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理論導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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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考古學理論導論范文

[關鍵詞]史學概論 邏輯體系 改革開放新時期史學 史學理論

[中圖分類號]K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15）04-0110-08

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史學理論學科建設是從史學概論教材編寫起步的。在短短的10年間，出版并被相關高校確定為歷史學本科生甚至延伸為研究生教學指定參考書的“史學概論”，計有11本之多。正如首部《史學概論》作者陳光前所預見的那樣：“十億人口的大國，才出版兩三種史學概論教材，很難適應不同的情況和需要，應當多有幾種不同風格、不同形式的教材，百花開放。在科學的春天里，史學概論這一品類的鮮花，一定會爭相開放?！睆母母镩_放以來新時期史學發(fā)展的歷史眼光看，應該承認，這10年是史學概論繁榮的10年，是改革開放新時期史學的一大亮點。經過研究，我們將11種史學概論體系的邏輯結構依次概括為綜合模式、理論與方法模式、認識論模式、史學理論模式和史學學模式（限于篇幅，此模式概說略去），并由此建立一個學術坐標予以比較。應該看到，11本史學概論著作出自眾人之手，由于史家對史學概論的研究對象、任務、學科定位的界定有不同的理解，加上他們有不同的人生經歷、職業(yè)習慣和教學研究體會，就形成了不同的心路歷程，這些都在他們各自的史學概論中打上了烙印，由此表現(xiàn)為不同的學術風格，各有各的邏輯體系。還要看到，史學概論體系建構研究，不僅是一個20世紀80年代的時髦話題，而且也是史學概論學術史上的永恒話題。立足于當下，必須借鑒和反思歷史經驗。因此，比較他們在史學概論建構中邏輯體系的差異，既有利于研究中國改革開放新時期史學起步階段的時代特點、時代精神，又有利于科學總結處于學術繁榮時期的史學概論體系建構經驗，規(guī)避其時代性、主體性失誤，繼續(xù)把中國特色的史學概論體系建構工作推向前進。

一、綜合模式

還是在當時，就有學者研究指出，部分史學概論體系表現(xiàn)出突出的綜合模式特征。因此，這里所說的史學概論體系綜合模式，實際上是一個借用的概念，即史學概論=部分1+部分2+部分3。在史學家所構建的史學概論體系中，有很多學者立足于教學或歷史研究的實際需要，采用了這種部分相加等于整體的結構體系，但同時還要特別指出的是，這種綜合模式并不等于說就是一個“拼盤”，因為史學家在構建其結構時都有自己特定的需要。具體來看，在20世紀80年代，采用這種綜合模式來建構其史學概論的著作有葛懋春、謝本書主編的《歷史科學概論》（1983年第1版，1985年第3版）、白壽彝主編的《史學概論》和田昌五、居建文編著的《歷史學概論》。應該說，這3本教材，是20世紀80年代前期首批公開出版的史學概論類著作，因此具有很強的代表性。

（一）葛懋春、謝本書主編《歷史科學概論》（簡稱葛本）的邏輯體系內涵

總體上看.葛本的邏輯結構是：歷史科學的基本問題+唯物史觀的具體運用+史料和史學的研究方法+中外史學史=歷史科學概論。具體體現(xiàn)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緒論（修訂時增寫），總論該書的主旨問題，共7頁，占全書（477頁）比例為1.47%。

第二，歷史科學的基本問題（第1章），主要解決什么是歷史科學這一問題，共55頁，占全書比例為11.53%，主要包括：歷史、歷史學、歷史科學基本概念辨析，歷史科學在認識對象、認識過程、認識經驗上的主要特點，歷史科學的作用，歷史科學的革命性與科學性，歷史科學工作者的基本素養(yǎng)等。

第三，唯物史觀及其在歷史研究中的具體運用（第2章至第9章），主要回答如何將唯物史觀運用于歷史研究中的理論和方法問題，共217頁，占全書比例為45.49%，主要包括：唯物史觀是唯一科學的歷史觀，科學分析社會基本矛盾，正確運用階級分析方法，辯證考察人類歷史的運動過程，民族和民族關系問題，關于歷史人物的評價，批判地繼承文化遺產，史論結合等。

第四，史料搜集與處理的知識和方法（第10章至第11章），主要說明如何搜集和處理文獻史料和實物史料的問題，共50頁，占全書比例為10.48%，主要包括：中國歷史文獻資料的情況簡介及其搜集、鑒別、校勘的方法，考古學和歷史研究等。

第五，中外史學史概述（第12章至第13章），主要論述從古代到近代中國以及歐美史學的發(fā)展情況，共111頁，占全書比例為23.27%，主要包括：中國史學史概述，歐美史學史概述等。

第六，當代國外幾種史學方法述評（第14章，修訂時增寫），主要介紹國外流行的幾種史學方法，共37頁，占全書比例為7.76%，主要包括：歷史比較研究法，歷史數(shù)量研究法，歷史系統(tǒng)研究法等。

通過量化分析可見，葛本邏輯體系的最大特點是重溫并強調唯物史觀的基本理論，并強調在史學研究中運用唯物史觀，即史學研究的理論指導問題。

（二）白壽彝主編《史學概論》（簡稱白本）的邏輯體系內涵

總體上看，白本的邏輯結構是：歷史學基本問題+史學的內部問題（歷史觀+歷史文獻+歷史編纂）+史學的外部聯(lián)系（史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中國近現(xiàn)代史學史+史學當前的主要任務=史學概論。

第一，敘論（第1章），總論該書涉及到的歷史學基本問題及其編寫大意，共30頁，占全書（426頁）比例為7.04%，包括：歷史、史料、史學基本概念辨析，史學遺產的批判繼承，該書的編寫大意等。

第二。史學的內部問題（第2章至第6章），主要論述歷史觀、歷史文獻、史書的編著、史書的體例、歷史文學等屬于史學內部結構的問題，共199頁，占全書比例為46.71%，主要包括：歷史觀――史學的靈魂，主要以歷史觀中的重要問題來貫穿論述歷史上各種不同的歷史觀點；歷史文獻――史學的基礎，回顧了中國歷史文獻的發(fā)展歷程和重要成就，并在論述中滲透了文獻的搜集和整理的方法；歷史編纂――史學的成果表達，包括：史書的體裁及編和著、史書的體例、歷史寫作文字方面的問題。

第三，史學的外部聯(lián)系，即史學和其他學科的關系（第7章），著重論述了史學與科學、哲學、考古學、民族學、藝術、天文學、地質學等學科的關系問題，共50頁，占全書比例為11.74%。

第四，中國近現(xiàn)代史學史（第8章至第9章），回顧和評述了近代以來中國史學發(fā)展情況和重要問題，共103頁，占全書比例為24.18%，主要包括：近代史學，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fā)展等。

第五，史學當前的主要任務（第10章），在前文的基礎上，探討了當前史學工作面臨的主要任務.指明史學發(fā)展方向，共44頁，占全書比例為10.33%。主要包括：研究和進行歷史教育，開闊視野，治史修史，不斷提高史學水平；強大史學隊伍，培養(yǎng)史學人才等。

通過量化分析可見，白本邏輯體系的最大特點是對中國近代史學史的概述，及對中國史學史脈絡的把握。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新時期史學對中國近代史學史的關注和研究，應該說起自白壽彝主編的《史學概論》。現(xiàn)在看來，其初始倡導之功，殊為有益。

（三）田昌五、居建文編著《歷史學概論》（簡稱田本）的邏輯體系內涵

總的來說，田本的邏輯結構是：歷史學基本問題+歷史研究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唯物史觀的具體運用）+史學史+研究歷史必備的資料和工具（文獻學、考古學）=歷史學概論。

第一，歷史學基本問題（第1章），重點論述了歷史學研究的對象和任務，共21頁，占全書（245頁）比例為8.57%，主要包括：歷史學研究的對象，歷史學研究的目的和任務等。

第二，歷史研究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即唯物史觀及其在歷史研究中的具體運用（第2章至第5章），主要論述唯物史觀作為歷史研究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在歷史研究中的具體運用，共162頁，占全書比例為66.12%，主要包括：歷史觀的基本問題，這里分為兩個問題：首先是兩種歷史觀，主要論述了唯心史觀和唯物史觀的區(qū)別與聯(lián)系問題及史論關系問題、黨性與科學性的問題。其次是歷史諸因素的相互關系，主要從唯物史觀的角度重新闡述經濟與政治、思想等因素的相互關系；階級斗爭的相關原理及其在歷史研究中的運用（其中在論述階級分析方法時，特別提到了歷史的方法、邏輯的方法、辯證的方法、比較的方法）；個人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問題；辯證地看待歷史發(fā)展的統(tǒng)一性與多樣性等。

第三，史學史即歷史學的過去與現(xiàn)狀（第6章），回顧和評述了中外史學發(fā)展的基本情況，共46頁，占全書比例為18.78%，主要包括：中國的封建史學，著重論述了中國古代的歷史哲學和史書的體裁問題；近代資產階級史學，著重介紹了近代中國新史料的發(fā)現(xiàn)和梁啟超與王國維的史學成就：現(xiàn)代史學，主要論述了和郭沫若的史學成就；歷史學的現(xiàn)狀和當前的任務，包括西方史學的發(fā)展情況和中國史學的現(xiàn)狀與教訓。

