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質量研究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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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生活質量研究范文

關鍵詞：生活質量；指標體系；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

生活質量這一概念的起源來自1958年美國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的《富裕社會》一書中，書中首次提到生活質量是人們對自身生活水平的總體評價。居民生活質量逐步提高是人類社會發(fā)展的必然規(guī)律。從曾經過分追求GDP增長到近年可持續(xù)發(fā)展理念的深入，再到現(xiàn)如今科學發(fā)展觀被廣泛認知，無一不在為生活質量的進一步提高做著歷史性的嘗試、突破和創(chuàng)新。

本文試圖對我國城鎮(zhèn)居民的生活質量進行綜合評估，旨在利用實證結果客觀地為部分地區(qū)推進新型城鎮(zhèn)化建設、實現(xiàn)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具有針對性的建議。因此，構建一個可用以衡量和準確分析城鎮(zhèn)居民生活質量的指標體系是極有必要的。

一、指標體系的構建

生活質量不僅包括人們的物質生活層面，也與社會環(huán)境和不同階段的心理密切相關。它是結合了經濟水平、人均收入水平、人口素質、精神生活、生活環(huán)境等多方面形成的一個多維的概念，這些不同的因素相互制約，相互促進，因而也就決定了生活質量的一個重要特征――綜合性。

因此，作為這樣一個綜合性概念的指標體系，它的構建必須遵循幾項原則。一是系統(tǒng)性原則。這是最基本的原則，要從整體出發(fā)來分析每項指標之間的關系，而不能使他們相互孤立。二是完備性原則。體現(xiàn)居民生活質量的各個方面都應被考慮在指標體系中。三是相對獨立性原則。包含在同一類中的項指標不能互相涵蓋，避免在數(shù)據(jù)處理時指標的重復出現(xiàn)影響評估結果。四是可行性原則。各指標的相關數(shù)據(jù)應易于獲取并具有現(xiàn)實可行性。

考慮到各種因素的限制，我們分別從社會經濟條件、物質生活水平、居民生活環(huán)境、精神生活等方面選取以下19種指標作為實證分析的參考指標。X1：人均國內生產總值；X2：人均可支配收入；X3：人均消費支出；X4：城鎮(zhèn)居民就業(yè)率；X5：人均住房面積；X6：每百戶家用汽車擁有量X7：每百戶電腦擁有量；X8：每百戶空調擁有量；X9：每百戶洗衣機擁有量；X10：每百戶移動電話擁有量；X11：每百戶淋浴熱水器擁有量；X12：綠化覆蓋率；X13：人均日生活用水量；X14：每千人口衛(wèi)生技術人員X15：人均公園綠地面積；X16：城市燃氣普及率；X17：人均圖書擁有量；X18：平均預期壽命；X19：文盲人口占15歲以上人口的比重

上述指標雖然已經從不同的角度反映居民生活質量，但是在當今社會，有些因素由于主觀性較強，衡量起來就非常困難，如政治因素和社會因素等，它們對居民生活的影響是存在的，而且往往也不可忽略。本文在這一方面的不足有待在以后的研究中彌補和完善。

二、實證分析

上述各指標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反映居民生活質量，且各指標之間有一定的相關性。為了綜合反映不同地地域的居民生活質量的差距和優(yōu)勢，我們考慮將這些選取的指標用主成分分析法構造成一個綜合評價函數(shù)。這種方法是基于降維的思想，旨在用因子分析法把多指標轉化為少數(shù)幾個綜合指標，提取的公共因子反映不同地區(qū)的特征，并且不受主觀因素的影響，從而能夠全面、系統(tǒng)地分析問題。

對全國31個地區(qū)運用上述19項指標的數(shù)據(jù)進行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應用Eviews軟件進行處理。其中指標X19為逆指標，采用1-X19將其修正為正向指標，各項指標的數(shù)據(jù)來源于2012年的中國統(tǒng)計年鑒。

（一）主成分分析

1.特征值

相關系數(shù)矩陣R的前幾個特征根值如表1所示。

2.特征向量

特征向量的具體數(shù)值見表2。

3.主成分的表達式及其含義

由表2我們可以寫出各主成分的表達式，其中第一主成分的表達式為

PCR1=0.281867X1+0.316547X2+

0.304588X3+0.135013X4+0.228615X5+

0.201738X6+0.314257X7+0.27993X8+

0.093499X9+0.227715X10+0.242934X11+

0.204568X12+0.075751X13+0.235977X14+0.04538X15+0.235449X16+0.213907X17+0.285472X18+0.177865X19

通過對此表達式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各變量的系數(shù)均為正，在數(shù)值上也相差不大，PCR1是各原變量的加權和，且PCR1的貢獻率最大，因而可以認為PCR1代表居民生活質量。PCR1得分越高，表明該地區(qū)城鎮(zhèn)居民生活質量越好。

而其他各主成分的含義模糊，且貢獻率相對較小，因此我們需要在主成分分析的基礎上對因子載荷矩陣進行方差最大（Varimax）化正交旋轉，使各原變量在各公共因子上的載荷兩極分化，即進行因子分析。

（二）因子分析

1.因子旋轉

旋轉后的因子荷載矩陣見表3。

2.各公共因子的含義

對旋轉后的因子荷載矩陣進行因子命名，具體見表4。

由表4可知，第一公共因子F1在指標X1、X2、X3、X6、X7、X17、X19上有較大的載荷。X1人均國內生產總值、X2人均可支配收入、X3人均消費支出、X6每百戶家用汽車擁有量、X7每百戶電腦擁有量、X17人均圖書擁有量、X19：1-文盲人口占15歲以上人口的比重均反映城鎮(zhèn)的經濟教育發(fā)展狀況。因此，F(xiàn)1可命名為“經濟教育因子”。

第二公共因子F2在X14、X15有較大的載荷，X18平均預期壽命在F1的載荷值最大，但X18的實際含義與醫(yī)療保健環(huán)境更為接近，因此把X18歸為F2。F2命名為“醫(yī)療保健因子”。

第三公共因子F3在指標X5、X8、X9、X10、X11、X12、X13、X16上有較大的載荷。X5人均住房面積、X8每百戶空調擁有量、X9每百戶洗衣機擁有量、X10每百戶移動電話擁有量、X11每百戶淋浴熱水器擁有量、X12綠化覆蓋率、X13人均日生活用水量、X16城市燃氣普及率均反映城鎮(zhèn)居民的物質生活條件，故將F3命名為“物質生活因子”。

第四公共因子F4僅在指標X4城鎮(zhèn)居民就業(yè)率上有較大的載荷。就業(yè)率反映城鎮(zhèn)地區(qū)的社會保障程度，故將F4命名為“社會保障因子”。

3.主成分得分

以第一主成分作為城鎮(zhèn)居民生活質量的綜合評價指標計算第一主成分得分，將各地區(qū)按第一主成分得分排序，結果見表5。

由表5可知，居民生活質量占絕對優(yōu)勢的地區(qū)是上海、北京，生活質量排名前8的都是東部地區(qū)。第一主成分得分大于零的只有11個地區(qū)，其他地區(qū)得分均為負，說明我國各地區(qū)城鎮(zhèn)居民生活質量的狀況發(fā)展是很不平衡的。

為了更全面細致地反映各地區(qū)居民生活質量的層次差異，我們用聚類分析的方法，對31個地區(qū)進行分類，得到以下結果。

第一類，生活質量非常好（上海、北京）。

第二類，生活質量好（浙江、廣東、江蘇、天津、福建）。

第三類，生活質量較好（山東、廣西、重慶、江西）。

第四類，生活質量較差（河北、陜西、湖北、海南、遼寧、湖南、四川、安徽、山西、內蒙古、吉林、河南、寧夏、新疆）。

第五類，生活質量差（云南、黑龍江、青海、貴州、甘肅、）

在前三類主成分得分大于零的11個城市中，僅東部地區(qū)就占到了9個。生活質量最差的6個地區(qū)中，中部占一個，西部占5個。生活質量較差的14個地區(qū)中有3個為東部地區(qū)，7個為中部地區(qū)、4個為西部地區(qū)。這與陳玨芬在《我國居民生活質量的評估研究》一文對我國31個地區(qū)2002年數(shù)據(jù)聚類分析的結果相比，已有了明顯改善。例如，主成分大于零的地區(qū)已由2002年的9個上升至11個，其中中西部地區(qū)的占比由0上浮至18.2%；生活質量較差的地區(qū)中西部地區(qū)的占比已由2002年的41.1%下降到28.6%等。

