīng)驗，保持了儒家教育的傳承

“春秋決獄”是漢代一個優(yōu)良傳統(tǒng)，這種做法的提倡者就是董仲舒。史載：“（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大獄，數(shù)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jīng)對，言之詳矣?！盵7]671如果從教育學的角度講，董仲舒通過春秋決獄的形式強化了儒家經(jīng)典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秦代以吏為師，漢朝仍有其傳統(tǒng)，“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于囚徒”。魏尚、韓安國、張敞等官員所以犯罪后再次起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于公家也”[2]1519。而這三個人都是有著較好的儒學修養(yǎng)的。有鑒于此，董仲舒通過春秋決獄的形式對以吏為師的政治進行改造，進而為儒家教育提供政治合理性?！靶陶卟豢扇我灾问溃q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2]1097。在推行春秋決獄的同時，董仲舒也重視將儒家的教育觀點與心理學、美學等結合，反映了董仲舒教育觀點的豐富性?！巴鉄o貪而內(nèi)清靜，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養(yǎng)其身，是其且多且治”[4]449。董仲舒重視對歷史經(jīng)驗的提升并融之于教化的做法，說明了對歷史的繼承，重視歷史文化血脈的研究，是儒家學說所以延續(xù)千年而保持生機的原因所在，也是董仲舒學說歷久彌新的生機所在，這說明了每個學說，盡管是“人類體驗永恒不變的一部分，其實卻受文化轉變的影響，由時代的思想和情緒控制”[9]48。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也是如此?？偠灾?，研究董仲舒的教育思想有著很強的歷史正當性。一方面，董仲舒的教育思想反映了從先秦到西漢儒家學說的重生和革新，“三代以后，非賈子之出，亦無以原圣學之始；及董子繼之以正義明道之說，建儒術不祧之宗；相得益彰，有非流俗運會所能掩者，豈偶然哉？”[1]538這反映了董仲舒對叔孫通、賈誼等儒家前輩學說的繼承和發(fā)展，有著歷史的合理性和時代的進步性。另一方面，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也是在和同為儒家出身的胡毋生、瑕丘江公等斗爭中脫穎而出的。盡管公孫弘和董仲舒有分歧，但在董仲舒和瑕丘江公等的斗爭中卻給予了有力的支持。史載“仲舒通《五經(jīng)》能持論，善屬文。江工吶于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仲舒。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2]1558。因此，宋人陳亮認為董仲舒的思想“其切于世用而不悖于圣人，固已或異于諸子矣”[1]565。今天，研究董仲舒的教育思想，從中汲取智慧的光芒有著相當重要的時代意義，但無論秉持何種認識，我們都必須對董仲舒的教育思想進行必要的繼承和創(chuàng)新，以保持董仲舒教育思想研究的可持續(xù)性，推動該項研究科學發(fā)展，從而激發(fā)其內(nèi)在的生命力，使之成為我國教育現(xiàn)代化的重要思想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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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奇儒 單位：北京德和衡（邯鄲）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