第四，研究歷史必備的資料和工具（第7章），主要介紹歷史研究中史料方面的相關知識。共16頁，占全書比例為6.53%。主要包括：古文獻資料及其相關的知識和史學與考古學（實物史料方面）。

通過量化分析可見，田本邏輯體系的最大特點是闡述歷史研究的基本觀點及研究方法，強調遵循唯物史觀，運用唯物史觀，重點強調了階級斗爭理論與方法。應該注意的是，田本與前述葛本的邏輯主色調雖同為唯物史觀，但重點和導向卻是不一樣的：白本重史觀，從歷史學的基本問題人手強調唯物史觀是唯一科學的歷史觀；田本重方法，強調運用唯物史觀，就是要運用唯物辯證法。

綜上，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這種綜合模式的內在邏輯雖然都是“部分相加等于整體結構”，但是，各本所囊括的內容及各部分內容所占比例，因史家主體的認識差異，在用筆量上表現(xiàn)出很大不同；當然，在具體實踐中，也因為操作性的問題難免存在各自無法克服的缺陷。對于這些問題，三本著作出版不久，就有學者毫不諱言地予以指出。比如，1984年，蔣大椿在《建設歷史科學概論的有益探索――評介〈歷史科學概論〉和〈史學概論〉》一文中就指出，雖然“從著手建設歷史科學概論這門學科來看，兩書（筆者注：葛本和白本）的首倡之功，應當?shù)玫匠浞值目隙ā?，但是兩書還存在許多問題，需要我們進一步努力解決，其中“歷史科學概論的研究對象及其范圍”是亟待明確的首要問題，因為“歷史科學概論應是一門有自己特定研究對象和范圍的專門學問”。又如，1985年，姜義華在《從（史學要論）到〈史學概論〉》一文中指出，葛本、田本和白本三書“最主要的問題看來就在于這幾部著作內容稍嫌龐雜。它們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想集歷史哲學（歷史唯物主義）、歷史編纂學、史學史于一身，結果，反而使史學概論自身所要專門考察的問題被排擠或淹沒了”。[q除了蔣大椿、姜義華指出的問題外，這種綜合模式各部分之間的聯(lián)系還顯得不夠緊密，尤其是缺乏一條貫穿始終的主線，對于謀求使“史學概論”成為一門獨立的學問作用不大，只能起到史學教學概要和普及歷史學學科知識的作用。

二、理論和方法模式

從理論和方法角度來建構史學概論的體系，我們將它簡稱為理論和方法模式。趙吉惠是這種模式的首倡者，趙著《歷史學概論》（簡稱趙本）是該模式的實踐成果?？傮w看，趙氏“歷史學概論”意在從理論和方法的角度，概述歷史學及其發(fā)展的主要方面和主要問題，因此，其邏輯結構就是：歷史學基本問題+理論部分+方法部分=歷史學概論。其具體表現(xiàn)為以下三方面。

第一，歷史學基本問題（引言），總論歷史學概論的研究對象與內容，共19頁，占全書（347頁）比例為5.48%，主要包括：歷史、歷史記錄、歷史學、歷史學理論、歷史學概論等基本概念辨析及《歷史學概論》一書的主旨論述和歷史教學與研究的意義及史學工作者的必備品質。

第二，理論部分（第1章至第8章），著重從理論角度來梳理史學發(fā)展歷程和歷史觀方面的一些理論問題，共152頁，占全書比例為43.80%，主要包括：一是從理論和方法角度概述中外史學的發(fā)展歷程，分為三個小部分：中國封建舊史學的發(fā)生、發(fā)展與終結，歷史上各種歷史觀的主要形態(tài)，中國歷史科學的產生與初步發(fā)展；二是歷史學與其他相關學科之關系；三是唯物史觀在歷史研究中的具體運用，主要論述了四個問題：歷史發(fā)展的必然性與偶然性，歷史發(fā)展的統(tǒng)一性與多樣性，歷史發(fā)展的動力，歷史遺產的繼承與批判。

第三，方法部分（第9章至第16章），主要論述史學研究和編纂的一些重要方法，包括：一是是史學方法論的根本指導原則；二是搜集、整理、運用史料的方法，史學研究方法，主要論述了6種.分為5章：三是階級分析方法、歷史比較研究方法、歷史系統(tǒng)研究方法、歷史計量研究方法；四是史著的體例與編纂方法（其中還特別提到了撰寫史學論文的要求與方法）。

應當看到，趙本從理論與方法角度建構史學概論體系，以歷史學的理論與方法為論述重心，這就抓住了史學概論的核心問題，使全書各部分之間有了更為緊密的內在邏輯聯(lián)系。相對于葛本、白本而言，趙本的邏輯體系更為嚴密，所囊括內容的比例也更為合理。對此，時人何振東在《從幾本（史學概論）看本學科的主要內容》一文中有過論述。他認為，與葛本、白本相比，趙本“將有關歷史文獻、史書的體例，以及中外史學的基本知識，均歸納到《中國封建舊史學的發(fā)生、發(fā)展與終結》和《歷史上各種歷史觀的主要形態(tài)》這兩章中”，“敘述時進行縱橫交叉，有機結合，這樣就顯得概而不雜，豐而有序”，這樣處理就顯得很好。當時對此持肯定性意見的還有徐萬發(fā)，他在《史學主體與（史學概論）研究對象》一文中指出，“趙本的處理是一種大膽的探索，‘從理論和方法的角度出發(fā)，對歷史學的整體做比較概括地論述?！匀欢坏卣{正了‘史料與文獻學、編纂學’等學科在史學概論中的位置，又從與理論、方法相關的世界觀出發(fā)，處理了史學概論與史學史的關系”，全書“自成體系，有另辟蹊徑之功”。

三、認識論模式

認識論模式，即以歷史研究的主體認識活動為中心來建構史學概論體系，簡稱認識論模式。在20世紀80年代，從認識論角度來思考史學概論體系問題并付諸實踐的，主要有吳澤主編的《史學概論》和姜義華、瞿林東、趙吉惠、馬雪萍合著的《史學導論》。雖然如此，但還要注意的是，這兩本書無論是在體系建構，還是在所囊括的內容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同。

（一）吳澤主編《史學概論》（簡稱吳本）的邏輯體系內涵

根據吳本“前言”和第1章“緒論”可知，作者試圖以歷史研究中的主體和客體（史家主體與史學客體）關系為主線來展開論述，從而確立史學概論體系的內在邏輯關系。因而作者將由此貫穿起來的內容歸納為：基礎理論、基本方法和基本知識三大部分。簡單地表述吳本的邏輯結構是：史學概論=歷史研究基礎理論+歷史研究基本方法+歷史研究基本知識。從表面上看，吳本的結構與上面論述的綜合模式似乎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其內在邏輯則是不同的。具體地說，其內在邏輯包括以下幾方面。

首先，根據史學研究的根本任務是研究人類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這一規(guī)定性來說，回答人類歷史的起點是什么？人類歷史的變化發(fā)展是由什么決定的？人類社會是怎樣變化發(fā)展的？其基本規(guī)律和特點是什么？這些最基本的理論問題，涉及到歷史觀這個根本問題，是歷史研究的靈魂。只有唯物史觀，才第一次真正科學地解答了這些問題。因此，唯物主義歷史觀就順理成章地成為史學概論的一個重要課題。在作者看來，歷史研究的基礎理論主要是闡述唯物史觀及其在具體歷史研究中的運用。

其次，一次完整的歷史研究過程，不僅包括研究者根據史料來分析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從中引出科學結論的過程，而且還包括研究者把科學結論寫成史學著作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史料作為歷史研究的出發(fā)點，存在著分散、訛誤的問題；科學結論的得出，存在著如何從感性認識上升為理性認識的問題；史學著作作為最終成果，存在著史學觀點如何表述的問題。為此，研究者必須掌握搜集、鑒定和整理史料的方法，分析與綜合、歸納與演繹、具體與抽象、邏輯和歷史相統(tǒng)一的方法，以及編寫史學論著的方法，正是歷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史學概論研究的重點。

再次，在歷史研究中，史學家不僅要用天文學、地理學、人類學、考古學、社會學以及某些自然科學的知識和方法來輔助歷史研究，而且還要通過史學評論來了解現(xiàn)實對于史學的要求，通過研究史學的歷史與現(xiàn)狀來不斷豐富史學概論，因此，這些史學與其他有關科學之間的關系、史學評論、史學的產生以及當今世界上各種史學流派等問題，都可看作是歷史研究所必備的基本知識，以此來幫助研究者解決歷史研究中主體和客體的矛盾。

吳本的史學認識論模式具體表現(xiàn)為以下幾點。

第一，緒論（第1章），總論史學概論的相關問題，共18頁，占全書（398頁）比例為4.52%。

第二，歷史科學的基礎理論（第3章），著重論述唯物史觀的理論及其在歷史研究中的具體運用，共36頁，占全書比例為9.04%，主要包括：生產勞動是人類歷史的起點和基礎，歷史上人類的共同體，人類歷史發(fā)展的動力，人類歷史的辯證運動（歷史的統(tǒng)一性和多樣性、歷史的現(xiàn)象和本質、歷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歷史發(fā)展的漸變和突變、人類歷史的螺旋式發(fā)展）。