但是，這并不代表我國已經擺脫了東西部差距大的局面。從分析結果中我們也不難看出，中西部的生活環(huán)境和經濟條件和東部地區(qū)相比仍然相當落后，這種非均衡性是我國長期面臨的一個難題。要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必須找出差距所在，對癥下藥，才能探索出適合我國國情的發(fā)展道路。

4.公共因子得分

本文用回歸法計算各公共因子得分，來分析各地區(qū)居民生活質量的具體特征。將各地區(qū)分別按四個公共因子得分排序，得出表6。

由表6可得出以下結論。

首先，在F1經濟教育水平方面，上海、北京、天津作為一線城市有著顯著地優(yōu)勢。從區(qū)域特征分析，公共因子得分為正，即經濟發(fā)展水平和教育水平處于平均發(fā)展水平之上的只有11個地區(qū)，說明我國各地區(qū)在經濟教育方面發(fā)展不平衡，地區(qū)間存在較大差異，中西部地區(qū)普遍較為落后。

其次，在F2醫(yī)療保健設施方面，北京、江西、河北優(yōu)勢明顯，青海、貴州、的醫(yī)療保健設施最為落后。從區(qū)域特征分析，地區(qū)間的差異較小，與其他因子不同的是該因子呈現(xiàn)出華中地區(qū)稍好，東部略差，西部較差的情況。

再次，在F3物質生活環(huán)境方面，福建、上海、廣東最好，中部的黑龍江最差。而經濟發(fā)達的北京意外位于第21位，因此北京在物質生活環(huán)境方面需逐步改善。從區(qū)域特征分析，東部較好、中部一般、而西部較差。

最后，在F4社會保障條件方面，北京、廣東、山東最好，青海、黑龍江、上海最差。作為我國金融中心的上海在這一因子分析中排在了第31位，這說明經濟發(fā)達城市普遍存在工作難找、工作壓力大的特點。人保部副部長王曉初在2013年3月曾指出“上海老齡化程度已達到全國最高，但其老齡化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新增人口的數(shù)量減少導致，出生率非常低”，這也是在當今社會引起就業(yè)形勢如此嚴峻的根本原因之一。

（三）結論

根據(jù)以上分析，我們對我國現(xiàn)階段東中西部各自的發(fā)展優(yōu)勢和劣勢做出以下總結。

東部地區(qū)有著得天獨厚的氣候和環(huán)境優(yōu)勢，因此東部地區(qū)城鎮(zhèn)居民的生活質量總體較好。但由于各地區(qū)資源和經濟條件的差別，部分東部地區(qū)依然存在著發(fā)展不平衡的現(xiàn)象，如浙江、上海作為珠江三角洲的核心城市，由于經濟的快速發(fā)展、社會節(jié)奏的加快，在醫(yī)療保健條件和居民文化生活方面都相對較差。政府應合理引導，全面提高居民生活水平質量，促進經濟可持續(xù)發(fā)展。

從以上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中部地區(qū)居民的生活質量整體偏差。在經濟發(fā)展、教育水平、物質生活環(huán)境、醫(yī)療設施和社會保障等方面都需要加強。中部地區(qū)的發(fā)展改革應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視，要將傳統(tǒng)產業(yè)向產業(yè)化和工業(yè)化逐步改造，切實改善中部地區(qū)居民的生活質量，這也是帶動西部經濟發(fā)展，提高西部居民生活質量的關鍵和紐帶。

由于西部基礎設施薄弱、環(huán)境惡劣，經濟條件落后，致使西部地區(qū)居民的生活質量一直較為落后。但是，隨著西部擁有良好的自然資源，并且隨著西部大開發(fā)政策的實施及政府決策的傾斜，西部地區(qū)的發(fā)展正面臨著良好的機遇.

三、政策和建議

根據(jù)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為了實現(xiàn)各地區(qū)居民生活質量的全面發(fā)展，我們需要制定能綜合提高我國居民生活質量的發(fā)展戰(zhàn)略。本文基于以上實證分析的結論，著重從以下四個方面對這一問題提出政策性的建議和對策。

一是在能積極推動經濟、社會和資源環(huán)境協(xié)調發(fā)展的前提下，穩(wěn)定經濟增長的幅度。過度的經濟波動不僅會造成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更容易引起經濟生活的混亂，尤其會對生活困難的居民產生巨大影響。

二是縮小各地區(qū)居民的收入差距，確保居民收入水平穩(wěn)步增長。具體來說，政府應加大宏觀調控的力度，把有限的資金重點投入，加強落后地區(qū)的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要增加對西部地區(qū)的扶持力度，積極促使東西部差距的縮小。

三是合理配置教育資源，加大教育投入、加快教育體制改革。對此，政府應運用間接手段，幫助更多落后地區(qū)的學生獲得公平教育和學習的機會，擴大市場準入范圍，吸納更多的教育資源提供給社會。

四是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市場就業(yè)機制。一方面，要進一步完善養(yǎng)老、失業(yè)、醫(yī)療等項社會保險制度；另一方面，政府應為勞動者創(chuàng)造多渠道、多形式的就業(yè)條件，建立和完善勞動者自主擇業(yè)、市場調節(jié)就業(yè)、政府促進就業(yè)的就業(yè)機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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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生活質量研究范文

【關鍵詞】支氣管哮喘； 松弛療法；生活質量

作者單位：528400中山市石岐蘇華贊醫(yī)院支氣管哮喘是一種常見的心身疾病。男女發(fā)病率大致相等[1]。其主要臨床表現(xiàn)為發(fā)作性帶有哮鳴音的呼氣性呼吸困難，持續(xù)幾分鐘或數(shù)小時，嚴重的可延續(xù)幾天至幾周。長期反復發(fā)作常并發(fā)慢性支氣管炎和肺氣腫。國內外相關研究表明支氣管哮喘的原因有外源性過敏原因素、呼吸道感染和心理因素。雖然單獨心理因素不能引發(fā)病，但由于心理因素激起強烈情緒可改變呼吸系統(tǒng)的生理功能，影響機體的免疫機制，當接觸到過敏原和呼吸道感染相互作用時，則可引起支氣管哮喘。相關研究報道，在不良的心理因素中，當哮喘一旦發(fā)生后，情緒更加波動，形成惡性循環(huán)，造成疾病長期不愈的后果[2]。實驗研究證明生物、理化因素或緊張的情緒可刺激迷走神經，加速生物活性物質的釋放使迷走神經和交感神經的平衡失調，引起哮喘發(fā)作。支氣哮哮喘的治療原則是去除病因、控制發(fā)作和預防復發(fā)。由于情緒因素也對支氣管哮喘起一定的作用。因此，心理治療如松弛療法，常能取得一定效果[3]。松弛療法是指在醫(yī)生指導下，患者通過各種固定程式作反復訓練，使自己的思想、情緒及全身肌肉處于完全松弛、寧靜狀態(tài)的一類重要行為治療方法[4]。影響哮喘患者生活質量的因素較多，主要因素有年齡、性別、哮喘發(fā)作程度及用藥量、肺功能、文化程度、風俗習慣等。哮喘患者生活質量評估尚未廣泛應用于臨床。實施松弛療法前后支氣管哮喘患者肺功能和生活質量變化的研究還比較少。我院在治療該疾病的非急性發(fā)作期在常規(guī)治療的基礎上加用松弛療法，效果較常規(guī)治療滿意，現(xiàn)報告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選取2011年6月至2012年5月就診我院患者50例，年齡介于14～69歲，男19例，女31例，病情穩(wěn)定，無嚴重合并癥、精神疾病及藥物依賴，有完整的漢語表達能力和理解能力，小學以上文化，同意接受調查的患者為初選研究對象，均符合非急性發(fā)作期支氣管哮喘診斷標準（參照中華醫(y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哮喘學組2003年制訂的《支氣管哮喘防治指南（支氣管哮喘的定義、診斷、治療及教育和管理方案）》[5]）。患者隨機分成兩組，對照組和干預組在年齡、癥狀、體征和實驗室檢查（胸片、血常規(guī)、血氣分析）等方面無明顯差異。

1.2方法①采用自編的“一般情況調查表” 采集相關的人口學資料、家庭經濟狀況、住院環(huán)境、家族史、首次發(fā)病年齡、總病程、患病后情感體驗等15項。②心理指標評定：采用漢密頓焦慮量表（HAMA）、生活質量測定量表（QOLBREF）對兩組病例進行評定，分別于入組后及每四周進行一次評定。由經過一致性檢驗培訓的測評員進行評定。③由經過培訓的治療師對干預組患者進行松馳療法訓練，每周一次，每次半小時采用固定的治療室，統(tǒng)一的指導語，統(tǒng)一的操作流程。

