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體制變遷規(guī)律看世界經濟秩序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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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20世紀80年代起，西方發(fā)達國家發(fā)生了從壟斷資本積累體制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資本積累體制的重大變革，新體制使西方發(fā)達國家乃至全世界經濟陷入嚴重衰退。文章認為，根據以馬克思資本增殖法則為主導的資本主義體制變遷內在規(guī)律，資本增殖條件改善驅動的生產擴張和技術變革最終會導致資本增殖條件的惡化并引發(fā)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文章最后指出，危機后的世界經濟秩序將給發(fā)展中國家?guī)硇碌臋C遇與挑戰(zhàn)，中國將在這場變革中起到帶頭與示范的作用，引領世界經濟新秩序的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
[關鍵詞]資本體制變遷；新自由主義危機；世界經濟秩序
一、引言
20世紀8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極大地促進了美國經濟金融化和全球化，使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出現了“高增長、高就業(yè)、低通脹”的“新經濟”現象，但同時也引發(fā)了工人收入與福利增長停滯、工會力量衰落、金融資本權利上升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劇等問題。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fā)后，全球金融市場劇烈動蕩，西方發(fā)達國家經濟普遍陷入嚴重衰退，廣大發(fā)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緩慢，全球失業(yè)率居高不下。盡管這些國家的政府實施了極其寬松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經濟也只是從衰退趨勢轉換為緩慢增長狀態(tài)，還出現了政府債務危機，民眾收入和福利被大幅削減等嚴重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危機爆發(fā)以來，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對危機產生的原因做了大量分析。約翰•貝拉米•福斯特、阿蘭•比爾、米歇爾•于松、熱拉爾•杜梅尼爾、多米尼克•列維等學者認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制度的實施導致金融壟斷權力強化，從而使利潤率上升、積累率下降，社會收入分化。①克里斯•哈曼、安德魯•克里曼、弗朗索瓦•沙奈、阿蘭•弗里曼等學者則認為，20世紀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利潤率顯著下降，并在80年代以后無繼續(xù)反彈趨勢，并將利潤率下降視為當前危機的根本原因。②戈登、愛德華和里奇等人更是從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出發(fā)，認為比起自由型積累社會結構，國家管制型積累社會結構更能促進資本積累率的提高和經濟穩(wěn)定增長，并主張通過下層群眾的階級斗爭和廣泛的社會運動，推動國家管制型積累社會結構的重建。③這些學者對新自由主義危機的分析局限于金融資本權利上升、利潤率變化以及新自由主義制度等局部的、表層的因素上，忽視了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內在發(fā)展變化動力以及資本增殖法則對生產力發(fā)展和勞動者收入增長的限制作用。本文則從馬克思資本增殖法則出發(fā)，尋找資本積累體制變遷的內在規(guī)律，從本質與根源上探討新自由主義危機發(fā)生的原因，并分析危機后世界經濟秩序變革的可行性與必要性。
二、馬克思的資本增殖法則與當代資本積累體制變遷的內在規(guī)律
