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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民營經濟在整個社會經濟的發(fā)展和壯大中舉足輕重。社會發(fā)展步伐加快,整個社會進入了數(shù)字化時代,由于民營經濟是建立在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基礎之上,其中心目標就是利益最大化,它具有靈活的多項權利。正是由于這種較大的盲目性,企業(yè)社會責任感越來越缺失,隨之產生的一系列問題也證實了這一點,民營經濟本身的機制是無法解決這一問題的。企業(yè)管理者個人素養(yǎng)和主流價值理念教育對民營經濟社會責任意識的提高大有助益,基于此,多角度全方位探求對策來提高民營經濟的社會責任意識迫在眉睫。
關鍵詞:民營經濟社會責任;馬克思主義信仰;國家政策
2020年7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在企業(yè)家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充分肯定了民營經濟對經濟社會發(fā)展做出的貢獻,對國家抗疫戰(zhàn)役的重要作用,對企業(yè)家們也提出了殷切的希望,“企業(yè)既有經濟責任、法律責任,也有社會責任、道德責任?!薄捌髽I(yè)家要帶領企業(yè)戰(zhàn)勝當前困難,走向更輝煌的未來,就要在愛國、創(chuàng)新、誠信、社會責任和國際視野等方面不斷提升自己,努力成為新時代構建新發(fā)展格局、建設現(xiàn)代化經濟體系、推動高質量發(fā)展的生力軍”[1]。思想政治教育是對社會群體的思想觀念施加一定的思想觀念、政治觀點、道德規(guī)范,以形成一定社會要求的思想品德的一種社會實踐活動,在民營企業(yè)家社會責任的養(yǎng)成過程中可以發(fā)揮其功用,潛移默化,深遠持久的牢牢根植責任意識。
1問題概述及緣起
企業(yè)社會責任也就是“CSR”,這一概念源于20世紀的美國。早在1953年,伯文(H.Bowen)首次給CSR下了一個明確的定義:商人按照社會的目標和價值,向有關政策靠攏,做出相應的決策,采取理想的具體行動和義務[2]。CSR是指企業(yè)董事作為企業(yè)各類利益相關者的信托受托人,積極實施利他主義的行為,以履行企業(yè)在社會中應有的角色[2]。重申這一問題的原因就在于幾年來企業(yè)社會責任缺失的現(xiàn)象層出不窮。民營企業(yè)作為民營經濟的中流砥柱在社會責任擔當方面缺失現(xiàn)象屢見不鮮。如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近年來的阿里巴巴問題以及騰訊視頻的超級點播風波引發(fā)《人民日報》的強烈譴責,稱其“吃相難看”和各地頻發(fā)的環(huán)境資源問題所反映的環(huán)境法西斯主義傾向,引來了社交媒體和消費者的嚴厲指責,這些都使得企業(yè)深陷信用和責任擔當?shù)哪嗾?,這對于企業(yè)的“生死存亡”是關乎根本的。企業(yè)CSR的缺失背后的因素有很多,很難就一兩個因素分析清楚,總的來說與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及其利益關系有直接的聯(lián)系。在分析CSR缺失背后根源的基礎上,利用思想政治教育獨特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功能,以求對企業(yè)管理者個人道德、良心、信仰提升能有所助益,并加強和完善相關的道德懲戒體系,從這兩方面提高民營企業(yè)的社會責任意識和責任擔當。
2存在問題剖析
隨著經濟的發(fā)展,我國在摸索中逐步認知企業(yè)社會責任大致經歷了三個時期,即“經濟責任”時期、“法制責任”時期、“道德責任”時期[3]。由此可見,這種責任意識正在逐步走向自覺化,推動企業(yè)道德、良心、責任更加內化,必然需挖掘其背后的利害關系,對癥下藥。
2.1內因———企業(yè)管理者金錢至上的利益追求功利化
“在法律未加規(guī)定的一切行為中,人們有自由去做自己的理性認為最有利于自己的事情”[4]。這是由人趨利避害的本性所決定的。究其根本,企業(yè)CSR的缺失與企業(yè)管理者和經營者的德性有著嚴密的關系,也就是說這是企業(yè)管理者缺少德性、道德、信仰的表現(xiàn)。在商品世界里,“貨幣不僅是致富欲望的一個對象,而且是致富欲望唯一的對象。這種欲望本質上就是萬惡的求金欲”[5]。貨幣成為獨立于人之外并統(tǒng)治人的東西,人們對于金錢有一種瘋狂的追求和膜拜,馬克思將其稱為商品拜物教。正是因為如此,金錢成為最高的善,個人主義、利己主義成為社會普遍的原則和現(xiàn)象。在這種市場經濟功利思想的影響下必然會造成道德的滑坡,愈漸愈遠,和資本主義階級的個人主義與利己主義為核心的道德所具有的虛假性和欺騙性逐漸靠近。也就使得企業(yè)在追求財富最大化的過程中可能會采取一些社會責任缺失的行為而獲得利益,同時也會損害其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資本有按照正確比例來分配自己的趨勢,那么,由于資本無限度地追求超額勞動、超額生產、超額消費等,它同樣有超越這種比例的必然趨勢?!Y本既是合乎比例的生產的不斷確立,又是這種生產的不斷揚棄”[6]。