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在中國的發(fā)展及意識形態(tài)功能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比較文學在中國的發(fā)展及意識形態(tài)功能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摘要】比較文學的研究不是文學之間的簡單對比，也絕對不是高低好壞的衡量，它是一種將空間和地域因素拋開對文學進行純粹的研究。它從總體和世界的視角出發(fā)，研究不同學科和文化中人和人之間的文學溝通，了解構成文學體系的整個過程。比較文學在中國的研究時間較短，但卻有自己的研究特色，理論聯(lián)系實際的研究方法取代了純理論的研究，而且具有明顯的意識形態(tài)功能。

【關鍵詞】比較文學；中國；發(fā)展；意識形態(tài)功能

在二十世紀初，比較文學先從西方進入日本，然后再由日本傳入中國，當時的中國處于國家滅亡，意識形態(tài)瓦解的地步，一些激進分子如陳獨秀、胡適等發(fā)動了影響極大的新文化運動，他們倡導拋棄舊文化，吸收西方的新文化，在文化方面，大量的翻譯作品走進人們的視線，比較文學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在中國興起，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學研究領域。在這一時期，一些著名的高校也將比較文學納入學校的教學課程中，研究已經(jīng)初具規(guī)模，它為后來的比較文學大發(fā)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一、比較文學在中國發(fā)展的第一個浪潮

比較文學在中國的第一個發(fā)展高潮是在二十世紀二十到五十年代，這一階段在學術界對比較文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印度、俄國和西方文學的研究上。

（一）中印文學研究

中國和印度自古就有深厚的交往，佛教的傳入不僅影響了中國人的信仰，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印度的一些故事也流入中國，尤其是明清志怪小說的興起和印度文化的傳入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但一直缺乏系統(tǒng)的研究，所以沒有太多的相關研究。直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對印度文學的研究才取得突出成果。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有胡適和季羨林。胡適非常崇尚現(xiàn)代西學，而且?guī)в忻黠@的主觀意識形態(tài)的色彩，在研究《西游記》時，它認為它的創(chuàng)作深受印度文學的影響，他的觀點中更多地植入了“國民性”這一意識，他認為偏西方的表達方式是最現(xiàn)代而又有好處的；季羨林的研究與胡適的研究有一定的承接，他的思維沒有明顯的政治色彩，不像胡適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務于政治，季羨林的研究更加具有學術性，他注重的是文化的本身，是理性的思維研究。

（二）中俄文學研究

俄國文學在現(xiàn)代深深地影響著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中俄文學的研究是中國第一次比較文學浪潮中的又一個高潮，早期對俄國文學的研究具有明顯的政治形態(tài)，比如周樹人對兩國文學家的比較，而沒有對兩國文學進行對比點評，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我國對中俄文學的對比興盛起來，較為著名的是韓長經(jīng)將俄國文學和魯迅的作品進行對比研究，還有一些學者論述了俄國文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在這個時期，兩國政治關系的密切直接影響著中俄比較文學的研究。

（三）中西文學研究

在這一時期，對西方文學的研究也毫不遜色，尤其是對英國文學的研究可謂成果頗豐，比如陳受頤等人對十七八世紀英國文學對中國的影響的研究是中西文學研究的范式。他作為最早研究中西比較文學的學者之一，在三十年代初期的學報上發(fā)表了很多關于中國文學對西方文學影響的論文，最為著名的是對《趙氏孤兒》的傳播做了詳細的研究，他細致地分析了該作品傳入的每一個國家的現(xiàn)狀。對中國文學西傳有深入研究的還有留學回國的方重，他研究了英國人對當時的中國的認識以及契丹的看法，在他看來，英國對中國的了解和文學材料的運用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十八世紀四十年代是他們對中國材料搜集的準備期，代表人物有RichardSteele；十八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研究的黃金期，代表人物有OliverGoldsmith等；從七十年代對中國的研究逐漸降溫，但仍然有人在進行研究。方重認為，這個時期英國對中國的研究還是客觀而友好的，不像后來的研究充滿了挑剔的意味。沿著這條意識形態(tài)的研究路線繼續(xù)研究中英文學的是范存忠，他的主要代表論文有《17、18世紀英國流行的中國思想》、《威廉•瓊斯爵士與中國文化》等，他的研究較之前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具體，他從各個細節(jié)進行了考究，尤其是對研究的反饋情況進行了深入分析。在這一時期的研究中，范存忠的研究已經(jīng)成了一個句號，隨著鴉片戰(zhàn)爭的開始，國家滅亡的速度加快，在物質生活都不能滿足的情況下，文學之間的比較研究更是被束之高閣，這個時期英國對中國的研究走向兩個極端，一是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另一種是持有完全否定的態(tài)度，所以，政治因素和民族認同直接使文學的發(fā)展停滯不前，雙方都持有非理性的批判觀點，當然不可能有更好的發(fā)展。