馬克思的資本增殖法則理論認為，資本為了增殖，必須不斷地積累和擴大再生產，隨著資本積累的發(fā)展，當生產擴張速度高于勞動生產率上升速度時，此時如果勞動力供給不變，工資率的上漲速度就會超過勞動生產率的上升速度，從而導致利潤率下降，使資本增殖條件惡化，最終使經濟趨于衰退或走向危機。④然而，資本主義具有通過變革生產方式來實現資本持續(xù)積累的傾向，馬克思也曾高度肯定了這種變革生產方式的不竭動力：“資本的生產是在矛盾中運動的，這些矛盾不斷地被克服，又不斷的生產出來”⑤。這種矛盾被克服的過程便是資本主義變革生產方式的過程，從而創(chuàng)造出資本增殖的有利條件，使資本主義重新走向繁榮。那么，事實上資本主義變遷是如何進行的？存在哪些增殖條件來適應資本主義發(fā)展？下面以馬克思資本增殖法則為基礎，從二戰(zhàn)后美國資本主義具體的變遷過程來尋找資本積累體制變遷的內在規(guī)律，并為分析新自由主義危機提供理論基礎。二戰(zhàn)結束后，美國的資本增殖條件得到明顯改善。首先，二戰(zhàn)時被抑制的住宅建筑、固定資產投資和耐用品消費需求在二戰(zhàn)后得到完全釋放；其次，美國為了實現稱霸世界的目標，與蘇聯進行持續(xù)冷戰(zhàn)，這期間美國從富人與大公司那里獲得大量稅收，并通過軍事訂購合同與研發(fā)補貼等形式，為大公司創(chuàng)造了巨大的生產擴張與盈利空間，使得寡頭之間競爭不再激烈，能在不斷提高生產率的條件下使工人工資同時保持上升趨勢，并穩(wěn)定的賺取超額壟斷利潤；最后，以美國為先導的科技革命在這個時期有了重大進步，并將成果應用于工業(yè)部門技術改造，使整個工業(yè)的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成本下降，利潤增加。這些因素促使美國經濟迎來了黃金發(fā)展的20年，大公司資本主義出現了持續(xù)繁榮，民眾收入和福利獲得普遍提高。然而，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形勢發(fā)生了重大變化，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社會福利水平膨脹。經濟的持續(xù)繁榮使人們對凱恩斯的經濟政策主張推崇萬分，1963年，約翰遜當選美國總統，在任期間提出建設“偉大社會”的理念，不斷提高社會福利水平，其中工資水平上漲使勞動力成本持續(xù)上升。1970年后，工資上升速度超過勞動生產率增長，導致利潤率下降，整個社會福利支出上升到1271.49億美元，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4.1%，而這些支出中的一大部分都是依賴政府的財政赤字，以致后來政府不堪財政重負，通過增加發(fā)行貨幣量的方式來解決這一問題，造成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第二，大公司控制市場能力衰弱。經濟繁榮使人們積累了大量財富，使消費模式由普遍的大眾消費轉為追求個性和自然主義，這使擁有新技術的中型公司可以通過技術效應來降低單位產品生產成本，并用個性化、創(chuàng)新性產品的生產來與寡頭企業(yè)的規(guī)模經濟相抗衡。日本和西德的先進技術工業(yè)使美國公司在國際貿易、投資和原材料控制權爭奪中遭遇了日益激烈的競爭。面對這種來自國內與國際上的競爭壓力，處于核心地位的大公司操縱價格的能力持續(xù)下降，不足以彌補勞動成本的上升，隨之利潤率下降，繼而強化了生產停滯與失業(yè)率上升趨勢。第三，石油危機以及凱恩斯政策失靈。1973年爆發(fā)中東戰(zhàn)爭，阿拉伯為防止西方國家站隊以色列，對西方國家實行石油禁運并不斷提高石油價格，造成生產部門成本上升，投資下降，能源、產品價格普遍上漲，從而使美國在這一時期出現了明顯的“滯漲”。此時，再用凱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指導經濟運行時，使本就供給不足的生產要素價格上漲，同時使居民約束方程中，由資本主義固有矛盾所造成的已經供給過剩的產品的購買量下降，導致本就過剩的產品的過剩更加嚴重。從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二戰(zhàn)后，由資本增殖條件改善驅動的生產擴張和技術變革，最終導致資本增殖趨于惡化。而此時，亞洲地區(qū)密集的廉價勞動力吸引了正處于國內外競爭加劇的美國大公司，驅使其縮減規(guī)模，外包生產，引起了在全球建立生產鏈的生產方式變革。計算機裝備的信息、儲存盒回收系統的發(fā)展，以及衛(wèi)星通訊技術的進步為其提供了技術支持。從而形成新一輪資本增殖條件改善的通道。