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跨學科理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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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時期以來樂黛云教授作為主要學術

帶頭人與領導者努力構建當代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并使之逐步成熟對于自己在中國當代比較文學重建中的貢獻，樂先生一直非常低調。她總是講前輩學者錢鐘書、季羨林、楊周翰與李賦寧、賈植芳的貢獻，對于自己她的評價是“無非是把1949年以來幾十年不提的東西重新提起頭來”。但實際情況何止是“提起頭”而已。她從1980年發(fā)表影響極大的《尼采與中國現代文學》一文開始，特別是從1981年遠赴美國哈佛與伯克利專門學習比較文學，整整30年來，她將自己的全部精力與智慧都奉獻給了中國新時期比較文學的重建。1984年回國還沒有來得及安定，她就于1985年在她任教的深圳大學召開了中國第一屆國際比較文學大會，成立了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并擔任副會長與秘書長，1989年擔任會長至今。在這漫長的30年時光中，她是中國當代比較文學的主要學術帶頭人與領導者，中國當代比較文學發(fā)展前進的每一步都與樂先生的貢獻緊密相關。我個人認為樂先生的最重要貢獻是對于中國當代比較文學的學科建設起到了不可代替的關鍵的作用。當然，比較文學早在20世紀初期就由王國維、魯迅等人引進中國，但比較文學真正作為一個學科存在卻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時期以樂先生為代表的中國當代學者工作與貢獻的結果。樂先生可以說是在當代比較文學學科重建中是用力最多與貢獻最大的學者。季羨林先生說，樂黛云“以開辟者的姿態(tài)，篳路藍縷，談到了許多問題”，“為中國比較文學這一門既舊又新的學科的重建或者說新建貢獻了自己的力量”；王瑤先生充分肯定了樂黛云先生“對于創(chuàng)建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的熱心”[1]180-184從當代學科體制來說一種學說只有成為“學科”才標志著被主流學術體制認可，也才能夠進入高等學校課堂，才能構建自己的課程、教材與隊伍。1997年國務院與國家教育委員會頒布《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yǎng)研究生的學科、專業(yè)目錄》將“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確定為文學一級學科中國語言文學的八個二級學科之一。[2]64這是中國比較文學發(fā)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

這一重大成就中凝聚著歷史，凝聚著無數學者的辛勤勞動，同樣也凝聚著樂先生的無可抹殺的勞動與貢獻。樂先生在當代比較文學學科建設上的貢獻，我們按照有關學科的界定來論述。當代有關學科的理論告訴我們，“‘學科’（disciplines）的定義來源于科學，它涉及這樣一些特征：擁有一個有機的知識主體，各種獨特的研究方法，一個對本研究領域的基本思想有著共識的學者群體”。[3]313下面我們就根據這樣的標準簡要論述樂先生在比較文學學科建設中的貢獻。第一，一個有機的知識主體，即是指初步建立了一個具有中國特點的比較文學范疇體系。在這一方面樂先生及其同道通過30年的奮斗的確已經初步實現了這樣的目標。我們將其概括為內涵論、發(fā)生論、基本原則論、中心論與價值立場論等五個方面。當然這些理論范疇的提出與豐富是一種歷史繼承與借鑒的結果，但樂先生作為新時期比較文學的主要學科帶頭人的獨特貢獻卻是有目共睹的。所謂“內涵論”就是指中國當代比較文學不同于西方盛行的“影響說”與“平行說”，而是強調異質文化之間的“跨文化的文學比較”。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比較文學還僅僅局限于西方文化體系內部各民族文學的比較研究。直到20世紀70年代，著名的《比較文學與文學理論》一書的作者烏爾利希•韋斯坦因（L.Weistein）教授仍然認為東西異質文化之間的比較文學是不可行的，比較文學只能在同一文化體系內進行。直到20世紀下半葉才有了很大的變化。[4]2樂先生曾經將世界比較文學的發(fā)展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以同一文化體系內的“影響研究”為主，這就是所謂的“法國學派”；第二階段是以并無直接事實關系的“平行研究”為主，就是所謂“美國學派”；第三階段是跨文化研究。她指出“這是比較文學正在經歷的現階段。中國在這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又說“中國比較文學是比較文學第三階段的集中表現者”。[5]將當代中國比較文學的內涵確定為“跨文化比較文學”首先具有鮮明的時代感。因為，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國際哲學與文學領域開始由工業(yè)革命時代的“主體性原則”發(fā)展到后工業(yè)革命時代的“主體間性原則”，“跨文化比較”就是這種“主體間性”的集中表現，是對于傳統(tǒng)的“西方中心論”的解構，代之以“文化間”的嶄新關系，實行平等的交流對話。同時，這種“跨文化比較”也適合當下中國文化發(fā)展的現實。