正如馬克思所說企業(yè)社會責任問題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必然產物,也就決定了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載體和介質的企業(yè)及其管理者必然要以極致的金錢至上觀為其追求的目標?,F(xiàn)實中,如果對市場經濟放任不管,對出現(xiàn)的問題不加以調節(jié),市場經濟幾乎不可避免地會發(fā)展成為裙帶資本主義,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都會被暴露出來。就其調節(jié)的內因,起關鍵作用的還是企業(yè)自身以及其管理者觀念的轉變,展示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區(qū)別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本質優(yōu)勢。
2.2外因———相關社會道德懲戒和政策的漏洞
正如英國哲學家霍布斯說的“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定出足夠的法律來規(guī)定人們的一切言論和行為,這種事情是不可能辦到的”[4]。毫無疑義是這樣的,任何法律條文的出現(xiàn)必然是為了解決一定的社會問題,總是在問題的不斷暴露中趨向于完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一開始就已經有完備的、全方面的法律體系。法律是道德的底線,而道德是最高的法律標準,完備的法律只能約束人們的外在行為,而對于內心自我道德的控制還需要高尚的道德自律。正如霍布斯在《利維坦》的第163頁中,“自由人一詞根據(jù)這種公認的本義來說,指的是在其力量和智慧所能辦到的事情中,可以不受阻礙地做他愿意做的事情的人”[4]。正是由于自由人的特征,當自由被濫用的時候,問題和沖突就產生了。馬克思通過對資本積累一般趨勢的考察,論證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內在矛盾與沖突在資本的長期積累過程中必然存在,資本主義的對抗性在長期中只能采取危機的形式予以強制性的解決[7]。這個理論同樣適用于當前我國民營企業(yè)出現(xiàn)的社會責任缺失問題,必須予以強制性的措施加以規(guī)制,相關懲戒體系的完善就勢在必行了。社會市場經濟在理論上是法制的社會,受到法律的約束,人們會不斷地完善立法,在這些條件的控制下,一般企業(yè)經濟活動會直接從法律層面做好過程管控,在沒有條件控制的條件下,只能用法律來做最后的“威脅”,嚴格立法,一旦有了明晰的法律條文即“法無授權不可為”將這種公權力控制在范圍之內?,F(xiàn)有的市場經濟在法律方面存在著一些漏洞,如企業(yè)可以直接決定員工的工資、任免員工的就業(yè)無法保障等,企業(yè)運營的各種管理權直接掌握在管理者手中,將企業(yè)的信息管理權掌握在國家手中,并通過立法的手段表現(xiàn)出來,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個漏洞,才能做到有效的過程控制。綜合上述分析,內外因共同缺失導致了企業(yè)社會責任感的缺失問題,企業(yè)管理者金錢至上的利益追求功利化和相關社會道德懲戒和政策的漏洞兩者的不足是CSR缺失的關鍵,針對以上原因,對內從管理者個人道德素養(yǎng)的立場出發(fā),加強其馬克思主義信仰和良心的提高,對外從外部監(jiān)管機制出發(fā),積極尋求法律在企業(yè)社會責任方面的漏洞和不足之處加以查漏補缺,兩手抓,共同致力于提高企業(yè)社會責任意識和責任擔當。
3對策探求
2016年4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行生于己,名生于人”。在自身發(fā)展的同時,飲水思源,回報社會,造福人民。民營企業(yè)要更加自覺自主的擔當起責任,從己出發(fā),嚴于律己,為社會發(fā)展積極助力。
3.1內省———企業(yè)管理者馬克思主義信仰的道德強化
企業(yè)管理者個人的信仰和良心以及在這種意識的影響下所形成的企業(yè)經營理念和企業(yè)文化直接決定著企業(yè)社會責任感的擔當。由此對企業(yè)管理者進行信仰教育分外重要,一個優(yōu)秀的企業(yè)家不應當僅僅有經濟才能,更重要的是人格魅力的養(yǎng)成。信仰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是更深層次的“化心”相比于“化形”。《信仰的力量》一書是塞繆爾·斯邁爾斯編著的一部作品。信仰象征著人類的理想,代表著人類不斷探索追求的渴望,為自己的信仰奮斗終生。沒有堅定的信仰就會迷失在紙醉金迷的物欲世界里,也就是說企業(yè)管理者不但要有能力,更要有情懷、有正確的信仰。馬克思主義信仰的核心理念是共產主義,堅定這一信仰有助于克服資本主義的利己主義和市場經濟的飛速發(fā)展給人們觀念的沖擊。列寧提倡“大家為一人,一人為大家”的共產主義新道德,指出要加強對青少年的道德教育,進而抵制商品貨幣的消極和負面作用。毛澤東也提出要結合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并且以此作為社會主義的精神來教育廣大人民群眾,從而提高全民的道德水平。