二、比較文學在中國發(fā)展的復興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西方國家對比較文學的研究幾乎沒有任何進展，他們更加注重對翻譯和文化現(xiàn)象進行研究，比較文學的研究可以說已經(jīng)走向了“死亡”，但是，對非西方國家來說，比較文學的研究走向了新的高潮，尤其在中國，熱情消退之后的研究又重新燃起了火花，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使比較文學的研究走向了新的繁榮時期。錢鐘書的《管錐編》是比較文學在中國復興的代表，這是一部劃時代的著作，它的誕生具有里程碑的作用。

（一）比較文學的發(fā)展特點

不管是從比較文學研究的廣度還是深度上，這一時期的發(fā)展都是迅猛的，而且研究人員的素質較高，隊伍龐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具有一定的研究優(yōu)勢。錢鐘書的《管錐編》作為代表作令國內外的學者都拍手叫絕，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更多的外國作品涌入，中國的作品也被翻譯到世界各地，在國內出現(xiàn)了“百家爭鳴”的景象，比較文學在國內已經(jīng)成了一個熱門研究領域，有越來越多的青年學者也加入這支隊伍中來。隨著研究的深入，比較文學已經(jīng)成為了大學的一門課程，很多高校尤其是沿海城市中的高校都開設了此課程，優(yōu)秀的研究人員被聘為學校教師進行繼續(xù)研究和教授專業(yè)知識，同時還出版了相關的刊物，成立了比較文學研究學會，全國上下形成了一個比較文學的學術圈，一個新的文學階段已經(jīng)來臨。比較文學的研究逐漸走向了正軌，它不再是單純地套用西方的模式，而是建立起自己獨特的研究體系，更多的外國學者也對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產生了興趣，所以國際會議讓雙方能夠吸收彼此新穎和積極的觀點，更好地為下一步研究提供了參考價值。

（二）比較文學發(fā)展的內在動力

“合法性”是這一時期比較文學研究的內在動力，這里的“合法”不是合乎法律規(guī)范之意，而是追求一種規(guī)范，是對西方文學研究要規(guī)范客觀。尤其是在翻譯方面，在這一時期，國內已經(jīng)翻譯了很多關于比較文學的書籍，比如UlrichWeisstein的《比較文學和文學理論》、盧梭的《什么是比較文學》等，同時，類似于韋勒克的著作《比較文學的危機》的論文集也大量出版，學者也進行了一定的引用研究?！拔膶W性”的重視是另一個發(fā)展研究的動力，對比較文學的翻譯和研究以及高校課程的設置都促進了我國比較文學的發(fā)展，我國學者越來越了解西方比較文學的研究現(xiàn)狀，所以在研究的過程中會逐漸加入自己的看法，“文學性”就凸顯出來，純理論的東西不能被大眾接受，所以為了迎合大眾的審美和價值觀認知，文學性成了比較文學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三、比較文學的意識形態(tài)功能