因為新時期以來隨著經濟的振興，必然需要一個文化的振興，只有在平等的“跨文化比較交流”中，中華文化才能在世界文化之林確立自己的獨立身份，從而走向新的振興。確立這樣的“中國比較文學內涵”實在是為中國比較文學的健康發(fā)展確立了明確的方向。樂先生還由此提出比較文學研究包括“學科間”的嶄新內涵。她認為“探討和研究文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一直是比較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在文學與自然科學的互動關系方面，近來有較大發(fā)展”。[4]82為此，她論述了文學與進化論、心理學、老三論、新三論，特別是熱力學第二定律中熵理論的關系。從這些自然科學理論中吸收文學建設的營養(yǎng)，說明樂先生開闊的視野?！鞍l(fā)生論”是關于中國比較文學發(fā)生的理論。樂先生明確地指出，“西方比較文學發(fā)源于學院，而中國比較文學則與政治與社會的改良運動有關，是這個運動的組成部分”。[5]她認為中國比較文學發(fā)源于20世紀初期中華民族圖強求變，希圖通過文學的變革帶動社會變革之時，是中國社會變革與文學變革的一種內在的需要。它不像西方比較文學完全是一種文學內部的純學術的“學院現象”。這就將中國比較文學的產生發(fā)展與社會生活緊密相聯。聯系到新時期比較文學的發(fā)展也同樣是與社會的改革開放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緊密相聯的。這不僅將比較文學的發(fā)生發(fā)展與西方加以區(qū)別，而且為中國比較文學的發(fā)生發(fā)展賦予了重要的社會意義。這也進一步說明了樂先生的社會使命感。她總是記得英國政治家撒切爾夫人的一句話：“中國不可能成為世界強國。因為中國沒有足以影響世界的思想體系”。

樂先生希圖通過“跨文化比較”的途徑，吸收西方文化精華，發(fā)掘中國傳統(tǒng)文化寶藏，使中華文化在不久的將來走向振興繁榮。所以她在描述了所謂“美國夢”與“歐洲夢”之后更加堅信會有一個無比美麗的“中國夢”，即中國文化與民族走向振興繁榮的美好的未來。這正是樂先生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出發(fā)點與落腳點?！盎驹瓌t論”，是樂黛云比較文學理論的核心所在，是她30年來用力最多之處。這個基本原則就是“多元共存”與“和而不同”的原則。她將這種多元共存概括為“互動認知”，是從一個不同于自己的“他者”的角度來反觀自己，“我眼中的你，你眼中的我；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對自己的認識就會產生一個新的飛躍。這實際上是一種認識的互動，而只有在這種互動中才能前進與提高。她認為，“這就是比較文化與比較文學的根本原理”。[5]她在很多場合對于這種“互動認知”的“多元共存”原理進行了更加詳細的講解和分析，將其提高到哲學轉型的高度加以認識。她說，“20世紀后半葉，人類正經歷著認識論與方法論的重大轉型”。[4]74由過去的“邏各斯中心主義”轉向“多元文化的共生共存”，由過去的“主客二分”轉向“中心的消解”。她說，“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和作家恩貝托•?？略?999年紀念波洛利亞大學成立900周年大會的主題講演中提出，歐洲大陸第三個千年的目標就是‘差別共存與相互尊重’。他認為人們發(fā)現的差別越多，能夠承認和尊重的差別越多，就越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種互相理解的氛圍之中”。[4]75樂先生認為與此相關，同過去的“劃一原則”相對提出了“他者原則”；同過去的“普適原則”相對提出了“互動原則”，“總之是強調對主體和客體的深入認識必須依靠‘他者’視角的觀察與反思”。[4]76樂先生將這種“多元共存”原則，更進一步放到廣闊的世界經濟政治與文化背景之上來認識。她認為首先是殖民統(tǒng)治的崩潰使得各獨立國家都有了彰顯自身文化的自覺性；其次是當前國際形勢是文化間的沖突由上世紀的日益嚴重到逐步緩和，為文化共生理論的產生提供了可能。最后，她明確提出經濟全球化與文化多元化既是一對矛盾，又是可以共存的，這就是“文化多元共存的全球化”。因為，樂先生認為從歷史上來看，從來沒有將一個民族文化加以消滅的先例，文化只能永遠共存于一個世界。為此，樂先生明確地既反對文化霸權主義，同時也反對文化割據主義，這兩種極端的政治文化思潮已經給世界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因此應該加以摒棄，走向文化的多元共存。