第三，歷史研究的基本方法（第4章至第6章），分為三個部分：一是論述了辯證邏輯的思維方法在歷史研究中的運用，共40頁，占全書比例為10.05%，主要包括：分析和綜合研究法（將階級分析法囊括其中），歷史比較法，歷史歸納法（演繹法），歷史研究中的具體和抽象，歷史方法和邏輯方法的統(tǒng)一（歷史主義原則）；二是史料和史料學，著重論述了史料學的相關問題，并介紹了處理史料的相關方法；三是歷史編纂學，論述了史書的體裁、體例、表達等史學成果表達的方法問題。

第四，歷史研究的基本知識（第2章、第7章至第9章），分為三個部分：一是中外史學的發(fā)展情況，主要包括：對史學的偉大變革（第2章），重點論述了唯物史觀的產生與發(fā)展.以及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fā)展；國內外近現(xiàn)代史學流派述評（第9章），主要述評了梁啟超、顧頡剛等中國近現(xiàn)代史學家的史學成就和美國計量歷史學派、法國年鑒學派等國外近現(xiàn)代史學流派；二是史學和其他學科的關系（第7章），主要論述了史學和哲學、考古學、民族學、歷史地理學、文學、自然科學等學科的關系問題；三是史學評論（第8章），主要論述了史學評論的性質、標準、作用問題。

第五，史學發(fā)展和史學工作者的修養(yǎng)（第10章），立足現(xiàn)實變化對史學發(fā)展的新要求，論述了史學工作者的修養(yǎng)問題，共14頁，占全書比例為3.52%。

從總體上看，吳本建構史學概論體系是從史學認識論角度來思考的，他們看到了歷史研究中主體和客體的矛盾，但是從其邏輯進程以及它所囊括的內容來看，他們并沒有緊緊抓住歷史認識論這一重大問題展開論述，只能說是初步體現(xiàn)了作者試圖從史學認識論角度來建構史學概論的一些思考。即便如此，與前述葛本、白本、田本相比，吳本從史學認識論角度所構建的“史學概論=歷史研究基礎理論+歷史研究基本方法+歷史研究基本知識”的邏輯體系還是很有特點的。對此，研究者肖馬曾經有比較中肯的評價，他說，吳本的“第一個特點是系統(tǒng)性、邏輯性強。全書共分十章，無論橫觀、縱觀，在內容上都是完整的有機聯(lián)系，而不是生硬拼合”。

（二）姜義華、瞿林東、趙吉惠和馬雪萍合著的《史學導論》（簡稱姜本）的邏輯體系內涵

其實，早在20年代80年代之初，姜義華就對史學概論體系進行了思考，并撰文論述了他對于史學概論體系的設想。他的這一設想，后來大體上體現(xiàn)在他與瞿林東等學者合著的《史學導論》之中。

姜義華在《用現(xiàn)代思維科學武裝歷史研究工作――論史學概論的核心與時代使命》一文中，意在利用現(xiàn)代思維科學與現(xiàn)代科學方法論的豐碩成果，從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角度來構建史學概論體系。他結合現(xiàn)代思維科學的成就，認為“歷史研究活動，是一種三級思維活動”，即“歷史研究活動乃是認識主體（歷史學家）經由中介質（歷史資料）與認識客體（歷史實際）在實踐基礎上能動的統(tǒng)一”；“一個正確的歷史認識的獲得，大體上得經歷‘感性’、‘知性’、‘理性’這樣幾個必要的階段”，同時，歷史認識活動的這些特性，還決定了歷史著作的編纂不可能直接反映歷史實際及歷史認識無法在實踐中得到檢驗的問題，因此，他認為必須在的指導下建立科學的歷史認識論。這些觀點，在《史學導論》一書中打下了深深的思想烙印，結合這篇文章，有利于我們理解姜本的邏輯結構。

第一，史學導論研究的對象與任務（引言），論述史學概論的相關問題，共3頁，占全書（349頁）比例為0.86%。

第二，歷史學的發(fā)展歷程及其社會功能與科學地位（緒論），共81頁，占全書比例為23.21%，主要包括：歷史意識的產生和歷史學的形成，意在論述中外史學由傳說到科學史學的發(fā)展歷程；歷史學的社會功能，主要論述了歷史學在人類認識活動和人類社會實踐活動中的作用；歷史學在科學發(fā)展中的地位，鑒于一切科學都是歷史科學，歷史學的科學功能就表現(xiàn)為對其他學科的發(fā)展具有推動作用。

第三，歷史認識的基本特征（第1章），意在從歷史認識論的高度對歷史認識的基本特征和主要過程進行總體分析，共63頁，占全書比例為18.05%，主要包括：歷史認識活動的結構與過程，即主要論述了歷史認識的三級能動統(tǒng)一結構和歷史認識的感性、知性與理性認知過程的問題；歷史思維的方式與范同，即主要論述了歷史思維中的形象思維、邏輯思維與直覺思維和微觀、中觀、宏觀的歷史考察的問題：歷史認識的真理性及其檢驗，即主要論述歷史真理的相對性與絕對性和歷史認識的真理性在史料、科學認識總體及社會實踐三個層面上的檢驗問題。

第四，研究歷史的主要方法（第2章），主要論述了一些研究歷史的具體方法，共57頁，占全書比例為16.33%，主要包括：歷史事實還原的方法即史料搜集、辨析與抉擇的方法和史實編次與排列的方法：歷史過程分析與解釋的方法，主要論述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歷史分析和邏輯分析、結構分析和階級分析、整體研究（系統(tǒng)分析）和跨學科研究及歷史心理研究方法；歷史的比較研究。

第五。歷史本體與歷史規(guī)律的探究（第3章），在回顧古今中外史學家對歷史本體與歷史規(guī)律即歷史本質追尋的基礎上，著重論述對歷史本質的認識，共45頁，占全書比例為12.90%。

第六.歷史研究成果的社會表現(xiàn)形態(tài)（第4章），意在論述歷史學著作及其內容、形式和要求的問題.共52頁，占全書比例為14.90%，主要包括：歷史研究成果的社會性與多樣性，主要論述歷史撰述和歷史編撰構架的多樣性與多層次性問題；歷史撰述的根本原則與不同要求，主要論述歷史撰述中的客觀主義、先驗主義傾向與信史原則的問題、歷史主義與當代意識的問題和語言表述的美學要求的問題。

第七，歷史學家的素養(yǎng)與時代使命（第5章），意在論述歷史學家的相關問題，共48頁，占全書比例為13.75%，主要包括：歷史學家的優(yōu)良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素養(yǎng)，主要論述歷史學家的知識結構與研究能力和歷史學家的社會責任與獻身精神方面的問題；歷史學家的個體與群體研究；歷史科學的時代使命。

綜上，雖然姜本與姜義華最初在論文中表露的設想有些不同，但是，姜本所體現(xiàn)的史學概論體系的主旨與姜義華早先的設想還是一致的。這不僅體現(xiàn)了著者對歷史認識論問題的重視，力圖以歷史認識論為主線來建構自己的邏輯體系，而且還通過這一邏輯關系使姜本的各部分內容之間有了較強的邏輯聯(lián)系，使全書成為一個密不可分的有機整體。還要指出的是，后來姜本分別于2003年和2010年進行了修訂，但是，對比三個版本來看，全書的史學概論體系框架并沒有發(fā)生很大變化。正如趙梅春在評論2003年的修訂本時所指出的，“全書各章以歷史認識活動為主線，將歷史認識、史學方法、對歷史本體及其發(fā)展規(guī)律的探索、史學成果的社會表現(xiàn)形態(tài)及歷史認識主體自身的素質作為歷史認識活動的幾個必要環(huán)節(jié)并將其作為一個統(tǒng)一的整體進行論述，形成了一個較為系統(tǒng)的理論體系”。應該說，趙文的評論比較如實地勾勒出姜本的亮點和特色。特別要指出的是，由于在中國史學界堅持唯物史觀、運用唯物史觀，是一條原則和常識，因此，姜著同類似著作的明顯差異是，不再在唯物史觀問題上大費筆墨。

四、史學理論體系模式

所謂歷史學理論體系模式，是指部分學者從歷史學理論體系建構角度出發(fā)，把史學概論作為建構歷史學理論體系的基本內容。在20世紀80年代，有歷史學者提出了許多相關設想，但在當時將其付諸實踐的卻只有李振宏所著《歷史學的理論與方法》一書，這在當時無疑是具有史學理論探索勇氣的。

李振宏在其1986年發(fā)表的《關于史學理論與史學概論的初步意見》一文基礎上，在《歷史學的理論與方法》中進一步提出史學本體論、歷史認識論和史學方法論三者構成完整的史學理論體系觀點，即史學理論=史學本體論+歷史認識論+史學方法論=歷史學的理論體系。在他看來，“史學本體論，是對史學研究活動進行本體論反思的理論產物，它把人們的史學研究實踐作為一種‘存在’去研究，弄清這一人類認識活動的目的、性質及其意義，從本體論的角度回答‘什么是歷史科學’的問題，規(guī)定整個史學認識活動的方向和任務，對整個歷史學科的發(fā)展起指導作用；歷史認識論，是對史學研究成果作知識性反思的理論產物，它集中回答歷史知識如何形成、何以可能的問題，即要研究歷史知識的性質。……史學方法論，是對史學研究的經驗程序、思想方法、研究途徑進行反思的理論產物，是對史學研究的思維活動程序作抽象化、形式化、相對固定化的研究，它解決歷史認識手段、方法、途徑的合理性、科學性問題，為如何獲得正確的歷史認識提供方法論指導”。㈣由此，李振宏按照他所界定的史學本體論、歷史認識論、史學方法論構成的結構體系，安排了《歷史學理論與方法》一書的邏輯體系。