1.3統(tǒng)計學方法統(tǒng)計學處理采用χ2檢驗方法，對兩組患者在癥狀、活動受限、心理狀況等各方面進行比較，對其總臨控率及顯效率等進行統(tǒng)計學分析，P

2結果

結果顯示干預組與對照組比較，干預組總臨控22例（顯效14例，有效8例），無效3例，總臨控率88.0%（22/25），顯效率56.0%，對照組總臨控15例（顯效10例，有效5例），無效10例，總臨控率60.0%（15/25），顯效率40.0%。

組別顯效有效無效顯效率臨控率干預組148356%88%對照組1051040%60%P值

哮喘導致心理障礙影響生存質量，哮喘發(fā)作時對患者的心理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多表現(xiàn)為抑郁和焦慮。研究表明：哮喘患者性格多偏內向，較敏感，存在一定的情緒障礙，以軀體化/強迫/焦慮為顯著，但沒有統(tǒng)一的人格類型[6]。經松弛療法進行干預的患者身體/心理/精神重新恢復平衡和協(xié)調，幫助個體以更健康的方式對待生活的挑戰(zhàn)。由于長期的放松訓練可使心、身松弛，交感神經興奮性降低、副交感神經興奮性增高，令機體耗氧和耗能均減少，血、尿兒茶酚胺含量降低，使呼吸平穩(wěn)、緩慢，心率變慢，血壓適度降低，四肢末梢血管擴張。故可對具有焦慮情緒的支氣管哮喘等心身疾病具有治療或輔助治療作用。近年來的研究表明，心理社會因素與過敏性抗原的聯(lián)合作用是引發(fā)哮喘發(fā)作的重要原因，其中，精神刺激是支氣管哮喘發(fā)作的重要環(huán)節(jié)[7]。因此，對哮喘患者的放松治療正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哮喘患者生活質量是為適應生物、心理和社會醫(yī)學模式下產生的評估哮喘患者健康狀況的一種指標。本研究亦表明，干預組在活動受限、哮喘癥狀、心理狀況、對刺激原的反應及對自身健康的關心5個方面改善情況優(yōu)于對照組，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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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生活質量研究范文

關鍵詞：冠心?。簧钯|量；老年患者；影響因素

隨著醫(yī)學模式向生物-心理-社會模式的轉變，生活質量（QOL）作為評價人類健康的一個綜合性的指標，可以更加全面地評價疾病對患者的影響。我國已逐步進行人口老年化階段，老年冠心?。–HD）患者生活質量問題越來越受到廣泛關注。普遍認為老年CHD患者生活質量與多種因素密切相關[1]。本研究對老年CHD患者的病程和并發(fā)癥對老年CHD患者生活質量影響進行研究，為提供老年CHD患者的生活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回顧性分析2008年12～2010年12月在我院住院的老年CHD患者的臨床資料，入選患者均符合國際心臟病學會和協(xié)會（ISFC）及WHO的診斷標準，年齡≥60歲[2]。按上述標準共有160例患者入選本研究。其中男96例，女84例，年齡60～87歲，平均（65.62±11.40）歲；病程≤10年的71例，10～20年的65例，≥20年的44例；伴有1～2種并發(fā)癥65例，伴有3種以上并發(fā)癥34例，無并發(fā)癥的81例。

1.2  方法：通過查閱患者的臨床資料，調查影響老年CHD患者生活質量的相關因素。生活質量調查采用簡明健康狀況調查問卷（SF-36）[3]。

1.3  統(tǒng)計學方法：所有計量資料以均數(shù)±標準差（）表示，數(shù)據(jù)分析采用SPSS 13.0統(tǒng)計分析軟件，計量資料比較采用F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病程對老年CHD患者生活質量的影響：病程≤10年組的SF-36總分為（73.54±9.86）分，病程10～20年組的SF-36總分為（53.42±6.17）分，病程≥20年組的SF-36總分為（23.21±3.52）分。隨著病程的增加，SF-36總分呈顯著下降的趨勢，三組比較，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012＜0.01）。

2.2  并發(fā)癥對老年CHD患者生活質量的影響：無并發(fā)癥組的SF-36總分為（81.82±9.18）分，合并1～2種并發(fā)癥組的SF-36總分為（59.30±7.67）分，并發(fā)癥數(shù)量≥3種組的SF-36總分為（25.68±3.35）分。隨著并發(fā)癥數(shù)量的增加，SF-36總分呈顯著下降的趨勢，三組比較，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00＜0.01）。

3 討論

已有研究報道，慢性疾病病程越長，患者在日常生活方面越容易出現(xiàn)更多問題，病程對生活質量的影響呈現(xiàn)正相關性影響[4]。隨著病程的延長，患者的生活質量受損程度增加，加上與并發(fā)癥疊加作用更加重了生活質量的受損[5]。本研究結果顯示，病程對老年CHD患者的生活質量影響較大，病程越長生活質量越差。提示對于病程長且具有并發(fā)癥的老年CHD患者，除改善其生理功能外，更要加強心理教育、促進社會適應等全方位干預。

本研究結果顯示：并發(fā)癥是影響老年CHD患者生活質量的一個重要因素。伴有多種并發(fā)癥（≥3種）會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隨著并發(fā)癥數(shù)量的增多，患者生活質量有下降的趨勢。由于并發(fā)癥直接影響患者的工作和生活，使患者勞動能力下降，日?；顒庸δ苁艿綋p害。此外，由于患者的并發(fā)癥治療效果差，治療費用高，大大增加了患者及家庭的經濟負擔，會給患者帶來心理上的不良影響，并發(fā)癥從生理、心理、精神等各方面影響患者生活質量。因此，預防和減低并發(fā)癥是提高老年CHD患者生活質量的關鍵因素。因此，我們認為，并發(fā)癥和病程是影響老年CHD患者生活質量的重要因素，如果對這兩個因素加以重點評估和合理控制，可以提高老年CHD患者的生活質量。

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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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生活質量研究范文

[中圖分類號] R699；R473.73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7）09-0107-04

Effect of music therapy on quality of life of kidney transplant recipients

WAND Yu1 YANG Jia2 DING Yi3 Reyihan?Xilifu1 Adila?Adijiang3 YAO Hua1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54， China； 2.Cancer Hospital Affiliated to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54， China； 3.School of Public Health，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54，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music therapy 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kidney transplant recip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26 cases of kidney transplant recipients at stable stage（more than 12 months afte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n=13） and control group （n=13）. A planned music treatment was performed o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did not participate in music therapy. The quality of life was measured by the quality of life-related assessment scale of kidney transplant patients. The differences in 4 dimensions including physiological function， psychological function， social function and treatment and in total score of quality of life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6 months.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four dimensions of quality of life including physiological function， psychological function， social function and treat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he beginning of music therapy（P>0.05）. The scores in four dimensions of quality of life-related assessment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fter 6 months of music therapy were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But the control group had no obvious improvement in psychological function and social function. The scores of physiological function， psychological function and social func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P

[Key words] Music therapy； Kidney transplant recipients； Quality of life； Control experiment

健康促進是人們維護和提高自身健康的過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huán)境、行為和生物等因素，均可能促進健康或有害健康[1]。腎移植受者在腎移植成功后，其機體狀況會得到明顯改善[2]，生活質量也較接受移植前的透析時期明顯提高，但許多調查顯示腎移植受者的生活質量很難達到正常人水平[3]。以往對腎移植受者的治療更多的考慮是提高存活率，而較少考慮腎移植受者在社會活動、工作能力和心理變化等生活質量問題?，F(xiàn)今，如何讓腎移植受者在移植手術成功后能擁有較高的生活質量成為了研究熱點，也是國內外許多移植中心共同希望研究并解決的問題。

音樂在幫助治愈疾病方面有很多潛力，音樂治療在醫(yī)療領域應用也很廣泛。目前國內關于音樂治療可以改善腎移植受者生活質量的報道較少。本研究借鑒醫(yī)療取向方面的音樂治療經驗，在接受活體腎移植手術的穩(wěn)定恢復期的患者中進行有計劃的音樂治療干預，探討音樂治療在改善腎移植受者生活質量上的應用效果。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參與問卷調查及腎移植受者均為腎移植后的穩(wěn)定恢復者（腎移植后12個月以上者）共26例，病程1～3年。通過隨機摸球法將研究對象分為兩組，其中試驗組13例（男9例，女4例），平均年齡（45±19）歲；對照組13例（男10例，女3例），平均年齡（42±18）歲。文化程度大專及以上10例（試驗組6例，對照組4例），大專以下16例；已婚者試驗組9例，對照組9例。本次研究兩組性別、年齡等均衡性良好（P>0.05），具有可比性；調查問卷52份（兩組各26份），收回52份，有效率100%。