特別珍貴的是樂先生運用中國古代“和而不同”的理論對于“多元共存”的原則加以闡釋。她說“對于處理這一復雜問題，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和而不同’原則或許是一個可以提供重要價則的文化資源”。[4]35她將“和而不同”原則闡釋為“和”的本義就是要探討諸多不同因素在不同的關系網絡中如何共處；“和”的主要精神就是要協(xié)調不同，達到新的和諧統(tǒng)一，產生新的事物；“和”的主要內容是“適度”等等。而其根本內涵則是“和實相生，同則不繼”。這是樂先生的一種中西互釋的可貴嘗試。當然，為了進一步闡釋自己的“多元共存”原則，樂先生還借用了哈貝馬斯的“交流對話”理論，對于哈氏的“正義原則”與“團結原則”進行了借用與闡發(fā)?！氨容^文學核心論”。樂先生指出，“回顧近20年來比較文學發(fā)展的歷史，文學理論成為比較文學的核心并不是偶然的”。[4]11她從歷史的回顧中歷數了近年來從福柯、巴赫金、本雅明、賽義德、斯皮瓦克、杰姆遜與葛林伯雷等人的文學理論如潮水般涌進中國兩岸，用以闡釋中國文學現象。對于這種現象樂先生在不排斥存在“生搬硬套、削足適履”現象的同時總體上給予了肯定，認為“打開了新的思路，提供了新的視角，有助于發(fā)掘新材料，提出新問題”。并且經過“過濾、改造、變形”已經“中國化”。同時，也在西方出現了對于對方文化與文論重視的情況。由此，樂先生認為“文學理論和方法最具有國際性，而國際性的基礎又正是民族性。對不同民族的文化和文學理論的研究最容易把比較文學學者凝聚在一起并進行有效的對話。因此，文學理論理所當然地在比較文學中占有著核心的地位”。[4]13這就告訴我們中西比較詩學必然成為比較文學的核心，從而提出了中西比較詩學的發(fā)展問題。對于中西比較詩學的發(fā)展，樂先生認為根本問題是“話語”問題。她說“無可否認，中西比較詩學中的一個根本問題始終未能得到根本解決，這就是中西比較詩學的話語（discourse）問題”。[4]109她認為，既不能完全運用西方話語導致民族優(yōu)秀文化的流失，也難以找到全然與西方無關的本土話語，為此只能努力尋求一種帶有基礎性的“中介”。她說，“在中西詩學的對話與溝通中，既不能完全用西方話語，也不能完全用‘本土’話語，如何走出這一困境？途徑之一似乎是尋求一個雙方都感興趣的‘中介’，一個共同存在的問題，從不同角度，在平等對話中進行討論”。[4]110她認為，什么是文學、語言和意義、社會和自我、主體和客體、形式和內容、真實和虛構以及繼承和發(fā)展等等就是這樣的“話語”中介。她認為這種“話語間”的對話應該是不以某一方的概念范疇來截取另一方；應有歷史的深度；雙方選擇和汲取的范圍應大大擴張等等。樂先生用“鏡子說”為我們做了一個中西詩學話語比較對話的示范。

她比較的結果是西方往往用鏡子來強調文學作品反映生活的逼真，而中國卻往往用鏡子來形容作者心靈的空幻、平正和虛靜，例如西方從柏拉圖開始以鏡子作為對生活的映照，而中國則是以鏡子比喻作品映照作家心靈的“水月鏡花”等等。其原因在于中西思維方式的差異，西方的主客二分與中國古代的主客混一的不同，非常有趣。關于比較文學的“價值立場論”，也就是著名的“文化自覺論”。這當然借用了費孝通先生在新時期關于“文化自覺”的論述，但樂先生緊密結合中國比較文學進行了富有新意的闡發(fā)。她首先牢牢記住并不斷地闡述了我國比較文學的先驅楊周翰教授一再說過的話：研究外國文學的中國人，尤其要有一個中國人的靈魂。[6]173樂先生將這種愛國主義的情懷與發(fā)展本國文化的高度自覺性看作是中國比較文學建設發(fā)展中“最重要的問題”與“基礎”。[4]4-5她將這種“文化自覺”概括為自覺到自身文化的優(yōu)劣；對傳統(tǒng)文化進行新的現代詮釋；審時度勢，了解世界文化語境等三個要點。這是全面而客觀的，她認為，只有這樣才能“讓沉睡多年的中國智慧在解決迫在眉睫的文化沖突所帶來的人類災難中煥發(fā)出無與倫比的燦爛光彩”。[4]60作為學科建設的第二個方面是“各種獨特的研究方法”。在這方面如前所述就是樂先生提出了“跨文化比較”的獨特方法。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方法論、世界觀與認識論是具有一致性的。因此這種“跨文化比較”的研究方法也是一種“跨文化比較”的文學觀念。這種獨特的方法與觀念在中國20世紀80年代初期提出，其開拓性與創(chuàng)新性自是十分明顯的。首先，“比較”是針對“禁錮”而言的，意味著一種“開放性”。這顯然是對長期以來“左”的文藝思潮的一種沖決，打開了被“”禁錮的學術之門，向國際開放，向西方開放，吸收一切我們所需要的理論與學術營養(yǎng)；同時，“比較”也與“中心”相對，是一種全新的“對話”的理念。當然首先是向“西方中心主義”挑戰(zhàn)，倡導一種文化間的平等交流關系；當然，“比較”也與“靜止”相對，是一種發(fā)展前進的觀念。