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資本全球自由流動速度普遍加快，產業(yè)資本與金融資本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政府通過財政與貨幣政策干預國際貿易的能力明顯下降，且強調政府干預經濟的舊制度會對新資本增殖條件產生一定阻礙。這時，新自由主義的執(zhí)政理念應運而生，其核心主張為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主要表現在：第一，摒棄凱恩斯主義時期所倡導的需求管理政策，認為政府干預經濟有失經濟績效，經濟體可以自行維持充分就業(yè)與經濟增長；第二，減少對金融市場的管制，實行自由貿易，為資本貨物的跨國流通掃清了障礙；第三，通過減稅保證富人利得，從而增加富人投資的積極性，同時削減社會福利開支。結合馬克思的資本增殖法則以及當代資本主義變遷的具體演化過程可以看出，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下，政府財政收入、民眾收入和福利的提高都取決于社會生產體系的擴張，而這種擴張又取決于資本增殖條件的改善。因此，制度系統必然隨資本增殖條件的改變而改變，國家不得不執(zhí)行能為資本增殖創(chuàng)造有利條件的制度來間接實現民眾收入和福利的提高。
三、新自由主義危機發(fā)生的根本原因
新自由主義帶領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進入“新經濟”時代，但并未避免后來危機的發(fā)生，在對危機的分析中，許多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將危機歸結于金融擴張、全球化以及新自由主義制度等因素，事實上，這些因素正是資本增殖法則對生產體系的支配權利驅動的結果。根據以馬克思資本增殖法則為主導的資本主義體制變遷內在規(guī)律，由資本增殖條件改善驅動的生產擴張和技術變革最終會轉而導致資本增殖條件的惡化，使資本主義陷入危機。因此，尋找美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因素是分析目前西方發(fā)達國家新自由主義經濟危機的最根本途徑。首先，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公司面臨競爭加劇、利潤率下降以及對外融資依賴程度上升的問題，使本就面臨財政危機的政府不得不通過提高利率和放松金融管制來吸引短期資本流入美國，以便為公司投資和政府開支的增加提供大規(guī)模、低成本的資金來源。而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形成的美元制體系給吸引外資提供了可能性，美元不再與黃金掛鉤，其他國家貨幣通過制定浮動匯率與美元掛鉤，于是美國開始主要生產沒有實物支持的美元和金融產品，其他國家生產可以出口的產品來獲取美元。美國從其他國家購買大量消費品形成巨大貿易逆差，其他國家則積累了大量外匯儲備，形成貿易順差，并將貿易盈余用來購買美國的國債和各種金融創(chuàng)新產品。⑥這樣，美國就能通過人為地提高利率，將世界資本吸引到美國國內，使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者和金融市場控制者，促進了其金融市場的繁榮，金融市場的繁榮又支撐了美國公司的全球擴張和高科技產業(yè)發(fā)展，從而增強了美國的軍事和貨幣霸權。而對于其他國家來說，美元變得短缺，發(fā)展中國家工業(yè)化所需的技術和產品無法獲得，還欠下了巨額美元債務。這些美元債務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美國銀行憑空創(chuàng)造出來的貶值的貨幣，卻要求發(fā)展中國家用出售資源產品和產業(yè)的貨幣來歸還。其次，美國利用軍事霸權與貨幣霸權，將發(fā)展中國家納入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資本積累體系。軍事霸權體現在，自卡特總統第一次發(fā)聲明表示美國準備運用軍事手段來確保中東石油不間斷地流入全球經濟，美國獲取這種控制力的需求就一直不停地穩(wěn)步上升，布什政府在中東的軍事介入就是一個證明。⑦貨幣霸權體現在，美國政府在20世紀80年代初時，以低利率向發(fā)展中國家提供債務，以便為本國過剩商品尋求出路，并使發(fā)展中國家在經濟上依附于債權國。但80年代中期開始，為了本國經濟發(fā)展需要，美國開始大幅提高利率，使拉美等發(fā)展中國家債務急劇上升，例如1999年巴西的債務利息占出口收入的69.3%。