1.2 納入與排除標準

1.2.1 納入標準 ①2012年1月～2014年1月間接受活體腎移植手術的患者；②患者自愿參加試驗，并簽署知情同意書。

1.2.2 排除標準 ①有嚴重心血管系統(tǒng)疾病、聽力障礙、精神疾患或意識障礙；②不能簽署知情同意及完成問卷者；③因某些原因造成音樂治療計劃中斷4周以上者。

1.3 研究方法

1.3.1 設計 通過單純隨機抽?臃ǎ?將研究對象分為試驗組（采用音樂治療）、對照組（不進行音樂治療）。

1.3.2 調查工具 ①一般情況問卷：包括年齡、性別、體重、文化程度、婚姻狀況等。②生活質量的測量：選用我國學者范仲珍等[4]根據(jù)世界衛(wèi)生組織生活質量測定量表和腎移植患者的特殊情況設計的腎移植患者生活質量相關評定量表（測定腎移植患者的生命質量），該量表的內容效度指數(shù)為0.96，Cronbach's α系數(shù)為α=0.83，具有較好的效度和信度。量表共34個條目，包括4個維度：生理功能、心理功能、社會功能及治療。其中生理功能、心理功能、治療維度各包括6個條目，社會功能維度包括11個條目，測量總體生活質量滿意度5個條目。各條目均采用5級評分法，正性題目1～5分，分別表示從來沒有、偶爾、有時、常常、總是；負性題目則反向評分。生理功能、心理功能、治療維度的得分范圍都是6～30分，社會功能維度的得分范圍為11～55分，總體生活質量滿意度得分范圍為5～25分，總生活質量的得分范圍為34～170分，每個維度的各條目相加得維度分，所有條目分數(shù)之和為生活質量總分（或總生活質量得分）。這里的生理功能指健康原因使生理活動受限；心理功能指心理壓力及良好適應，包括情感原因所致的角色活動受限等；社會功能指生理或情感原因使社會活動受限；治療方面是指自身對待移植手術恢復的醫(yī)學應對方式等。

1.3.3音樂治療計劃 試驗組進行接受式音樂治療：①團體治療：將試驗組集中在安靜的教室內進行團體音樂欣賞。導入體驗：每次治療前要對此次音樂治療的目的、方法及所選樂曲的內涵做概括介紹，引導患者盡快進入意境；治療主要內容：對患者進行評估，依據(jù)患者的文化背景、樂曲欣賞能力、心理狀態(tài)、性格和興趣等綜合因素選擇相應曲目，主要以舒緩樂曲為主線，音量由小漸強，以20～40 db為宜；治療時請患者輕閉雙眼、盡量放松，以便達到人樂和諧的境界。上述治療每周1次，每次30 min。②個體治療：指導患者每日早或晚進行上述治療30～60 min，持續(xù)6個月。則對照組不參加音樂治療。

1.4 統(tǒng)計學方法

采用SPSS17.0軟件數(shù)據(jù)包進行統(tǒng)計處理。按照腎移植患者生活質量相關評定量表的計分方法，分別計算4個維度的得分，分數(shù)越高生活質量越高。服從正態(tài)分布計量資料以（x±s）表示，對計量資料數(shù)據(jù)先進行正態(tài)性檢驗和方差齊性檢驗，滿足者采用t檢驗，若不滿足采用兩樣本的非參數(shù)檢驗。P

2 結果

兩組在音樂治療開始前（T0），對生活質量的4個維度測定方面：生理功能、心理功能、社會功能及治療方面進行比較，兩組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經過6個月的音樂治療后（T1），試驗組與對照組的在生活質量相關評定的4個維度評分較6個月前均有所升高，但對照組在心理功能、社會功能領域、治療方面改善不明顯；試驗組在生理功能、心理功能及社會功能領域的評分均較治療前明顯升高，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

3 討論

3.1 音樂治療干預前后腎移植受者生活質量評定

生活質量的定義可以解釋為不同文化和價值體系中的個體對與他們的目標、期望、標準及所關心的事情有關的生存狀況體驗，對腎移植患者的預后有至關重要的作用[5-6]。腎移植受者生活質量受多種因素的影響，有研究表明患者的年齡、性別、文化程度、婚姻狀況、家庭類型、職業(yè)狀況、經濟負擔、腎移植類型、腎移植術后時間、移植次數(shù)等均可能是影響腎移植患者生活質量的因素[5]。在全素琴等[7]的研究中發(fā)現(xiàn)，術后癥狀經歷10個以上者生存質量得分明顯低于10 個以下者，因此臨床醫(yī)生對腎移植受者術后癥狀給予關注，采取必要的干預措施，以提高生存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從而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Véronique Sébille等[8]的研究也進一步驗證了生活質量評分可以有助于通過一個新的視角對移植患者的護理和預防提供支持。本研究顯示，腎移植術后癥狀經歷數(shù)量對腎移植受者生活質量也有影響。此次研究中研究對象均為接受活體移植、腎移植術后時間平均在2年，同時結果顯示年齡、性別、文化程度、婚姻狀態(tài)以及體重等在試驗組和對照組中沒有明顯差異性。兩組患者在納入研究對象后基線資料分析顯示人口學特征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有利于對生活質量分數(shù)的評定分析。研究對6個月的干預試驗時間并未查到相關腎移植受者生活質量影響的歸因文獻報道，根據(jù)研究結果來看，6個月內腎移植受者生活質量的影響因素發(fā)揮作用不大，進入研究的26例患者中13例對照組在生活質量4個維度評分上均升高，但改善不明顯；試驗組在接受音樂治療的干預后，在生理功能、心理功能和社會功能的評分改善較為明顯。一方面與腎移植患者不斷適應康復過程，注重生活質量的提高有關；另一方面，可能是試驗組在進行音樂治療干預后，腎移植受者被引導不斷放松情緒、促使體內各種內分泌激素水平趨于平衡，發(fā)揮了音樂對神經內分泌及免疫系統(tǒng)良性調節(jié)的作用。

3.2 音樂治療在不同生活質量維度中發(fā)揮的作用不同

3.2.1在生理功能上，音樂能促使人體發(fā)生生理上的變化 音樂治療很大程度上是音樂治療師通過非語言行為與患者進行交流溝通，通過對音樂的傾聽、分享和體驗，患者的腦垂體被刺激釋放內啡肽而起到緩解情緒作用，音樂幫助受試者分散注意力，喚起正向的想象和體驗。處于穩(wěn)定恢復期的腎移植受者，在睡眠、食欲、生活自理以及軀體活動能力方面會因為成功的腎移植手術而帶來較滿意的感受，但在性生活方面，因為接受腎移植手術前長期受腎病、尿毒癥折磨，加上術后對腎功能再次受損和發(fā)生排斥反應的擔憂而伴隨不同程度的心理改變，比如焦慮、恐懼、緊張[9]。在王靜新等[10]的研究中對248例帶腎存活3年以上的腎移植患者進行問卷調查，59.03%患者認為自己的性生活不滿意。而音樂作為音樂治療工作的核心，可以聚焦于個體、團體的行為、態(tài)度等，試驗者通過參與其中而與他人、與世界、與社會產生聯(lián)系[11]。1997年Boxill曾談及音樂具有治愈、擴充意識覺悟以及全面激發(fā)感官與情感的能力，參與到音樂治療中，患者可以通由音樂有更多的情感表達。1996年Clair認為音樂可以喚起多種生理反應，喚起相關情感反應，引發(fā)聯(lián)想，從而舒緩焦慮和減輕壓力。

3.2.2 在心理功能上音樂治療有平穩(wěn)舒緩情緒的作用 音樂治療的基礎理論是亞里士多德的“凈化論”，借助音樂的凈化作用，參與者可以保持身心平衡，促進身心健康，尤其是舒緩的音樂具有解除焦慮的作用[12]。腎移植受者在過去的長時間透析及等待腎源過程中，身心均在不同程度上受損。試驗組的腎移植受者在陌生環(huán)境中與大家一起聽溫馨柔和音樂，感受音樂治療師對他的關懷，體會團隊人員共同的存在，音樂的規(guī)律和結構也會激發(fā)患者在音樂模式的美感中找到安全感和探索的能力，從而得到安慰，不斷產生因為感恩腎移植給予自己第二次生命，而以感激之情積極面對生活。