關于資本主義腐朽思想對青少年的腐蝕,鄧小平多次強調,要對青少年開展理想教育和共產主義的道德教育?!吧鐣髁x道德的核心是為人民服務,基本原則是集體主義,它的最高宗旨就是要建立、維護和發(fā)展這種關系,使全體勞動者團結起來,同心同德建設和實現(xiàn)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并為最終實現(xiàn)社會主義制度而提供一種道德支撐和供給”[8]。這便于與以往社會的道德區(qū)別開來,它能夠依靠自身的科學性來深入人心。綜上所述,企業(yè)管理者個人的道德境界和信仰取向直接關系著CSR的強弱。基于此,在肯定管理者個人專業(yè)知識素養(yǎng)能力的同時也應該加強對其馬克思主義信仰的教育,就如德智體美勞全面發(fā)展的要求一樣,馬克思主義信仰教育勢在必行,應當將其納入管理者選聘和培養(yǎng)條件之中。
3.2外教———完善社會道德獎懲體系、營造良好道德氛圍
揚善抑惡,賞善罰惡,本身就是一種對善的褒獎、提倡和號召,是對惡劣行徑的譴責和懲罰,體現(xiàn)了一個社會的價值觀念和價值標桿,體現(xiàn)著強烈的價值色彩,相關法律和社會道德獎懲體系的不斷完善把社會道德能力的提升逐漸規(guī)范化和制度化?!榜R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考察,揭露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反社會責任傾向,從而強烈地預示了企業(yè)并不具有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的可能,因而企業(yè)社會責任問題不能通過企業(yè)自覺自愿主動承擔來解決”[7]。這就使得一定的法律法規(guī)應運而生,必須采取嚴厲措施來使得企業(yè)強制履行社會責任,它是一種超越個人意愿的絕對義務,正是這種外在客觀力量的存在,證明了社會義務具有他律性,法律條文的設定最重要、最根本的目的還是要把這種他律轉化為自律,把高度的社會責任感轉化為一種內在的行動力和約束力,做到內化于心、外化于行,變成道德主體的一種美德,融入其身,最后轉化為自己的良心。自然人性論認為,人是趨樂避苦的,為了保障人的權利,人們便締結契約,制定法律,讓渡和制約公共權力[9]。人們享受著共同體賦予自己的權利的同時也應當積極履行自己的義務,“法無禁止即可為”本意是讓市場獲得更大的話語權,但是不可避免地不圓滿性也就是法律的漏洞卻為投機取巧者用做了逃避承擔責任的盾牌。正如霍布斯在《利維坦》的第171頁中,論臣民的自由一章中說的“在主權者未以條令規(guī)定的地方,臣民都有自由根據(jù)自己的判斷采取或不采取行動”[4]。便是為這種取巧提供了可乘之機。我國與企業(yè)社會責任相關的規(guī)范散見于《公司法》《合同法》《勞動法》等法律中[10]。2007年上海證券交易所在《中國公司治理報告》中將企業(yè)社會責任劃分為狹義的社會責任和廣義的社會責任,狹義的社會責任僅指道德責任,廣義的社會責任則包括道德責任與法律責任[11]。綜上所述,由于社會關系復雜多變,也就決定了法律不可能完整涵蓋全部社會關系和人們的全部行為以及包羅萬象的社會生活,必然導致法律與社會現(xiàn)實之間存在一定裂縫。再者,由于立法者本人認知能力的有限性和法律條文表達的概念性,法律漏洞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這種外在規(guī)制能做的只有越來越細化,不斷地完善各個領域的道德獎懲體系,才能營造良好的道德氛圍。
4結論
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講“美德即知識”,道德和知識是統(tǒng)一的,一個有德之士必然是一個不斷學習的人,這是培養(yǎng)個人道德責任感的第一個途徑。孔子講“吾日三省吾身”,一個擁有高尚道德的人必然是一個不斷反思自我的人,相比外在的教化,儒家更強調自我克制和檢查,通過經常“自省”也可以培養(yǎng)個人的道德責任感。劉備留給劉禪的話“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一個人的高潔品質是一點一點積少成多的,點滴善行會讓自己的道德責任感增強?!抖Y記·大學》:“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痹鰪姷赖仑熑胃械牧硪粋€方法就是嚴格的自律,一個人獨處的時候也要嚴格要求自己,不被邪念所侵擾,保持高潔的內心,才能達到較高的道德境界,更好地增強道德責任感。正如馬克思所講“良心應當牢牢依附共產主義信仰,是理性使良心依附在信仰之上”[12]。一個有道德的人所必需的外在條件就是道德義務,培養(yǎng)一個人的道德義務感,就是要讓他不斷地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使外在的道德要求轉化為自己的道德義務和道德責任,最后內化為自己的良心。在這條信仰的修行之路上不但需要外在機制的規(guī)范和制約,更重要的是個人意識的自主性和能動性。這需要個人品德、家庭美德、職業(yè)道德、社會公德多向發(fā)力形成最大綜合效力。
作者:何金霞 王積甜 單位:青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