利用債務危機，美國政府開始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為拉美等國家開出結構性調整方案，比如“貝克計劃”“500天方案”“休克療法”等，從而迫使這些國家實行對外貿易自由化、放棄資源國內保護政策、開放價格、放松國家對勞動力市場的控制、開放金融市場等改革措施，促使了以美國新自由主義為主導的全球化資本積累體系的生成。最后，全球產業(yè)鏈的不斷擴張為美國資本積累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在全球市場上，美國利用其軍事與貨幣霸權地位以及信息技術創(chuàng)新對核心技術與標準品牌的控制能力，將其產業(yè)鏈分配到成本較低的發(fā)展中國家，廉價獲取其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從而獲得豐厚的利潤率。根據一份統計顯示，iPhone原材料及零件供應鏈來自于31個國家和地區(qū)，其中中國的供應商數量最多，達到349家，其次是日本，達到139家，美國排名第三，只有60家供應商。而在對2010年iPhone的利潤分配中，蘋果公司取得58.5%，韓國、日本以及其他國家占據約10%，中國只占1.8%。⑧再如2003年時，美國人口大約為2.91億人，占世界總人口的4.6%，但其能源消耗量卻占世界總量的23%，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資源消耗國。此外，根據馬克思的相對剩余價值理論，利用發(fā)展中國家廉價資源所帶來的制造業(yè)成本降低，也為美國國內服務業(yè)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條件，這些受國際競爭影響較小的公司能在維持美國工人實際收入不變甚至提高的情況下獲得較高利潤率。由此可見，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大公司之所以獲得產業(yè)持續(xù)擴張和高資本積累率，是建立在對發(fā)展中國家財富、資源和資產的變相掠奪基礎上，而對發(fā)展中國家的這種資源控制權依賴于美國的軍事與貨幣霸權，這種霸權同時是建立在對全球短期資本的吸引與龐大的債務積累基礎上。然而，從20世紀70年代到2005年，美國貿易逆差從0左右增加到了國內生產總值的6%左右，其他國家(地區(qū))擁有的美國資產與美國擁有其他國家(地區(qū))資產的差距從80年代開始不斷擴大，2009年第四季度外國人持有的美國資產達到15.4萬億美元，是美國持有國外資產的兩倍多，可見美國對世界其他地區(qū)的依賴不斷增強。而這種由債務產生的對其他地區(qū)的依賴是脆弱的、不可持續(xù)的，必然隨著債務崩潰與信用緊縮而使整個資本增殖條件惡化。例如1994年墨西哥爆發(fā)的金融危機，1997年5月從泰國開始，一直延伸到日本、韓國、菲律賓、新加坡等國家以及我國臺灣地區(qū)爆發(fā)的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以及后來拉丁美洲國家不斷爆發(fā)的金融危機，2007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fā)的國際金融危機等都證明了這一點。⑨此外，對發(fā)展中國家財富、資源和資產的變相掠奪同樣具有不可持續(xù)性。隨著全球產業(yè)鏈發(fā)展，中國等發(fā)展中國家的制造技術和外匯收入有了積累性的提高，進入21世紀以來，這些國家逐漸減少將外匯收入用于購買美國國債的比率，而將越來越多的外匯收入投向拉美等南方國家。例如中國宣布向菲律賓每年提供20億美元、連續(xù)3年的一攬子特別貸款；通過向南方國家提供有關天然資源開采的慷慨條款，以更少的政治附加條款并免除昂貴的咨詢費提供大額貸款；以低于北方競爭者一半的成本在偏遠地區(qū)興建大型基礎設施。石油國家同樣也將其貿易順差投向了南方國家，例如委內瑞拉用提高油價所獲得的利潤為阿根廷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分手提供24億美元貸款、購買厄瓜多爾3億美元債券。隨著資金日益充裕，再加上渴望收回對本國經濟政策的控制權，南方國家都贖回了債務，把接受的國際基金組織貸款額減少到最低水平。歷史上，美國通過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洲開發(fā)銀行等重要信貸來源的控制，對拉丁美洲的經濟政策產生巨大影響力。拉美國家接受美國貸款的減少大大削減了美國對其的經濟政策影響力。從而美國的經濟霸權地位受到挑戰(zhàn)，亞洲國家與拉美國家在經濟上具有越來越多的互補性。這些因素使促使美國大公司獲得產業(yè)持續(xù)擴張和高資本積累率的增殖條件不再繼續(xù)，所以，從資本增殖法則主導的資本積累體制變遷的內在規(guī)律來講，這些惡化的資本增殖條件是新自由主義危機的最根本原因。