3.2.3 音樂治療在社會功能上有激勵和關懷作用 治療中的音樂，通過接受式的方式讓患者聆聽，沉浸于音樂中感受音樂本身，患者的心情逐漸放松，血壓、心率逐漸平穩(wěn)。和諧的音樂旋律能直接改善患者的精神狀態(tài)，在參與團體音樂治療干預中，尋求共同的體驗，獲得社會角色的認知。音樂治療通過對人的情志調節(jié)，一方面積極地發(fā)揮調節(jié)呼吸、循環(huán)、內分泌等生理功能，另一方面會引導腎移植受者釋放潛意識的困擾，刺激和保持自我內心體驗和對自我內心的理解，最終導致行為的改變[13]。腎移植的成功意味著生命的重生，患者能得到相配的腎源配型就是可以回歸社會的開始[14]，對于他們來說一切都是新的希望。通過音樂體驗分享和個體的選擇融入，優(yōu)美柔和輕快的旋律都會通過聽覺產生美感，使人產生安寧、愉快的心情，借助音樂的非語言方式引導患者體驗馬斯洛自我實現(xiàn)的金字塔，具有積極的引導作用。

3.3 音樂治療受多種因素的影響

音樂是一種特殊的語言，音樂療法是以心理治療的理論和方法為基礎，運用音樂特有的生理、心理效應來緩解腎移植患者精神和身體的痛苦。音樂是人類的行為，它是獨特的一種藝術形式，不分種族、不分語言，本身就是內心世界和外在世界的橋梁。隨著現(xiàn)代醫(yī)學模式的轉變，音樂療法也日趨作為護理的內容之一，越來越得到社會的關注和應用。美國健康教育學家格林（L.W.Green）教授定義的健康促進為：“一切能促使行為和生活條件有益于健康改變的教育與環(huán)境支持的綜合體?！笨梢哉f音樂治療雖然不能代替藥物治療，但是可以作為腎移植患者健康促進的一種應用。

音樂治療，因為方便之故易于被采用，但因為音樂體驗的不同，患者調動內因和配合治療的程度不同，對干預效果的穩(wěn)定和凸顯也有所不同。音樂，作為一種美學形式，具有能夠產生出我們難以形容的體驗能力，其規(guī)律和結構在患者健康方面起到深層次的作用。1989年Kenny認為音樂為患者提供了一個超越自我認知的機會，在音樂模式的美感中，患者找到安全感和探索的能力。在鄭靜偉等[15]的研究中，音樂療法減輕了腎移植手術患者對于手術室的恐懼，改善了患者的基本狀況，促進了患者對醫(yī)護的信賴。

第5篇：生活質量研究范文

【摘要】　目的 探討卵巢癌患者的生活質量及相關影響因素。方法 將我院卵巢癌患者60例采用不同量表進行系統(tǒng)評估，了解其生活質量狀況及其影響因素。結果 本組卵巢癌患者在軀體功能、角色功能、社會功能因子中得分較高，但整體健康狀況得分較低。卵巢癌患者的生活質量與疾病分期、焦慮水平、抑郁水平、社會因素及支持系統(tǒng)具有顯著的相關性（P＜0.05）。結論 卵巢癌患者整體健康狀況較差，應針對其影響因素積極干預。

【關鍵詞】　卵巢癌；生活質量；影響因素

卵巢癌是婦科常見腫瘤之一，不僅發(fā)病率高，而且預后較差，同時常因卵巢切除后患者內分泌的改變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及心理健康，故充分了解該類患者的生活質量以及影響因素，及時有效的采取干預措施顯得尤為重要。我們對我院收治的卵巢癌患者采用不同量表進行系統(tǒng)評估，現(xiàn)報告如下。1　資料與方法1.1　一般資料 選取2009年6月～2011年1月間在我院診治的卵巢癌患者60例，全部病例均經臨床病理檢驗確診，納入標準：無精神疾病、意識障礙、認知障礙，且年齡≥16歲；排除合并其他疾病以及研究依從性差者。其中年齡28～76歲，

表1　生活質量核心問卷(QLQ-C30)評分 (分)2.2　生活質量的相關因素分析 卵巢癌患者的生活質量與疾病分期、焦慮水平、抑郁水平、社會因素及支持系統(tǒng)具有顯著的相關性（P＜0.05）；見表2。3　討論

第6篇：生活質量研究范文

DOI：10.14163/j.cnki.11-5547/r.2016.09.172

乳腺癌為女性常見癌癥， 在治療與疾病因素作用下會加重患者心理障礙。在心理學上心理彈性為個體遭受重大應激或創(chuàng)傷后可恢復至原始狀態(tài)， 且更注重個體遭受挫折后的新生與成長， 亦可被稱作復原力與心理韌性[1]。彈性心理即當自身處于不利環(huán)境下可有效應對與快速適應， 密切關聯(lián)于高自尊、應對能力、自信以及認知反饋。心理彈性中包含社交能力、利用類型多樣的社會資源、認知靈活性以及家庭凝聚力等， 可以通過學習或訓練獲得與增強。本文為探討心理彈性對乳腺癌患者生活質量的影響效果， 現(xiàn)選取84例患者為其開展心理彈性訓練， 具體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選取遼寧省阜新礦業(yè)集團總醫(yī)院腫瘤外科2014年4月～2015年4月收治的84例乳腺癌患者作為研究對象。按照護理模式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 各42例。對照組年齡42～74歲， 平均年齡（58.4±9.3）歲；36例已婚， 4例離異， 2例喪偶或分居；其中1期9例， 2期20例， 3期11例， 4期2例。觀察組年齡40～75歲， 平均年齡（59.8±9.7）歲；34例已婚， 5例離異， 3例喪偶或分居；1期8例， 2期21例， 3期10例， 4期3例。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 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護理方法 對照組采用常規(guī)護理， 包括心理指導、病情觀察以及并發(fā)癥護理等。觀察組在對照組基礎上加用心理彈性訓練方案， 具體包括：①結合心理彈性框架理論與前人研究成果， 明確入手點為社會/行為、情感、認知以及精神心理彈性4大影響因素， 對患者情緒管理、社交能力、自我意識、社會支持以及解決問題能力予以培養(yǎng)。應用方法包括主題游戲、討論、分析個例以及分享等， 完成后要求成員寫下面臨問題與心得體會， 總結與反饋于下次訓練中， 1周/次， 1.5 h/次， 連續(xù)12周。②健康教育：腫瘤科主管護師于患者入院后開展健康宣教， 2次/周， 30 min/次， 將患者無助感與迷茫感減輕， 使其更加了解自身疾病。宣教內容應包含診療乳腺癌基本知識、預防知識、治療方法與效果、不良反應、醫(yī)療費用以及預后等。③認知行為干預：開展人員為心理咨詢師2名， 均接受過專門培訓2次， 40 min/次， 主要內容需涉及輔助患者對診治、康復階段出現(xiàn)的不良行為與認知予以糾正， 還需開展行為訓練， 開展指導性想象與漸進性肌肉放松， 比如想象自身癌細胞正在被免疫系統(tǒng)逐漸消滅等， 以愉悅心情。④冥想放松練習：醫(yī)院提前準備好冥想音樂磁帶， 主要內容為冥想放松指導語且配有音樂， 20 min/d。操作者先介紹冥想放松優(yōu)勢與機制， 而后播放， 使患者親身體驗并充分掌握方法。完成小組訓練后自行練習。⑤康復指導：康復理療師講解乳腺癌術后康復相關知識， 包括如何預防上肢水腫、鍛煉計劃等， 使患者充分掌握如何應對康復過程中會出現(xiàn)的各種問題， 適應腫瘤并學會正常生活。⑥充分面對自我：在醫(yī)護人員引導下患者開展自由討論， 將自身癌癥故事分享給其他患者。醫(yī)護人員在討論中發(fā)揮的作用主要為指導與促進， 使所有患者都能將自身情緒與想法充分宣泄與表達出來， 由此可讓小組成員均獲得相應心理支持。

1. 3 觀察指標[2] 應用QLQ-CCC評分對患者護理前后生活質量予以評定， 分數(shù)越高代表生活質量越好。

1. 4 統(tǒng)計學方法 采用SPSS20.0統(tǒng)計學軟件進行數(shù)據(jù)統(tǒng)計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shù)±標準差（ x-±s）表示， 采用t檢驗；計數(shù)資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檢驗。P

2 結果

對照組護理前QLQ-CCC評分為（31.6±4.7）分， 觀察組為（31.1±4.9）分， 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t=0.27， P>0.05）；對照組護理后QLQ-CCC評分為（37.5± 5.6）分， 觀察組為（46.2± 6.8）分， 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t=6.06， P