第一，緒論，總論該書的寫作主旨，共8頁，占全書（447頁）比例為1.79%。

第二，史學本體論（第1章至第7章），集中回答了“什么是歷史科學”的問題，意在對史學本體進行整體性和理論性認識，共144頁，占全書比例為32.21%，主要包括：歷史是什么，主要論述了歷史的定義、人類歷史活動的特征、歷史的客觀規(guī)律性及其爭議等問題；歷史學是科學的根據：歷史科學的特性和任務；歷史科學內部的學科結構，主要介紹了通史、專門史、史學理論、歷史編纂學、史料學、史學評論等等歷史學內部各學科的情況，并進一步論述了諸學科間的相互關系；歷史科學與一般社會科學，著重論述了史學和政治經濟學、文學、考古學、歷史地理學、目錄學的關系問題，意在加以借鑒；歷史科學的現(xiàn)實性品格，即史學與現(xiàn)實的關系問題；歷史科學的理論方法論基礎，即唯物史觀的相關問題，主要論述了唯物史觀的創(chuàng)立與完善及其原理指導歷史研究的方法論原則。

第三，歷史認識論（第8章至第12章），集中論述了歷史認識的相關問題，意在加強史學界對歷史研究主體問題的重視，共116頁，占全書比例為25.95%，主要包括：歷史學家的主體意識，主要論述了主體意識的結構、主體意識在歷史認識中的滲透、主體意識的社會性、增強歷史認識中的主體意識等問題；歷史認識中的客體范疇，主要從歷史認識角度論述了歷史存在、歷史客體、史料客體的相關問題及后二者對主體的影響；歷史認識的一般形式，著重論述了考實性認識、抽象性認識、價值性認識及其相互關系；歷史再認識及其推動因素；歷史認識的檢驗。

第四，史學方法論（第13章至第20章），主要論述了進行歷史研究的一些方法問題，意在為取得正確的歷史認識提供方法論的指導，共179頁，占全書比例為40.05%，主要包括：相互作用思想及其方法論意義，史學研究中的歷史主義原則，階級分析方法，歷史人物評價的理論和方法，民族關系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文化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歷史比較研究的理論和方法，運用史料的理論與方法。

第2篇：考古學理論導論范文

關鍵詞：指導性案例；判例；司法實踐；基本設想

中圖分類號：D92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23-0118-02

隨著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第二個五年改革綱要（2004—2008）》中采用“案例指導制度”以來，法學理論界和法律實務部門對指導性案例的定性和適應的討論從未間斷。現(xiàn)階段較為一致的說法認為我國的案例指導制度有別于判例法，而不是照搬判例法的做法，它的內涵和具體適用帶有較為明顯的大陸法系色彩。

一、指導性案例概述

“法律乃是一門藝術，一個人只有經過了長期的學習和實踐，才能獲得對它的認知”。指導性案例或指導判例是指經過人民法院審判并可以作為各級人民法院學習參考或法學理論界進行司法研究樣本的生效判決。它嚴格區(qū)別于英美法系國家法律淵源判例，也不是實踐中各地人民法院、法學院等試行的“先例判決”、“參閱性案例”、“重點案例”。從規(guī)范意義上說本文論述的指導性案例具有其特定的范疇：首先，案例的來源是各級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決或裁定；其次，和廢止主體必須是最高人民法院；再次，指導性案例的性質不是司法解釋，亦不是“法官造法”，更不同于法律，不存在創(chuàng)設法律問題。實踐中，一些地方法院試行的“參閱性案例”、“參閱判決”等，雖然試點法院規(guī)定了其在轄區(qū)內的“約束力”，但究其本質而言，仍然只是一種參閱、研究資料。另外，指導性案例的效力不同于普通法上判例的效力，但也不同于普通的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上公布的案例（或稱指導性案例）一般被認為具有參照、參考、借鑒或者示范的價值。但普通法上的判例是法律的主要淵源，未經之前，法院在判決類似案件時必須遵從。因而，案例指導制度是一個折中的制度選擇。它既表達了我們所欲實行的是一種‘案例’指導制度，而不是完全的‘判例’指導制度，同時也表明我們與過去有不同，要將‘案例’上升到能夠‘指導’以后法院審判工作的地位，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僅僅起到‘參考’的作用。”所以，指導性案例的功能和意義在于克服制定法的局限性，避免因固執(zhí)于法律的僵化與刻板，而背離法律的基本精神和預設價值。

二、指導性案例適用的必要性

英美法系的判例制實質是法官立法，但法官的法律知識、專業(yè)水平和道德品質，是判例制度實施的關鍵，到現(xiàn)在判例制度的繼續(xù)運行，也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判例制度的在域外的相宜性。但中國目前的法官職業(yè)素質、道德水平和法官遴選、培訓制度，與英美國家相比還具有相當大的差距，基本不能保證法官造法的質量。中國的法律體系是以法律規(guī)則作為基本運行單位，規(guī)則本身的法定性、確定性、滯后性等固有屬性所帶來的適用上的局限性與不足是指導性案例存在的天然土壤。

一是法意模糊。①法律的穩(wěn)定性和語言變遷、社會發(fā)展之間的矛盾，法律抽象性與事實具體性的矛盾，法律普遍性與個案特殊性的矛盾是法學永恒的話題。二是法律漏洞。法律規(guī)則本身的規(guī)范性所帶來的法律漏洞，即對于法律所欲規(guī)整的典型案件事實與當下個案裁判中案件事實的相似性問題亟待解決。三是規(guī)范沖突。對于不同的法律事實往往存在不同的法律規(guī)則或法律原則加以調整，這種法律沖突，不但需要“法網恢恢”，也需要參照調整。四是“非良善規(guī)則”。在社會轉型期，很多“合法而不合理”的情形，嚴重違背了法律價值或社會正義的“非良善規(guī)則”，法官不能機械司法，負責有違實質正義。五是“同案同判”的正義訴求和法制統(tǒng)一的需要。公平正義是法律最基本的價值取向，而最能檢驗司法公正的，便是對相似案件應當作出大體一致的判決。這些年在人民法院的判決里出現(xiàn)了較多的同案不同判的情況，這種現(xiàn)象已經嚴重影響了司法的嚴肅性和權威性，違背了民眾對公正的期待，破壞了國家的法制統(tǒng)一。

三、指導性案例適用的可行性

正如上文所述，指導性案例的實質價值在于實現(xiàn)個案的妥當性，通過指導性案例的指導作用，將僵化的法律規(guī)則轉化為靈動的裁判正義。下面筆者將結合我國的歷史和現(xiàn)實經驗來說明指導性案例可行性。

1.“判例”在我國歷史上曾是法律淵源

我國古代有遵照“判例”的傳統(tǒng)，根據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的研究，早在商代，就已經出現(xiàn)比照先例予以定罪處罰的情況。到了西周，更是出現(xiàn)了表示判例的‘御事’等用語。至春秋戰(zhàn)國時期，判例的運用進一步頻繁，對司法審判活動的影響也日趨擴大。唐宋的建立使中國古代法學的發(fā)展進入了鼎盛時期，各種法律形式繼續(xù)發(fā)展，出現(xiàn)了新的法律形式——例，它在司法時間中起著“判例”的作用，補充成文法的不足。明朝的建立，標志著中國古代法律發(fā)展進入一個新的境界?！洞竺髀伞返闹贫坝纱怂纬傻穆伞⒗⑿械捏w制，昭示著中國古代成文法體系已趨于穩(wěn)定和成熟。清朝將例的匯編和刪定，作為重要的立法活動。在中國法律的近代化過程中也保留了“判例”的傳統(tǒng)，在民國法制的奠基和發(fā)展時期，雖然繼受了大陸法系的原則，相繼公布了六法體系的相關法典。但在《六法全書》中，“判例”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我們不難看出，“判例”在中國法制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判例是中國傳統(tǒng)法文化的積極因素，它在歷史上曾經發(fā)揮過重要作用，體現(xiàn)了中華民族的聰明智慧和生活經驗。在我國進行法制改革和依法治國的進程中，我們沒有理由不汲取傳統(tǒng)的法文化精華。雖然社會組織結構、政治經濟制度、社會階層的構成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但是我們不能否認傳統(tǒng)在當今中國所發(fā)生的實實在在的作用，在法律領域亦是如此。