比較文學在中國的發(fā)展經(jīng)歷了興起、衰落和復興直到現(xiàn)在的繁榮，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我們更應該考慮的是其發(fā)展變化的原因及影響，尤其作為一種意識范疇的研究，它的研究對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功能的影響則是最主要的。同時，我們還應該考慮為什么在西方比較文學研究走向“死亡”的時候中國的研究卻能走向復興，這和中國社會的發(fā)展以及意識形態(tài)的變化是分不開的。

（一）對“民族性”的關注

中西方學者對比較文學的研究有本質的區(qū)別，在中國，平行的研究模式是常使用的研究手段之一，它平行地比較作家、作品，包括作品的內容、主題、題材、內涵等，即使是一些著名的大學者也對這樣的比較樂此不疲，簡單的比較只是得出一個關于好或者壞的結果，從根源上講，這和中國人根深蒂固的“民族性”分不開，因為很多人認為中國的是優(yōu)秀的，他的比較只是為了證明別國的東西沒有中國的好，它過分注重現(xiàn)實主義和人本觀念，沒有從長遠的角度去進行比較研究，比較更是為了從國外文學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尤其是能夠證明自身優(yōu)秀的影子，不斷地樹立一種存在感。

（二）對“文學性”的追求

隨著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復興，學者越來越了解國外學者的思維和國外的作品，他們更加理想化，絕大多數(shù)學者認為中國的文化有一種普世的價值觀念，它是可以與世界其他國家的價值觀相溝通的，是民族性的延續(xù)和增強，是民族自信的標志。在七十年代，有臺灣學者根據(jù)學者對“文學性”的追求，要求建立“中國學派”，他認為，“中國學派”的建立首先應該肯定“民族性”和“文學性”，隨之進入一種文化自覺的研究狀態(tài)中，最主要的目標之一就是用西方的模式解構中國的比較文學。而內地的學者則認為“中國學派”力圖打破中西文化之間的隔閡，找尋一種共通的文化要素?！拔膶W性”的追求是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提出的，這與西方的人文主義、啟蒙主義分不開，這兩大思潮在中國興起，使人們的民族責任感不斷提升，但我們更應該看到的在當時的背景下，“文學性”追求的背后所深藏的社會政治因素。

（三）對“現(xiàn)代性”的構造

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民族性”和“文學性”的地位逐漸下降，西方國家開始提倡將現(xiàn)代性作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而且這一觀念也開始被其他國家認同和接受。人們逐漸認識到，一個國家或者社會的進步與落后與它自身的發(fā)展關系并不大，而是由外部之間的好壞關系決定的，而且，國家的性質也是由它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關系所決定的。所以，比較文學的發(fā)展背后不是簡單的社會環(huán)境的變化，而是關系雙方思維模式變化所決定的，也就是意識形態(tài)的變化決定的，因此，中國的學者也開始將視線轉向研究現(xiàn)代性的內在矛盾中，對“現(xiàn)代性”的構造可以直接反應出現(xiàn)在比較文學研究的意識形態(tài)功能。

四、結語

比較文學在中國的研究歷史深遠，縱觀比較文學在中國的發(fā)展，在近代傳入初期就經(jīng)歷了一次發(fā)展浪潮，雖然在后來由于政治社會原因停滯不前，但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比較文學又經(jīng)歷了第二次發(fā)展高潮，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達到了發(fā)展的繁榮期，從整個發(fā)展過程來看，雖然和社會政治因素有著重要的關系，但更重要的是文學背后雙方思維模式的轉變，所以關注文學背后的意識形態(tài)功能是我們在研究中更應該重視的問題。

參考文獻：

[1]陳建華,陳婧.近30年中國對俄蘇文學史的研究[J].哈爾濱工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02).

[2]陳婧.20世紀50年代前外國文學通史的學術歷程[J].理論月刊,2013(06).

[3]王忠祥.構建多維視野下的新世紀外國文學史——關于編寫中國特色外國文學史的幾點理論思考[J].外國文學研究,2010(05).

作者：趙偉華 單位：赤峰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