3 討論

當前醫(yī)學模式逐漸轉變?yōu)樯?心理-社會醫(yī)學模式， 治療疾病最終目標并非為將生存期延長， 而是將滿意終點當作出發(fā)點。對患者治療效果與健康程度進行反映時不能僅包含生物學指標， 社會活動功能與心理健康測評亦需納入進來。經研究得知[3]， 乳腺癌患者有極低的生存質量評分， 由此可知乳腺癌患者不僅軀體疾病嚴重， 且社會與心理功能也出現(xiàn)相應缺失。因此可采用聯(lián)合或單獨干預方法， 注重患者心理彈性訓練， 包括社會支持、放松技巧以及行為認知等， 提升個體自我情緒管理能力， 對壓力負面影響予以緩沖， 增強個體幸福感， 促使應變能力提升， 由此來改善乳腺癌患者生活質量。

第7篇：生活質量研究范文

關鍵詞：腸癌 新輔助化療 癥狀群 生活質量

結直腸癌(colorectal cancer,CRC)是當今社會主要惡性腫瘤之一,發(fā)病率和死亡率在全球范圍分列第三、四位[1]。結直腸癌診斷明確后,手術是實施有效治療的第一手段,為保證手術切除的徹底性,臨床往往采用2～3個月的圍手術期化療,即新輔助化療以實現(xiàn)腫瘤的縮小與降期,尤其對于病情處于進展期或初診不可切除的腸癌患者,新輔助化療的實施具有重要意義[2]。然而,化療過程中發(fā)生的惡心、疲乏、失眠、食欲減退等不適癥狀嚴重影響患者生活質量,甚至造成化療期的中斷,影響后期綜合治療效果。國外研究顯示,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相互關聯(lián)并同時出現(xiàn)的癥狀組成的癥狀群能夠對患者的功能狀況、心理狀態(tài)及生活質量造成協(xié)同負效應[3]。目前,國內報道癥狀群研究常見于乳腺癌化療期[4]、胃癌輔助化療[5]、肺癌常規(guī)化療[6]等,但在腸癌術前新輔助化療期患者中尚無報道,因此,本研究探討腸癌患者術前新輔助化療期間的癥狀群與其生活質量的關系,以更有針對性地制定防治策略,保證后期手術的順利開展,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現(xiàn)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6年12月—2018年12月中心收治的腸癌新輔助化療患者56例,納入標準:①入選患者均行病理活檢且診斷明確為原發(fā)性腸癌;②入選患者經臨床?？漆t(yī)師綜合評估后判定符合手術標準且能夠參與完成手術;③所有患者CRS評分≥3分,接受以奧沙利鉑為基礎的FOLFOX/CapeOx6周期方案的新輔助化療;④患者及家屬均自愿參加本研究且簽署研究知情同意書;⑤入選患者可配合完成治療間歇期隨訪工作。排除標準:①存在精神疾患、認知溝通功能障礙;②合并其他包括惡性腫瘤、急危重癥等嚴重影響患者生活質量的疾病;③新輔助化療結束后3周仍無法耐受手術的患者。其中,男性患者30例,女性患者26例;患者年齡34～79歲,中位年齡59歲;結腸癌22例,直腸癌34例;CRS評分3分34例,4分19例,5分3例;TNM分期Ⅱ期9例,Ⅲ期36例,Ⅳ期11例。

1.2 研究方法

1.2.1 研究工具

1.2.1.1 一般資料調查表

根據(jù)研究內容自行設計,包括一般人口學資料與疾病臨床資料。

1.2.1.2 癥狀評估量表

本研究采用天津醫(yī)科大學修制的安德森癥狀評估量表(C-MDASI)[7],以0～10分表示無癥狀～最嚴重程度的癥狀的計分方法,分值越高癥狀越嚴重。該表可以反映惡性腫瘤患者軀體及心理癥狀的發(fā)生頻率及嚴重程度,能夠以良好的信效度反映腸癌新輔助化療患者患者的臨床癥狀負擔。

1.2.1.3 生命質量量表

采用萬崇華等譯制的大腸癌患者生存質量測定量表(QLICP-CR)[8],該表包括五個維度46個條目,以“沒有、一點、有些、相當、非?！狈謩e計1、2、3、4、5分,得分越高生活質量越好。

1.2.2 調查方法

根據(jù)化療方案周期安排,研究人員對入選的患者實施測評,時間分別為每個化療周期開始前及最后一次化療周期結束后,每次測評均需向入選患者說明問卷填寫的方法及注意事項,問卷填寫完成當場收回后安排專人對問卷填寫的完整性進行審核,確認無明顯漏填、誤填后建立數(shù)據(jù)庫進行統(tǒng)計學分析。

1.2.3 統(tǒng)計學分析

收集的數(shù)據(jù)輸入spss 統(tǒng)計軟件。采用(均數(shù)±標準差)描述計量資料;采用t檢驗比較計量資料;采用因子分析揭示癥狀群的種類;采用相關分析與多因素回歸分析探討癥狀群與生活質量的相關性。以P<0.05為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

2 結果2.1 腸癌新輔助化療期間患者單獨癥狀頻率及強度特征

疲乏、胃口差、睡眠不安發(fā)生率超過90%,且癥狀強度最為顯著,見表1。

表1 入選患者化療期間癥狀頻率及強度特征

2.2 腸癌新輔助化療期間患者癥狀群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將癥狀納入因子分析進行數(shù)據(jù)分析,其中腸胃癥狀群為因子1,情緒癥狀群為因子2,疲乏-疼痛癥狀群為因子3,治療不良反應癥狀群為因子4,各因子間的信度情況見表2。

表2 腸癌患者癥狀群的因子分析結果

2.3 腸癌新輔助化療期間患者生活質量分析

腸癌化療患者QLICP-CR總分為(71.18±12.79)分,處于中等水平。5個維度得分由高到低依次為社會功能、軀體功能、常見癥狀及副作用功能、心理功能、腸癌特異模塊。見表3。

表3 腸癌患者FACT-L得分情況 (分,xˉ±s) 

2.4 腸癌新輔助化療期間患者癥狀群與生活質量的相關性研究

將4個癥狀群與生活質量總分進行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腸胃癥狀群、情緒癥狀群、疲乏-疼痛癥狀群、治療不良反應癥狀群與患者生活質量均呈顯著負相關,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腸癌患者化療期間生活質量與癥狀群的相關性 (r) 

2.5 腸癌患者新輔助化療期間生活質量的影響因素分析

將入選患者生活質量QLICP-CR總分作為因變量,與4個癥狀群作為的自變量進行回歸分析,結果顯示:4個癥狀群均對生活質量產生影響(P<0.05),其中腸胃癥狀群與疲乏-疼痛癥狀群影響顯著(P<0.01),見表5。

3 討論隨著人們生存環(huán)境的惡化、飲食方式的改變及社會群體老齡化,消化系統(tǒng)腫瘤的發(fā)生率逐年上升,其中腸癌的發(fā)生率及死亡率在過去的十年呈明顯的總體升高趨勢,臨床醫(yī)生遵循CSCO結直腸癌診療指南,為適宜患者提供新輔助化療方案,以爭取根治性手術的機會。然而由于疾病的負面影響、化療的毒副作用及治療前景的不可預估性,部分患者因無法耐受癥狀群的干擾而中斷甚至放棄治療,生活質量受到嚴重影響。

表5 腸癌患者新輔助化療期間生活質量影響因素的多元回歸分析 (n=56) 

3.1 腸癌新輔助化療期癥狀的發(fā)生率及嚴重程度

本研究顯示,疲乏、睡眠不安、胃口差成為入選患者中最常見最嚴重的3個癥狀,另量表中13個癥狀有11個癥狀頻率在半數(shù)以上,這說明腸癌新輔助化療過程中多數(shù)患者承受多種不適癥狀的影響,這些不適癥狀的發(fā)生與疾病本身對機體的損耗有關,同時也與化療藥物的不良反應密切相關。其中,疲乏的發(fā)生率最高,這與張衛(wèi)[9]等人的研究結果相似,因此臨床醫(yī)護人員應對疲乏癥狀給予重點關注,吳曉琴[10]等關于結直腸癌患者疲乏的多維度縱向研究發(fā)現(xiàn),臨床醫(yī)護人員在治療早期通過心理支持、飲食指導和有氧運動訓練等方法開展干預,可緩解疲乏癥狀。