四、世界經濟秩序變革的可行性與必要性探討
美國新自由主義的資本增殖條件惡化后，其國內實體經濟不斷“空心化”、收入差距拉大、失業(yè)率不斷上升的問題也不斷激化。制造業(yè)就業(yè)人數占總就業(yè)人數的比重從1980年的21%下降到2016年的8%，2009年以來，美國真實失業(yè)率達到20%以上。隨著就業(yè)情況的不斷惡化，美國收入不平等急劇上升，1978—2012年，美國最富有的1%家庭擁有的財富額從7%上升到22%，90%的家庭收入處于長期低位徘徊。⑩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特朗普將危機的根源指向了精英階級與現有的經濟體制，從而得到中下層民眾支持并獲得大選。特朗普上臺后，逐漸減少對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世界貿易組織等的控制與支持，對內通過大規(guī)模減稅來減少企業(yè)負擔，從而吸引制造業(yè)回流、改善就業(yè)現狀，對外則發(fā)展一系列的產業(yè)保護政策，來提高國內企業(yè)的國際競爭力。短期內這種資金回流與貿易保護所帶來的美國經濟狀況改善都是建立在損害其他國家利益基礎上，以往親密的盟友們開始意識到調節(jié)舊有發(fā)展模式的必要性。在2017年5月，德國總理默克爾就表示，德國和歐洲是時候應該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了；弗里蘭也對加拿大國會下議院說,“我們的朋友和盟友已經開始質疑其全球領導角色的真正價值，這讓我們更應關注確立我們自己清晰和獨立路線的必要性”⑪。不僅德國、加拿大正在尋求一種保障來抵御美國這種全球后撤所帶來的風險，澳大利亞、法國、墨西哥等國家也正在尋求自己的發(fā)展模式與全球定位。美國對國內危機的過多關注同時也給許多被剝削已久的發(fā)展中國家很大的政策調整空間。事實上，像拉美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進行了新自由主義政策改革，并依賴外國直接投資、商業(yè)銀行貸款與海外援助，最終都導致經濟增長停滯、社會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劇、貧困人口數量不斷增長，同時伴隨著不斷發(fā)生的金融危機，使人們對新自由主義模式產生普遍懷疑。⑫而東亞和東南亞一些新興的工業(yè)化國家實現了持續(xù)的經濟高速增長和社會條件的改善，這些國家既沒有奉行新自由主義模式，也沒有實施結構調整計劃。中國在這場危機更是保持了令西方國家羨慕的平穩(wěn)增長趨勢，贏得世界廣泛好評，有關于“中國模式”的字眼也越來越多地被人們關注。二戰(zhàn)末期，美國曾以互聯網與計算機為代表的信息技術革命帶領人類走向發(fā)展的第三次浪潮。目前，美國也是作為互聯網、二維碼、大數據等技術的奠基者與領先者，而中國則利用對這些技術的延伸開發(fā)利用，創(chuàng)造了電子商務、電子錢包、移動金融、直播、020、共享單車、人工智能、云計算等一個個科技奇跡，其中，人工智能與移動支付為代表的金融科技引發(fā)全球關注。并且，在過去的兩三年里，這種中國技術與中國移動生活方式被大規(guī)模復制于海外，越南、老撾、泰國、新加坡、俄羅斯等國家先后引進中國高鐵技術；印度版的支付寶、新加坡版的餓了么、歐美版的共享單車等都體現了周邊國家對“中國模式”的全面復制。根據1993—2015年各國人均GDP年均增長率，排名前四的分別為中國、越南、柬埔寨、老撾，這些國家都是深受中國發(fā)展模式影響的。中國在這場技術浪潮中，輸出的是技術與模式，服務的則是當地人民，這也許就是與全球霸主美國所引領的潮流的區(qū)別。英國知名金融科技學者克里斯•斯金納更是認為，“中國正在借助金融科技變成一個更加公平的國家，如果照這個趨勢……引領第四次人類變革的中國浪潮來了”⑬。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受資本增殖法則主導的美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積累體制在接連不斷的金融危機中開始走向衰落，隨著發(fā)展中國家技術不斷積累、合作的加強以及對本國經濟控制權的迫切收回，美國對這些國家的資源掠奪與經濟霸權具有不可持續(xù)性。