2.指導性案例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審判實踐的需要

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司法實踐證明了實行案例指導制度符合我國的現(xiàn)實國情。實踐中，指導性案例在于指導法官如何在既定的法律體系內運用各種法律解釋規(guī)則，通過尋求一個合適的（相似的）比較點，在目的性限縮或目的性擴張的適用范圍內，將例外性情形排除或囊括在法律規(guī)范的規(guī)整基礎之上，采取價值衡量的方法對某一法律規(guī)范的價值優(yōu)先性進行說明與論證，從而實現(xiàn)法律價值在個案中的具體化。以2002年鄭州市中原區(qū)人民法院實行的“先例判決制度”為例。據《人民法院報》報道：“在實踐中，先例判決的施行基本達到了設立該制度的初衷……”鄭州市中原區(qū)人民法院的“先例判決制度”沒有突破法律、法規(guī)的規(guī)定，是在法律、法規(guī)有規(guī)定的情況下設置實體的、程序的權利義務?！跋壤袥Q制度”盡管是一項改革措施，但這一措施仍然是在既存制度的基本框架內和司法體制基礎上的改革?！跋壤袥Q制度”是基層法院對我國實行案例指導制度的有益探索，應當予以肯定?！班嵵菔兄性瓍^(qū)人民法院對某法律條文的先例至少統(tǒng)一了本區(qū)法院的解釋，且似乎并不阻礙全國統(tǒng)一的判例制度的發(fā)展?！?/p>

盡管“先例判決制度”仍舊在諸多需要克服的外部障礙和自身存在的不盡完善之處，但它擁有制定法不可比擬的靈活性和適當性，且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帶動了一些地區(qū)的效仿和借鑒，筆者相信由基層人民法院作出制度創(chuàng)新的大膽嘗試，已經起到了它自下而上、由點及面的示范效應。

四、指導性案例制度的基本構想

我國的指導性案例制度，在中外法制史上無先例可循，這無疑加大了制度構建的難度，需要足夠的魄力，更需要足夠的耐心。任何一項制度的構建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妄圖以激進革命式的舉措來一勞永逸地解決制度創(chuàng)設中的所有問題，只能是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筆者認為，建立我國的指導性案例制度，應當走自下而上的漸進式道路。即是以基層法院為起點，逐步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統(tǒng)一的案例指導制度。論其原因：第一，走自下而上的漸進道路可以減少制度創(chuàng)設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強大阻力，能為該制度的有效運行建立牢固的基礎。在現(xiàn)有體制的框架下，我們習慣于進行自上而下的命令式改革，但是可能會有流于形式的風險?；鶎臃ㄔ旱南刃懈母飳嵺`已經開了一個好頭，現(xiàn)在需要做的正是將基層法院的實踐成果擴大化。當全國范圍內基層法院形成接受先前案例指導的思維定式，我們所要建立的指導性案例制度自然能水到渠成。第二，基層法院的自覺行動是法制統(tǒng)一的基本前提。由于基層法院處在糾紛解決的第一線，大量的案件都在基層法院被“消化”掉。所以同案不同判的現(xiàn)象更多地出現(xiàn)在基層法院，故而其處在壓力的第一線，這使得基層法院客觀上對同案同判的需求更為迫切。當其意識到此一問題的嚴重性和迫切性之時，即是其自覺行動接受先前案例指導的開始。案例指導制度構建的目的即是要做到在全國范圍內法律解釋的統(tǒng)一，“法律統(tǒng)一解釋，是全國法院的共同任務。如果說缺乏最高人民法院的參與，某些基層法院仍然可以進行“先例制度”的創(chuàng)造與探索的話，而離開基層法院的配合，最高人民法院所將要設計的統(tǒng)一法律解釋，只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钡谌鶎臃ㄔ悍ü俚淖陨硭刭|是建立案例指導制度的根本。鄭州市中原區(qū)人民法院所進行的“先例判決制度”的嘗試絕不是偶然現(xiàn)象，不能認為僅僅憑勇氣和膽識即可以進行新制度構建的實踐。筆者認為這里面一個深層次的原因在于對其自身能力的高度認知，相信其有能力、科學合理地進行這方面的探索，而不是盲目亂闖以吸引人們的眼球。我們不能總以“基層法院法官素質不高”為由來否定其對制度創(chuàng)設的可能性貢獻，更不能因此而想當然地認為改革的腳步只能從最高人民法院邁開?；鶎臃ㄔ旱姆ü儆兄S富的實踐經驗，他們對立法旨意的把握也超乎我們的想象。且近年來大批法學院的本科生、研究生，甚至博士生也充實到基層法院，基層法院的人才儲備已經能夠應對案例指導制度初建的嘗試。

參考文獻：

[1]陳金釗.案例指導制度下的法律解釋及其意義[J].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4）.

[2][德]卡爾·恩吉施.法律思維導論[M].鄭永流，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第3篇：考古學理論導論范文

【關 鍵 詞】十天干；起源；心理原型；文化心理學。

【作者簡介】王 挺，華東師范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臨床心理學、文化心理學。

楊 韻，華東師范大學對外漢語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漢語言文字學。

自古以來，對于天干文化的闡釋眾說紛紜，以往對天干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字學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領域。在一些文化心理學著作或論文中，對漢字的研究主要是以整個漢字系統(tǒng)作為對象的一種概括性研究。然而，從心理層面來對其進行解釋微乎其微。

對于漢字與心理原型的關系，高嵐和申荷永曾從漢字起源、漢字結構以及漢字部首三個方面，系統(tǒng)而全面地闡釋了兩者的關系[1]。其他心理學的相關論文大都把漢字單純作為一種認知對象或實驗材料來處理，沒有把漢字作為一種認知結果并分析其心理學意義。本文主要從《說文解字》天干十部的基本情況作為出發(fā)點，并參考中國歷代對于天干文化的解釋，結合漢字的結構特點以及文化心理學等相關理論，闡釋并論述了天干文化的心理原型及天干字形的原型。

一、十天干的原型意義

天干有甲至癸十個漢字，通常認為天干的原型有兩層含義，一是指天干作為十個漢字時，其字形結構起源的原型（Prototype）；二是指天干文化所表現(xiàn)出來的集體無意識的心理原型（Archetype）。這是漢字的特有的原型特點，也只有作為表意文字的漢字才會擁有文化心理原型。

除了假借字以及轉注字，每一個漢字字型的起源都有著各自的原型，而這種原型是針對認知過程的，通常是作為啟發(fā)原型。正如列維·布留爾在《原始思維》一書中寫道：“原始人絲毫不像我們那樣來感知。同樣的，如同他們所生活的社會環(huán)境與我們的不同（正因為它與我們的不同），原始人所感知的外部世界也與我們所感知的世界不同?！盵2]由于每個時代都有其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以及人類思維模式的進化歷程不同，從而各個時代對天干的十個漢字會有不同的認知與理解。以往研究表明，針對字形認知和創(chuàng)造的原型分析都是基于歷史資料，這些資料雖然經過原作者的思維過濾，但是對于天干字形原型的結論基本上仍舊屬于推論。

甲至癸十個漢字在最早的文獻資料中已被假借為天干，而后隨著歷史的推移，產生了各種文化闡釋，每種理論雖都有一定的內在邏輯性和合理性，但同時也存在一些矛盾之處，這與其理論產生的時代背景有著密切關聯(lián)。

從古至今，天干文化理論眾說紛紜，被談論最多的當推許慎《說文解字》中的植物生長一說。雖然我們用這個理論去完全解釋天干的起源會有許多邏輯矛盾，但是也存在言之有理之處。《說文解字》是較早系統(tǒng)解釋天干文化的字典，它不僅解釋了天干十部，從某種程度上說也創(chuàng)造了天干文化，盡管這種創(chuàng)造可能是由集體無意識所主導的。榮格說：“原型是一種復雜的經歷，就像降臨到我們身上的命運一樣，它們影響到我們大多數(shù)人的生活”[3]。所以，后人在闡釋天干文化時其實仍存有祖先的一些思維。漢字是由最早的象形文字發(fā)展為現(xiàn)今的表意文字的，是世界上少有的古今相通的語言文字，它們不僅有以象形對象為原型的特點，而且那些會意字、指事字也反映了一種民族文化的心理特點。

二、《說文解字》天干十部基本情況

作為我國第一部按部首編排的字典《說文解字》，當中對天干釋義在文化層面可能是最為系統(tǒng)的，若以此作為天干的起源則過于牽強。尤其是將這十個字看作人體各部分的解釋，當屬許慎對天干文化的再創(chuàng)造。

現(xiàn)代字典中，所有漢字都是根據拼音的首字母來排列，在查詢時，或遵循音序，或遵循筆順。在東漢時期雖有反切注音法，但這個方法并不十分規(guī)律，不像拼音那樣足夠嚴謹以自成體系，因而《說文解字》五百四十部的劃分方法以及排列規(guī)律可以說都是許慎根據一些漢字的心理認知和中國的文化心理而編排的。

《說文解字》五百四十部的編排規(guī)律可以描述為：“其建首也，立一為耑。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同條牽屬，共理條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lián)。引而中之，以究萬原。畢終于亥，知化窮冥?！盵4]這里除了指出《說文解字》在單字編排上字形與字義的認知原則——“同條牽屬”“據形系聯(lián)” 以外，還指出了這部書在首尾布局上的一個重要特色：“立一為耑”“畢終于亥”，即通常說的“始一終亥”。既然是終于“亥”，那么天干十部和地支十二部必然是集中在一起的，完全符合“同條牽屬”的規(guī)則，在天干十部中（這十部正好被編排在地支十二部之前，想必理由也是“同條牽屬”），只有“巴”和“辡”是因為字型結構的原因被“據形系聯(lián)”分別排列于“己”部和“辛” 部之后，說明許慎是把天干作為一個完整而獨立的文化概念，又與緊隨著的地支文化緊緊相關。當然這僅僅是許慎對于漢字的一種認知，但根據這些規(guī)則可以推斷出《說文解字》中天干的排列位置、收字情況都包含了中國文化的心理內涵。