3.2 腸癌新輔助化療期的癥狀群與干預措施

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法,將腸癌新輔助化療期癥狀因子歸集為四個癥狀群:腸胃癥狀群、情緒癥狀群、疲乏-疼痛癥狀群及治療不良反應癥狀群。

3.2.1 腸胃癥狀群

包括惡心、嘔吐、胃口差。有研究顯示,惡心、嘔吐、胃口差等癥狀在化療患者中最為常見[11],本研究中,惡心嘔吐的發(fā)生率較高(70%以上),但是癥狀強度不顯著,考慮與FOLFOX/CapeOx方案消化道癥狀較輕,同時輔助使用止吐劑有關,但是,任何程度的惡心嘔吐都可能引起患者水電解質紊亂、營養(yǎng)代謝失調,體質敏感患者甚至會中斷化療周期。因此,臨床在遵醫(yī)使用止吐劑的同時可采用行為療法[12]、中醫(yī)穴道針灸[13]、意念想象[14]等方式緩解。

3.2.2 情緒癥狀群

主要表現(xiàn)為苦惱、悲觀。其產生與患者對所患疾病的恐懼、對治療效果的不確定和不良反應引起的不舒適有關。如果缺乏有效疏導,可嚴重降低患者的治療依從性,甚至拒絕治療。米靜茹[15]、丁亞利[16]等通過正念干預、集中護理指導等改善腸癌患者不良情緒,取得較為滿意的效果。

3.2.3 疲乏-疼痛癥狀群

包括疲乏、疼痛和睡眠不安。本研究入選患者TNM分期以Ⅲ、Ⅳ期為主,病情的進展造成癌因性疼痛,疼痛等負面情緒使患者睡眠不安,兩者負效應累計加重了疲乏嚴重程度。唐黎[17]等研究發(fā)現(xiàn),放松訓練可降低疲乏及睡眠障礙對患者生命質量的影響,而基于“癌癥疼痛診療規(guī)范”[18]實施癌痛規(guī)范化管理可減輕疼痛對患者的影響。

3.2.4 治療不良反應癥狀群

包括口干、氣短、嗜睡、麻木和健忘。本次研究化療方案中的珀類藥物,其神經毒性副作用對神經系統(tǒng)造成損害,主要表現(xiàn)為肢體麻木、健忘,卡培他濱等口服化療藥可引起患者口干,因此此癥狀群的發(fā)生主要與化療藥物的不良反應有關。作為臨床護理人員,應在充分了解藥物使用注意事項的基礎上,為患者及家屬進行健康宣教,另可遵醫(yī)囑補充營養(yǎng)神經類藥物緩解癥狀。

3.3 腸癌新輔助化療期患者生活質量情況

本研究中腸癌新輔助化療患者QLICP-CR總分為(71.18±12.79)分,處于中等水平,與中外文獻一致[19,20]。其中社會功能維度得分最高,考慮與本研究入選患者處于剛明確診斷時期,尚未完全脫離原有的社會地位,社會與家庭給予患者重視與支持較高有關。

3.4 腸癌新輔助化療期患者癥狀群與生活質量的相關性分析

本研究結果顯示,腸癌新輔助化療期患者4個癥狀群與患者生活質量均呈顯著負相關,其中腸胃癥狀群與疲乏-疼痛癥狀群影響顯著。

綜上所述,腸癌新輔助化療期癥狀數(shù)量多、患者負擔重,臨床癥狀以疲乏最為顯著;由于臨床癥狀多合并發(fā)生,可將其采集為四個癥狀群,且和患者的生活質量負相關,其中腸胃癥狀群和疲乏-疼痛癥狀群可作為腸癌新輔助化療期生活質量的有效預測因子。臨床應重視對患者癥狀的評估與管理,從而為其臨床治療方案的調整提供依據(jù),提高臨床療效,改善生存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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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生活質量研究范文

【關鍵詞】 腦卒；病人照顧者；生活質量

1 前 言

根據(jù)世界衛(wèi)生組織的報道，世界上腦卒中的死亡率有所上升，且在所有疾病中腦卒的死亡率和致殘率都相對較高，腦卒已經成為眾多第二大致死原因和第一大致殘疾病，腦卒中患者的家屬愿望與患者需求旺盛，但是目前護理工作明顯不到位，特別是內科護理方面，關于腦卒中患者的心理輔導與治療明顯不到位，調查顯示很多腦卒中照顧者存在不同程度的處于心理不良狀態(tài)其中抑郁和焦慮最為突出。腦卒中病人得郁郁癥的概率隨著疾病的加重呈現(xiàn)出明顯的上升趨勢，甚至高達52%，因此在關注和幫助腦卒中患者時一定要注重心理輔導，使他們能更好的面對腦卒中病情的變化，以及對生活的影響，保持腦卒中病人的心理健康。但是目前關于腦卒中病人的護理明顯不到位，且學術界關于對腦卒病人照顧的研究也屈指可數(shù)，因此這方面不在理論和實踐上都缺乏必要的深入分析，為此筆者設計了此課題，旨在對腦卒中患者的照顧著的應對方式和抑郁狀況進行詳細的調查分析，以求在社區(qū)腦卒中病人照顧者生活質量影響因素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論依據(jù)。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對象 本研究采用立意隨機取樣法，對92例患者及其照顧者完成本研究。納入標準：①患者經CT或臨床檢查明確診斷為腦卒中包括短暫性腦缺血發(fā)作；②腦卒中患者無失語；③患者有家庭照顧者；④患者和照顧者均無精神病史。其中家庭照顧著分為首要和次要照顧，其中當檢測效能為0.80，a為0.05期望的相關系數(shù)為0.30有效樣本量需達到85例。本研究從2011年10-12月中的124例患者及照顧者進行研究。排除標準：患者及其照顧者由于時間原因和不感興趣而未完成研究者。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了問卷調查法，資料收集法，實地調研法等。首先在征得參與者同意的情況下收集資料，家庭照顧者自己填寫問卷，并對一些無法進行填寫問卷的進行直接詢問。另外被調查者首先要神智清晰，如果文化程度過低或者不懂，則調查者采用逐條口述的辦法進行調查，根據(jù)被調查者的意圖代為填寫。對于所有的調查問卷采用不記名的方式，并對這些資料予以保密，由調查者當場審核符合要求后收卷，由調查專業(yè)組進行質量控制。方法：患者的認知狀況和功能狀況分別采用簡易精神狀況量表和5個條目的Barthel指數(shù)來測量。

2.3 研究步驟 對參與者進行簡單的講述，其中包括調查目的的講述，大體調查方式的闡述等，在征得參與者同意的基礎上發(fā)放調查問卷，問卷調查時間為20-30分鐘，數(shù)據(jù)采用SPSS11.5軟件包進行數(shù)據(jù)分析。

2.4 資料分析 將上述資料輸入spss11.5，應用x2檢驗和t檢驗比較實驗組和對照組之間的差異是否具有顯著性，p〈0.05視為兩組間差異具有顯著性。3 研究結果與討論

照顧者在患者住院期間除了給患者提供必要的照顧，另外還要顧及家庭和工作。以上這些都增加了照顧者的負擔，這也使其心理壓力增高。照顧者的業(yè)余時間都將隨之而減少，這也增加了照顧者的工作壓力和時間上的沖突。另外住院時間的延長也增加了照顧者的精神、經濟、體力上的壓力。

研究表明家庭收入多少與照顧者的抑郁程度呈正相關性。在本研究中大多數(shù)家庭都是中等收入，沒有公費醫(yī)療或醫(yī)療保險醫(yī)療費用，這對一個普通家庭是一個非常大的負擔。本研究中有半數(shù)的患者需要中度到完全的依賴照顧者，這無疑增加了照顧者的負擔。80.6%的照顧者每天花費超過8小時照顧患者。因此當照顧者承擔起照顧行為時，他們將失去很多時間。腦卒中患者的認知得分越高，認知功能障礙越發(fā)嚴重。當患者有認知障礙時，照顧者與患者存在交流障礙，這無疑也加重了照顧者的精神負擔，而且有時患者會誤解照顧者，從而產生矛盾。照顧者盡力地照顧患者，但是沒有得到任何回報，會降低他們照顧患者的熱情，而拒絕和自責是不良的應對方式。

本研究存在的局限性：首先由于本研究采用了隨機取樣且樣本量不大導致推廣受到限制。其次研究中所使用的量表均來自于國外，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可能會影響調查結果。4 結論與展望