同時美國也面臨國內經濟的各種問題，特朗普政府則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來試圖解決國內危機，這使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面臨發(fā)展模式的調整問題，也給發(fā)展中國家?guī)砹诵碌臋C遇與挑戰(zhàn)。目前，英國、澳大利亞、德國等西方大國相繼加入中國主導的亞投行，并派代表團出席了2017年在北京舉辦的“一帶一路”峰會，“中國模式”也開始受到越來越多國家尤其是周邊發(fā)展中國家的關注?？梢姡澜绺鲊家庾R到發(fā)展模式變革的必要性，這必將引起世界經濟秩序的變革。中國則在這場變革中起到一個帶頭與示范的作用，其在國際上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對霸權主義，強調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并用“中國模式”給世界提供了一條發(fā)展的新思路：既要融入國際秩序，又要真正保持獨立、自己的生活方式與政治選擇，通過創(chuàng)新和實踐找到適合本國發(fā)展的道路，而不能完全照搬其他國家發(fā)展模式，一個國家需要創(chuàng)造適合自己發(fā)展的環(huán)境。然而，世界各國都有自己不同的利益訴求，在創(chuàng)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世界發(fā)展理念下調整自己的發(fā)展模式、發(fā)展動力，從而提高競爭力。但一國的發(fā)展模式由于其歷史經濟文化等原因，加上全球化條件下各國經濟發(fā)展聯系緊密，這種發(fā)展模式變革必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期間充滿博弈與斗爭。因此，各個國家應該強調加強協調與合作，建立更加平等、互惠并謀求共同發(fā)展的新型伙伴關系。而發(fā)展中國家間合作所帶來的經濟整體實力的增強.也必然改變西方發(fā)達國家與發(fā)展中國家間的關系，促進更加平等、互利和法制化的世界經濟新秩序的建立。只關注本國利益，通過競爭性貶值和貿易壁壘等方式，以犧牲他國利益來保護本國經濟結構，是一套過時的心態(tài)，將與當今全球經濟形勢格格不入。
注釋：
①約翰•貝拉米•福斯特、羅伯特•麥克切斯尼、賈米爾•約恩納等《21世紀資本主義的壟斷和競爭（上）》，載于《國外理論動態(tài)》2011年第10期第30至38頁。
②周思成《利潤率與美國金融危機——國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對危機的闡釋與爭論》，載于《政治經濟學評論》2011年第2卷第3期第144至165頁。
③特倫斯・麥克唐納、邁克爾・里奇、大衛(wèi)・科茨等《當代資本主義及其危機：21世紀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37頁。
④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78頁。
⑤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0頁。
⑥上海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金融危機、新自由主義與中國道路》，載于《紅旗文稿》2012年第10期第14至16頁。
⑦哈維《新帝國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頁。
⑧DedrickJ,KraemerKL,LindenG.Thedistributionofvalueinthemobilephonesupplychain[J].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011,35(6):505-521.
⑨劉迎秋《國際金融危機與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反思》，載于《理論參考》2010年第1期第12至21頁。
⑩謝富勝、吳越《新自由主義的危機與特朗普經濟學》，載于《國外理論動態(tài)》2017年第6期第66至74頁。
⑪愛德華•盧斯《失衡時代的美國盟友與對手》，載于英國《金融時報》2017年7月6日。
⑫阿爾弗雷多•薩德-費洛、黛博拉•約翰斯頓《新自由主義：批判讀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5頁.
作者:石高宏 李夢園 馮喆 單位: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