天干作為商代就起源的文化，在中國歷史上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為什么不是始于“甲”，相信許慎自有他的道理，不過這絲毫不影響天干文化的重要性?！墩f文解字》的五百四十部不僅結合了小篆本身的筆畫、部件以及結構等字形認知特點，另外還融合了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例如，《說文解字》“馬”部收字一百一十五個，重文八個，新附字五個；“玉”部收字一百二十六個，重文十七個；“木”部收字四百二十一個，新附字十一個，這些收字特別多的部件反映出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特色，正如唐蘭曾寫道：“漢字偏旁可以指示我們古代社會的進化。因為畜牧事業(yè)的發(fā)達，所以牛、羊、馬、犬、豕等部的文字特別多。因為農業(yè)的發(fā)達，所以有草、木、禾、來等部。因為由石器時代變?yōu)殂~器時代，所以有玉、石、金等部。因為思想進步，所以有言、心等部。”[5]

在文字學和中國文化領域，有很多學者以《說文解字》的某一部作為研究對象，探究文字與文化內涵。許慎的這種編撰方法使?jié)h字文化的心理原型更為清晰，于是漢字的偏旁就能指示出一些原始思維。天干十部在《說文解字》中的相對位置，說明了這是一個獨立的文化體系，但同時又與地支文化高度相關，這十個字分為十部，說明它們原來并非是一個整體，但又排列在一起，表明它們是不可分割的。后來的字典在編排部首時都是根據筆畫數(shù)，現(xiàn)代是根據拼音首字母，完全是基于漢字的形或音，而“始一終亥”的排列方式包含了豐富的文化心理現(xiàn)象。

在十部之中，“甲”“丙”“丁”“庚”“壬”“癸”六部下一字未收，該字自成一部，在整本《說文解字》中，只有在“三”部和地支中的“寅”“卯”“未”“戌”和“亥”六部同樣是該字自成一部的。而“乙”部收了乾、亂、尤三字；“戊”部收了成一字；“己”部收了巹、二字；“辛”部收了辠、辜、辥、辤、辭五字。天干十部，加上所收漢字一共二十一字，與那些收有上百漢字的部件相比，天干文化似乎并不重要，但許慎將這十部同條牽屬，表明了其重要性。由此可以看出天干文化可能是未普及的“貴族”文化，收字如此之少只能說明這并非民俗。

一個未普及，卻又十分重要的文化，那么就只可能是官方規(guī)定的文化，司馬迀的《史記·殷本紀》中所記錄的商代帝王們的天干名恰能證明這一點[6]。商王以天干為名，這個現(xiàn)象表明了天干文化的重要性及權威性，由此可以反映出人們對該文化的崇拜，雖然對于商王天干名的意義爭議頗大，但這并不影響天干文化的重要性。

此外，“乙、戊、己、辛”四部所收的除了重文外的十一個漢字，都分別從屬于各部。天干十部的收字情況表現(xiàn)了天干文化的官方性、權威性以及這種文化心理原型的崇高性，區(qū)分于那些反映中國文化心理的偏旁收字多的特點。

三、天干十部的文化假說及其原型分析

現(xiàn)代人對天干的認識基本停留在紀年工具以及計數(shù)功能，且大都僅限于四位，即常用的“甲乙丙丁”。然而天干的文化闡釋卻十分豐富，《說文解字》的自身權威性使其天干釋義最具影響力，雖然不能證明天干起源，其文化價值卻不容忽視。尤其是自然生長與陰陽五行理論，兩者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文化心理以及思想內涵。而太陽歷也許是天干假借的開端，盡管有學者將其與天干起源混淆。不過這種文化現(xiàn)象是中國原始思維的映射。因此以上三方面是天干文化的主干，其他的闡釋基本都能歸屬于其下。

1.自然生長和人體學說?！墩f文解字》中對于天干十部的說解，一直以來受到學者們頗多非議，認為它荒誕不經，充滿了神學迷信色彩。其對天干十字的解釋如下：甲：東方之孟，陽氣萌動，從木戴孚甲之象。一日人頭宜為甲，甲像人頭。乙：像春草木冤曲而出，陰氣尚強，其出乙乙也。乙承甲，像人頸。丙：位南方，萬物成，炳然。陰氣初起，陽氣將虧。丙承乙，像人肩。?。合臅r萬物皆丁實，象形。丁承丙，像人心。戊：中宮也，像六甲五龍相拘絞也。戊承丁，像人脅。己：中宮也，像萬物辟藏詘形也。己承戊，像人腹。庚：位西方，像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庚承己，像人臍。辛：秋時萬物成而孰；金剛，味辛，辛痛即泣出。辛承庚，像人股。壬：位北方也，陰極陽生，故《易》曰：“‘龍戰(zhàn)于野’戰(zhàn)者，接也，像人裹妊之形。壬承辛，像人脛。”癸：冬時水土平，可揆度也。像水從四方流入地中之形。癸承壬，像人足。許慎的闡釋是依附于陰陽五行學說之上的，他的解釋并非全部合情合理。書中“甲、乙、丁、己、庚、辛”的釋義都與萬物生長的形象有關，“甲”是草木頂戴種子的甲殼；“乙”是春天草木彎彎曲曲而長出地面；“丁”代表夏天萬物壯實，像草木莖上有果實；“己”像萬物因回避而收藏在土中的彎曲形狀；“庚”像秋天萬物堅硬有果實；“辛”表示萬物成熟。不過“丙、戊、壬、癸”的解釋不成體系，“丙”屬南，南方為火為夏，所以萬物長成；而“戊”的六甲五龍說則十分牽強；“壬”像人懷孕；“癸”像水從四方流入地中，與之前的萬物生長一說不能融合[7]。

不過，《說文解字》中的另一種解釋，將天干十部比作了人的“頭、頸、肩、心、脅、腹、臍、股、脛、足”，完全利用了小篆的字形結構進行象形的解釋。然而在漢字從甲骨文變化成為小篆的過程中，有些字的理據會缺失，最明顯的就是“丁”這個字，它在甲骨文中就是一個框（形如“”），在銅器銘文中框則變成了實心的方塊（形如“”），而小篆的“丁”被許慎看成了像人心（形如“丁”）。

許慎的闡釋受到他自己的世界觀的影響，他除了是一位文字學家，還是一名經學家。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兩漢經學，以儒家學說為主干，融合了陰陽五行等神學思想，而許慎對天干的釋義就非常符合董仲舒提出的“天人合一”[8]論?！墩f文解字》在釋義時一般先表明字義，再寫出六書情況，但天干十字卻一反常態(tài)，以陰陽五行的形式出現(xiàn)在一本字典里，種種跡象表明許慎是故意為之，于是自然生長和人體解剖應該不能作為天干字形結構的心理原型。

《說文解字》里天干的釋義完全是民族文化心理的產物，中國自古對于自然有著特殊的崇拜之情，但又會融入主觀而迷信的心理認知，每一種自然現(xiàn)象在中國神話中都有對應的司神，這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也是我們祖先的集體無意識。

其實植物生長也好，人體解剖也罷，都只是許慎借用的可觀察的外在表象，陰陽五行這種糅合了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的自然理論才是許慎想傳遞給后人的。

2.陰陽五行和四方之位。上文已經提到，《說文解字》中天干所傳遞的文化本質就是陰陽五行，許慎的植物生長理論也是其衍生物。五行、四方都與數(shù)字有關，這正是由于中國的數(shù)字崇拜文化心理。

“五”這個數(shù)字是具有世界性的，一手有五指，所以“五”很容易影響古人的計數(shù)方式。列維·布留爾在《原始思維》中描寫了新幾內亞的布吉來人的計數(shù)方法，一至五皆與手指有關：

羅馬數(shù)字體系以Ⅰ、Ⅴ、Ⅹ為基礎，然后進行加減，而幾乎各民族的計數(shù)方式都是從手指開始的，不過至今仍保留這種原始特征的，也只有作為表意文字的漢字了[9]。

其實，古人對于“五”的崇拜遠不止于計數(shù)，還有許多神秘性質，如中國的五行涵蓋了宇宙萬物。原始壁畫都是平面的，沒有透視，所以可以推斷出人類最早的圖像思維是兩維的，自然衍生出四方之位——上下左右或前后左右。四方確立后就會相對產生中間，派生為五位。

而天干有十字，恰為五五之和，自然會與五行文化結合，設制為“十干合”原理。天干配五行（金木水火土）表示方位，東方為“甲乙”，屬木；西方為“庚辛”，屬金；南方是“丙丁”，屬火；北方是“壬癸”，屬水；中央為“戊已”，屬土。中國“五”的體系是十分嚴謹?shù)?，十天干并非隨意與之配合，因此十干合的文化心理內涵是“五”的派生。