影響社區(qū)腦卒中病人照顧者生活質量影響因素包括照顧者自身的健康狀況心理健康程度，家庭經濟情況，患者的患病程度，以及治療效果等。

目前醫(yī)學研究重點是社區(qū)腦卒中病人的生活質量忽視對照顧者的負荷情況及其生理、心理和社會方面健康狀況的觀察和探討。而過重的照顧者負荷不僅影響照顧質量照顧者的健康和生活質量亦隨之下降，應當引起醫(yī)學工作者的足夠重視。

腦卒中患者的康復是一個長期的連續(xù)不斷的過程。住院及出院后家庭成員的照顧是腦卒中患者康復的重要組成部分，腦卒中以其高發(fā)病率和高致殘率嚴重影響著人類的健康而隨之帶來的照顧者的生活質量問題也不容忽視。目前國內外專家學者都已意識到這方面的問題并積極開展調查研究從改善心理、生理、社會等各方面角度出發(fā)爭取取得良好的解決方案和措施使照顧者在照料病人的同時生活質量有所保證這不僅是對照顧者莫大的鼓勵與支持，也從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病人的康復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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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生活質量研究范文

關鍵詞：評價體系；生活質量；客觀指標；因子分析

中圖分類號：F1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1-0-02

城市是人類生活活動最為頻繁的區(qū)域，隨著經濟的發(fā)展、社會的進步，城市在給人們帶來了豐富的物質條件和精神上的享受的同時，也使得環(huán)境受到污染、交通開始擁擠、住房緊張、精神緊張，帶來了一系列城市居民生活的問題。隨著廣東經濟的快速發(fā)展，廣東城市居民的生活已經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仍然存在著收入差距擴大、發(fā)展不平衡等不如意的情況。通過構建一個以客觀指標為主的衡量廣東城市居民生活質量的研究體系，找出目前能夠較好的反映或制約廣東居民生活質量的因素，提出改善城市居民生活質量的計劃，對促進廣東城市和區(qū)域經濟健康和城市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城市居民的生活質量及其測量指標

我國學者對于城市居民生活質量的研究已經有近半個世紀，但是對于生活質量的理解至今仍然沒有達成共識。對生活質量的研究主要通過客觀指標、主觀指標和主客觀結合進行研究?？陀^指標主要是通過運用能夠計量的社會經濟指標來衡量人們需要得到的滿足程度，客觀指標主要運用社會、經濟、環(huán)境和健康指標來表示。對于客觀指標的選擇隨著經濟社會發(fā)展而不斷發(fā)展補充，從傳統(tǒng)的以國民經濟賬戶模式，到引入更多環(huán)境、社會、生活、醫(yī)療等其他因素的用來衡量生活質量的指標。主觀指標主要只是考慮個人的主觀感受，比如幸福感、滿足感、成就感等方面來反映生活質量。主客觀結合的指標主要的將生活質量定義為既包含客觀人類需要的滿足的客觀指標，也包含個人和群體的主觀福利和滿足感的指標，在物質基礎、生活設施、醫(yī)療、安全、喜好上建立生活質量，是以經濟指標衡量的社會質量指標和個人幸福滿足感共同構成的，需要運用主客觀兩個方面的指標才能真實地反映居民的實際生活狀況。

主觀感受一般是以客觀作為其基礎條件，而且主觀感受具有較強的相對性，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標準。因此，本研究主要是通過客觀指標來衡量居民生活質量。結合廣東城市的實際情況，我們構建了城市居民生活質量的指標體系。指標體系包括經濟環(huán)境、教育環(huán)境、健康情況，生活設施、資源環(huán)境、就業(yè)與安全等6個子體系17個個體指標。如表1所示。

二、因子分析法在居民生活質量測量中的運用

1.城市居民生活質量指標體系的因子分析結果

我們從6個子體系，17項指標構建了測量廣東省城市居民生活質量的指標體系。為了增加各個指標之間的內在關聯(lián)性、降低指標體系的復雜程度、增強指標體系的效度，同時也能更有效地運用實證數(shù)據(jù)來描述城市居民的生活質量，我們以城市居民的數(shù)據(jù)作為基礎，對構建的城市居民生活質量指標體系進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方法的基本步驟是：首先對不同維度的統(tǒng)計指標數(shù)據(jù)進行標準化；然后對指標間相互關聯(lián)的數(shù)據(jù)實施一系列運算，找出其中對城市居民生活質量起到重要決定作用的一些基礎因子，得出一個能夠比較完整的揭示各指標內部關系的因子載荷矩陣，確定具體的因子模型，達到降維的目的；最后對提取出來的因子進行分析，計算其因子得分，合成一個綜合的分支，來綜合評價特定區(qū)域內某個方面的問題。

我們依據(jù)上述6個子體系、17項指標收集了廣東21個地級市2012年的截面數(shù)據(jù)，并根據(jù)上述程序對其進行因素分析（因子分析所得因子載荷矩陣結果見表2）。

以上五個公因子累積貢獻率達到84.502%，能夠很好地反映和衡量廣東2012年21個城市的居民生活質量狀況。整體上看，這六個公因子對生活質量影響力的區(qū)別較大，各項生活質量指標在廣東的城市發(fā)展中貢獻的程度有較大的不同。具體來說，第一公因子對城市居民生活質量的影響力占主要部分，其貢獻率為42.558%，可見，當?shù)亟洕h(huán)境、生活設施、健康情況對各城市居民生活質量的影響較大。第二公因子貢獻率為17.302%，這表明教育環(huán)境對城市居民提高生活質量具有重要意義。第三公因子、第四公因子和第五公因子的影響力相當，其貢獻率分別為9.612%、8.103%和6.928%，其對生活質量的影響程度較小，表明資源環(huán)境和就業(yè)與安全對居民生活質量的影響較小。

2.廣東城市居民的生活質量水平及其差異

為了描述廣東城市居民的生活質量水平以及21個城市居民生活質量水平的差異，我們分別計算各城市在各個公共因子上的得分，并將進行得分排序（結果見表3）。

在第一個公因子方面，主要反映的是經濟環(huán)境、社會設施和健康情況，廣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的公因子得分均在1.0以上，表明這4個城市在經濟環(huán)境、社會設施和健康情況方面的優(yōu)勢明顯。東莞和惠州在該方面的水平也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廣州、深圳市廣東省的兩個中心城市，經濟基礎較好，發(fā)展水平較高。珠海鄰近澳門，佛山、中山鄰近廣州，東莞鄰近深圳，能夠很好的接受中心城市經濟的輻射，發(fā)展速度較快。

在第二個公因子方面，主要反映教育情況，廣州依然是在第一位，主要因為廣州作為廣東的省會城市和文化中心，在教育方面處于領先地位，深圳、佛山、惠州、東莞位置雖有后退，但然在較前位置，分別為第5、第9、第8、第10，而中山、珠海分別退后到第20、第21。在第一個公因子排名較后的湛江、茂名、揭陽、汕頭和梅州在這方面排名較前，分別為第2、第3、第4、第6和第7。

在第三、四、五公因子方面，對總體得分的貢獻率較小，主要反映資源環(huán)境和就業(yè)與安全的情況，中小城市在這兩個方面的得分比較高。

三、提高廣東居民生活質量的對策建議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還可以看出，廣東地區(qū)各城市居民生活質量發(fā)展水平之間并不同步，差異比較大。所以如何提高廣東省的居民生活質量，實現(xiàn)共同富裕，是我們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實踐性問題

1.提高廣東各城市居民生活質量，要盡力推動各個地區(qū)經濟之間的均衡發(fā)展

從廣東省各個地區(qū)的實際情況出發(fā)，建立地區(qū)之間相互合作的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發(fā)展新的經濟增長點，發(fā)揮出核心產業(yè)的經濟帶動作用，孕育一個適合的經濟發(fā)展環(huán)境，調整經濟結構，使得各個地區(qū)健康快速均衡的發(fā)展經濟，從而提高城市的生產總值和居民的消費水平，改善居住的環(huán)境和生活條件。

2.加快文化產業(yè)發(fā)展，建設完善的文化服務體系

逐步建成較為完善的文化服務體系，協(xié)調廣東省內的城鄉(xiāng)和區(qū)域文化發(fā)展發(fā)展。提高公益性文化單位的服務質量，完善文化基礎設施的服務能力，保障人民群眾進行文化鑒賞、參加文化體育活動等基本文化權益，使社會文化生活更加豐富。

3.加大教育事業(yè)投入，堅持優(yōu)先發(fā)展教育

加快義務教育發(fā)展，使義務教育能夠均衡發(fā)展，積極扶持民辦教育，進行師資建設，提高教育辦學水平，推進中等職業(yè)教育能力建設，加快培養(yǎng)高素質專業(y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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