無論是五行之說，還是四方之位，都明顯是人們對天干文化的應用，這既存在一定偶然性，如對“五”和“十”的各自崇拜，而十又恰為五的兩倍；同時又有著必然性，因為我們祖先有數(shù)字崇拜的文化心理，于是潛意識中就會去搭配這些數(shù)字。因此中國文化心理中的數(shù)字情結是天干文化的重要心理原型，這也符合了榮格所提出的“原型是原始經驗的集結”，原型是一種先天傾向，所以天干文化的五行內涵不僅僅是人們的文化附加，更是后輩與祖先思維的印合。

3.太陽歷及天置。古人認為“天有十日”，這個十日并非我們現(xiàn)今所理解的神話，其含義主要有兩種，一是指一天中太陽的十個位置；一是指一年中的十個太陽。它也許是十月太陽歷文化的衍生，也可能是其啟發(fā)原型。

何新在《諸神的起源》闡釋了一年十日的說法，上古可能將一年劃分為十個太陽“月”，每月對應一個太陽，因而有寒來暑往的季節(jié)變化，這可能也是后羿射日的唯一合理解釋[10]。雖然郭沫若先生認為射日傳說反映了中國古代并無太陽崇拜，但根據天干文化的心理原型，何新的解釋更符合古人思維。

對于太陽歷的另一種認知，王顯春在《漢字的起源》中寫道：“天干的本意是十月太陽歷，一年十個月。玉版歷法圖上表現(xiàn)的是四季、八節(jié)、十月太陽歷?！盵11]

“甲”至“癸”分別對應了太陽歷中的十月、一月至九月，其中“甲”表示一年的終點和起點之間的節(jié)點，表示生死輪回的節(jié)點，太陽歷十月是深冬，為一年中至寒，陰極而陽來；“乙”是龍的象形，表現(xiàn)辭舊迎新（舞龍）；“丙”是太陽歷二月的仲春時節(jié)；“丁”是太陽歷三月的春夏之交；“戊”像斧鉞之形；“己”為日晷的影子，彎曲以示短，太陽歷的五月中應該會有夏至，該日太陽高度角最大，白天最長，影子最短；“庚”表示萬物在秋天蓬勃生長；“辛”是太陽和草木的結合，表示欣欣向榮；“壬”表示太陽歷的八月秋分日是日夜平分，同樣源于日晷的影子；“癸”像是兩個“壬”的交疊，像是吉祥十字符號，表示人們希望能夠生存發(fā)展。

對于太陽歷源于彝族幾乎已成為定論，學者們也確認了其與夏歷《夏小正》大有深意[12]。雖然夏早于商，天干的太陽歷應用可能是其文化最早的心理原型，但這并不能證明太陽歷就是天干的起源。歷法和干名都只能是一種文化信仰，而崇拜對象是太陽，這與“天”干的名稱也相符，而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等神話傳說亦明確了中國文化心理的這個特點。

4.十月懷胎學說。在神話思維的作用下，十天干與十月懷胎也產生了聯(lián)系。高明曾寫道：“以商代甲骨卜辭來說，它是我國最早用漢字記下的文字資料，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光景，但只能說它是目前所見最早用以記錄語言的文字，而不是我國最原始的文字?？梢钥隙?，早在商代以前，中國漢字已經經歷了一段相當長的發(fā)展過程?！盵13]所以這又是數(shù)字上的巧合，從而產生了一種天干文化的心理原型?！痘茨献印さ匦斡枴分杏涊d：“一主日，日數(shù)十，日主人，故人十月而生?！蓖瑯?，其他類似的記載都表明了十天干與十月懷胎有聯(lián)系，但只是“合于天數(shù)”，僅是祖先的一種文化心理。

將“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最初的十個刻符，與人的生育學、胚胎發(fā)育的過程一對照，發(fā)現(xiàn)天干十字恰恰吻合了懷胎十月。如“甲”就是陰陽交合；“乙”最初的符號“”，像游動在羊膜囊腔內羊水中的小生命；“丁”的符號是“ ”，四個月胎兒的眼睛尚未完善，透視可以發(fā)現(xiàn)胎兒的眼眶；“己”是胎兒在母體內卷腿屈身側臥的那種形態(tài)等等。

雖然胚胎學不能作為天干的起源，但卻與生育過程有很好的對應。十月懷胎與植物生長都是源于自然法則，但由于前者的原型過于神化，而且根據記載時間，明顯是后人將十月而生合于天干，因而我們很少認識到天干的這種原型，不過可以將其理解為是中國文化的自然崇拜心理的一種衍生，這與植物處理系統(tǒng)說異曲同工。

四、天干字形結構及其原型意義

我們根據這些天干文化假說理論的內部邏輯可以推斷，這可能是后人在集體無意識中所產生的文化原型，它與天干起源有關，但并非起源本身。因此，自然、太陽以及數(shù)字十都是天干的文化原型（Archetype）。因此天干十字的原型是假借而來的，與天干文化沒有直接聯(lián)系，這十個字的原型（Prototypes）需另做論述。

1.天干字形的原型假借。如果某個文化假說確是天干起源，而祖先在造天干時的確參考了自然法則。那么這十字的字形結構應該更為整齊，而非象形、會意混雜，所以天干字形起源的假借說相對而言最為合理。前文已經解釋了《說文解字》天干十部的收字情況，十部所收漢字共二十一字，這個數(shù)據與其文化地位不相符，原因之一是這種文化的官方性、權威性，無論是作為帝王的天干名，還是十月太陽歷的對應月份，都不是一般的民俗；另一個原因可能是這十個字是假借他字，如果假借較晚，則歸于其本義所屬之部，若是假借較早，則會自成一部，但收字較少（如“我”部）。但在《說文解字》中，這十部排列在一起，表示了這個文化的重要性，除了干支，似乎未有其他類似現(xiàn)象。

因此，天干的起源可能很簡單，就像郭沫若先生說得那樣不過是十個符號，而后這些符號慢慢滲透了中國的早期社會，影響了各種文化現(xiàn)象。

郭沫若基于考古學的觀點是：“甲乙本為十位次數(shù)之名……十干文字至少有半數(shù)以上當創(chuàng)制于殷人……大抵其文其事皆出自然發(fā)生，而無絲毫神秘，及外來之痕跡?！盵14]他認為：甲、乙、丙、丁四字為一系統(tǒng)，乃最古之象形文字，俱指魚身之物。

“甲”，像魚鱗甲；“乙”，像魚腸；“丙”，像魚尾；“丁”，像魚眼睛；戊、己、庚、辛、壬、癸，此六字均系器物之象形，且多系武器；“戊”，像斧鉞之形，蓋即戚之古文；“己”，隿之繳也；“庚”，有而可搖之樂器象形，即鉦；“辛”，削刀之象形，用來刮除刻畫的圖案或文字；“壬”，為“鑱”之初文，即石針，古人用以刺病。“癸”，像三鋒矛，古兵器[15]。

根據時間順序，殷人無論以天干為十日之專名，或為一旬之次第，都必須在掌握十進制法則之后，所以天干的起源就不可能是某個文化系統(tǒng)。但為何會假借這十字作為天干，郭沫若先生也沒有解釋，《釋支干》一文中只寫道：“此事請就十干文字之本身以申論之?！?/p>

此外，高亨認為，“甲”當為盔甲之甲；“乙”者，刀也，象形；“丙”疑是鈁之古文[16]；“丁”即古“釘”字，甲骨文金文篆文或像釘頭形，或像釘身形；“戊”即古“鈇”字，斧也；“己”是古“紀”字，象形紀事之繩；“庚”乃篩米去糠之器；“辛”與“”古為一字，古代一種刑具；“壬”乃“榺”之古文[17]；“癸”即“戣”之古文，像三鋒矛[18]。

在郭沫若與高亨的理論中，只有“戊、辛、癸”字的本義是相同的，而鱗甲之“甲”與盔甲之“甲”相似，《釋支干》中認為：“戎器之甲胄，皆得由魚鱗引申。”“己”字都和繩子有關。而剩余五字的本義則大相徑庭，孰是孰非，實在難以定奪。因此，雖然可以確定天干字形的起源是假借它字，但其原型究竟所為何物，實在難以定奪。

2.字形結構的原型意義。天干的起源基本能確定為假借它字（原字都為象形字，所以每一個字都有一個啟發(fā)原型），因此，將天干十字字形結構的原型意義分別加以區(qū)分和闡釋能夠讓我們更好地了解其內涵。

“甲”起初只是一個十字形，按照假借說是指四片魚之鱗甲的接合之形，是否有框并不影響，但是隨著漢字以及天干文化的發(fā)展，外面那個框被賦予了文化內涵。不過無論是鱗甲、盔甲還是甲殼，含義基本相同，因此《爾雅》之舉乙丙丁，而不舉甲者，說明甲義猶存，無須釋及。所以“甲”的原型比較明確，就是各種甲殼。

“乙”的字形結構特征始終未變，因而解釋為魚腸或是彎曲的草木都能自圓其說?！墩f文解字》“乙”部收字四個，重文一個，但是當中只有“乾、尤”字的解釋與乙像彎曲的草木有關，而“亂”的釋義更符合高亨“乙為刀”的說法[19]。

“丙”的原型被認為是魚尾的形狀，或是像方形的鍋子。原型若為魚尾更加系統(tǒng)，若為鍋子更為形象[20]。

“丁”無論是作為魚枕（郭沫若認為“枕”也可能是字之訛，“丁”或為“睛”之古字），還是釘子，甲骨文以及金文中的方框或方塊都是象形，然而，后來的小篆成為了象形之物的側視圖。因而，關于“目不識丁”的成語解釋主要有兩種，一則丁作為方框或方塊是早期漢字中最簡單的，故連“丁”都不識，遑論其他；一則是以《舊唐書》為出處考之，“丁”應為“個”字[21]。郭沫若則認為是“達視不能見睛”之古語。各種說法都言之有理，但“個”與“丁”的誤傳更有說服力，所以根據小篆字形，原型為釘子的可能性更大。

“戊”為斧鉞之象形應是顯而易見，在演變過程中雖然筆畫變形，但該字原形特征都被保留。“戊”的字形結構一直保持著武器特征，“戈”這個部件始終存在其中，原型明確。

“己”無論作為隿之繳還是紀事之繩都保留了彎曲的特征?！凹骸辈克盏摹皫劇ⅰ倍纸员Ａ艏旱谋P屈之義。在太陽歷說中，“己”被認為是日晷的影子，彎曲以示短。不管己象形何物，彎曲的特征一直傳承，原型意義可以確定。

“庚”在演變過程中多了手的部件，這是因為樂器或篩米去糠之器都需用手操作。這個增加的部件為確定原型提供了一些線索，不論象形何物，都會經由人手加工，其原型可能是這兩種器物的共通之處，并不矛盾。

“辛”字的變化不大，隸變后與甲骨文字形有相通之處，然其與“”字的關系未能明確。這兩部的位置在五百四十部中相去甚遠，但在《說文解字》中“辛”部所收六字（其中重文三字）及其據形系聯(lián)的“辡”部都與“”字的刑具意義相關。辛與的區(qū)別雖無法解釋，但主要特征仍在，因此其原型可以確定為削刀之形。

“壬”無論是石針“鑱”還是“榺”[22]，各個時期的字形都能反映象形之物，這兩種原型可以歸為一類，都是象器物之形。

“癸”的小篆是三鋒矛的造型，《說文解字》中寫道籀文“癸”字從癶從矢，表示揆度之意，該釋義與三鋒矛的關系難以考證。許慎的解釋也很混亂，揆為葵也，而前者“癸”的字形從癶從矢，后者是三鋒矛，據此，我們可以把其原型確定為三鋒矛。

天干十字的啟發(fā)原型與各種文化假說雖沒有直接聯(lián)系。然而天干所假借的對象多為事物、工具，如甲、腸、尾、眼；鉦、戚、戣、削。因此，這些原型所組成的系統(tǒng)也有其各自內涵，例如像郭沫若所說的是漁獵和金石時代分別與十進位的結合。借用事物之名以組成數(shù)字之序，也是一種崇拜自然的中國文化心理特點。

五、結語

榮格對于原型的解釋是廣義的，它是一種集體無意識的載體，在此基礎上的漢字心理原型可以有兩層含義，第一是針對漢字創(chuàng)造與認知，第二是針對中國的文化心理，兩者之間既相互區(qū)別又相互聯(lián)系。而根據歷史資料，天干十字可能是假借而來并非原創(chuàng)，其起源與文化基本分離，但是天干的兩種不同原型卻都反映出了中國道法自然的文化根源。

作為表意文字，每一個漢字都有深厚的文化內涵，而且自小篆隸變后，漢字的字形可謂一脈相承，為今人研究古文字提供了頗多便捷。本文中的原型概念是針對漢字特點而言的，將漢字的認知原型與文化原型進行區(qū)分符合漢字的發(fā)生和發(fā)展特點，這種原型分析不僅能應用于天干系統(tǒng)，同樣，若將《說文解字》五百四十部按照農業(yè)、畜牧業(yè)、工具、器官、金石等范疇分類，此分析方法同樣適用。

針對天干，這種方法可以分析得出兩個結論，第一，天干起源與文化分離，即以假借說為基礎的文化附加說，該結論指出了許慎等人將文化與起源混淆的錯誤觀點。第二，天干文化的原型意義（正因為文化是附加的）直接反映了中國文化心理，它所包含的中國文化也更具特色，原型也更為明確。

1.天干的起源及其文化附加。有些學者把文化假說作為天干起源，這些理論中的有些說法過于牽強、內部邏輯存在矛盾。甲至癸最早出現(xiàn)在甲骨文中已假借為天干，這從《說文解字》中天干十部的編排就能發(fā)現(xiàn)，由于甲骨文時期這十字已用作天干，所以其字形結構的原型缺乏更早的文物實證，唯一能確定的是這十字皆象形，而十字字形的啟發(fā)原型尚難定論。

文化附加說是指天干的起源并非一個整體，這十字各有象形之物，沒有完全關聯(lián)，而后被人們假借成為一體。天干文化都是在本義上的附加，有些甚至影響了字形本身。因而根據前人對天干起源及其文化研究可以將天干的原型分為兩類，即認知原型和文化原型。

通過對各種天干文化起源的分析，我們可以推斷出天干的起源是假借它字，而后人的各種文化闡釋都能自成體系，雖不能作為天干起源，但這些文化假說并非毫無依據，它們是祖先集體無意識的產物，反映了中國的文化心理。

2.天干文化的原型意義。天干的各種文化理論，雖說法各異，卻殊途同歸。陰陽五行是對數(shù)字的崇拜，植物生長與十月懷胎都順應了發(fā)展規(guī)律，十月太陽歷則是對太陽的特殊情結，這些心理原型可以歸結為對自然法則的崇拜，即道法自然。

尤其是許慎的觀點，五百四十部始一終亥，而“一”的釋義玄之又玄：“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盵23]植物生長、十月懷胎以及太陽運動都是自然界的一種循環(huán)，至于數(shù)字，《史記·律書》中：“數(shù)始于一，終于十。”十為數(shù)之極，而后九九歸一，開始新的循環(huán)。從宏觀上看，天干的各種文化假說都離不開自然循環(huán)，這種以自然規(guī)律為心理原型的特點是中國文化的代表。

天干的起源也許正如郭沫若所說只是十進制的符號，但古人們假借這些字總有其緣由，太陽歷可能是天干文化的起源，而許慎的解釋與時代背景緊密不可分。有些解釋雖然是后人附加，卻沿用至今，如干支紀年法，還有付丙、癸水等詞。

其余的人體解剖、十月懷胎之說有著比較明顯后人附加痕跡，但卻言之有理。這些心理原型雖然與起源沒有直接聯(lián)系，但其內涵卻滲透了這十個字，若單論這些漢字，它們只有自己的意義，并不能成為天干之一，所以天干的心理原型更多地是指文化層面的集體無意識。作為悠久歷史的中國文化之一，天干的心理原型是中國文化心理的代表，其綜合了數(shù)字、萬物生長和天體運動的原型對象，體現(xiàn)了中國人自古以來順應自然的文化心理特點。

注釋：

[1]高 嵐、申荷永：《漢字與心理原型》，載《心理科學》 2000年第23期。

[2][法]列維·布留爾：《原始思維》第34頁，丁 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

[3] Jung， C. G.：The Archetypes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London： RoutledgePublish Press， 1995.

[4]羅邦柱、趙世舉：《古漢語知識辭典》第52頁，[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5]唐 蘭：《古文字學導論》第122-123頁，[濟南]齊魯書社1981年版。

[6]商王以十天干為名號，對其意義，學術界有極大爭議，現(xiàn)共有七種不同看法：生日說；死日說；廟主說；祭名說；祭次序說；選日說；生前政治勢力分組說。

[7][18][19]高 亨：《高亨著作集林——文字形義學概論》（卷八）第200-201頁，[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8]“天人合一”最早由莊子闡述，后被漢代思想家、陰陽家董仲舒發(fā)展為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體系。許慎在釋義“王”字時寫道：“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p>

[9]羅馬人為了表示一、二、三、四，分別伸出一、二、三、四個手指；表示五個物體就伸出一只手；表示十個物體就伸出兩只手。羅馬人為了記錄這些數(shù)字，便在羊皮上畫出Ⅰ、Ⅱ、Ⅲ來代替手指；要表示一只手時，就寫成“Ⅴ”形，表示大指與食指張開的形狀；表示兩只手時，就畫成“ⅤⅤ”形，后來又寫成一只手向上，一只手向下的“Ⅹ”。

[10]何 新：《諸神的起源——中國遠古太陽神崇拜》第223-234頁，[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6年版。

[11]王顯春：《漢字的起源》第68-71頁，[上海]學林出版社2002年版。

[12]劉堯漢（彝）、陳久金、盧央（彝）：《彝夏太陽歷五千年——從彝族十月太陽歷看〈夏小正〉原貌》，載《云南社會科學》1983年第1期。

[13]高 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第3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14][15]考古主編：《郭沫若全集》（卷一）第155-195頁，[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

[16]《廣韻》：“鈁，鑊屬?！辫Z是鍋，鈁是方形，平底，有架，炊于其下。

[17]《說文解字》：“榺，機持經者。從木朕聲?！?/p>

[20]《爾雅·釋魚》曰：“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p>

[21]《舊唐書·張弘靖傳》：“今天下無事，汝輩挽得兩石力弓，不如識一丁字?！?/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