因為，有比較才能有發(fā)展與前進，因為只有在比較與沖撞中，各種學術理念才能出現新的生機；最后，“比較”也是一種“創(chuàng)新”，它是與“守舊”相對的。無疑，樂先生在“跨文化比較”的方法中運用了最新的“現象學方法”，因為只有現象學方法通過“懸擱”的途徑才能克服工具理性的主客二分，克服各種文化的中心論與偏至論，走向多文化的平等對話。樂先生對于這種跨文化比較方法的提出與運用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將其提高到比較文學完成轉型的高度。她說，“比較文學完成它在轉型時期的歷史使命，就必須實現自身的重大變革。這種變革首先是從過去局限歐美同質文化的窠臼中解放出來，展示多方面異質文化交往的研究”。[4]199第三個方面是“建立一個對本研究領域的基本思想有著共識的學者群體”。在這一方面以樂黛云教授為首的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特別是樂先生本人作出了杰出的貢獻?？梢哉f經過樂先生及其同道的共同努力，中國當代比較文學的研究隊伍不僅具有了相當規(guī)模，而且目前已成為世界比較文學的一支人數最多，能量很大，有一定學術水平和國際影響的學術力量。首先是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從1985年成立以來，每三年召開一次全體學術會議，目前已經召開了九次，每次參加人數都在300人左右，是各種人文學科學會中參加人數最多的學會；而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比較文學學科正式被教育部作為獨立學科列入招生目錄起，中國大多數大學都設立了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教研室，有了專門從事比較文學教學與研究的人員，初步的估計中國從事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科研與教學的人員應該是達到萬人以上。不僅出版了各種專門的比較文學教材，而且有專門的刊物，發(fā)表各種論文數量巨大?？梢哉f中國已經形成了一支數量較大，水平不斷提高的比較文學的教學與研究隊伍。這與樂先生30年來的努力是分不開的。陳躍紅教授在《得失窮通任評說，敢為風氣敢開先》一文中認為，樂先生30年來實際上將自己的最主要精力都投入了中國當代比較文學的學科建設，真正投入自己學術研究的時間也只有百分之四十。樂先生可以說為中國當代比較文學學科的建設夙興夜寐，不辭辛勞，立了頭功，寫下了中國比較文學發(fā)展史上具有重彩的一筆。正如陳躍紅教授所說，“我們更應該對那些舍得犧牲自己個人的成就和聲名，從而為一個國家新學術群體崛起和學科建設作出奉獻的人們表示更高的敬意”。[1]225何況，樂先生本人仍然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大家。我們可以設想，如果樂先生將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自己的科研，那她的成就將會更加驚人。但當我們面對現實時才發(fā)現只有這種立德、立功與立言的統(tǒng)一的站在我們面前的樂黛云教授才更加值得我們尊敬。

二、樂黛云教授在比較文學學科建設中的杰出貢獻給整個文學學科乃至人文學科的發(fā)展

都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啟示作用樂先生的比較文學研究給予我們的啟示之一是，貫徹始終的強烈的人文精神應成為當代文學學科乃至人文學科建設具有普遍性的重要原則。前已說到樂先生的比較文學研究是從中國社會與文學改革的需要出發(fā)的，因此她的研究工作始終貫穿著強烈的問題意識。她深入地分析了當代文化發(fā)展所面臨的危機，主要是文化多樣性的日益削弱與文化本土主義所形成的文化孤立與隔絕，當然還有拜金主義與享樂主義的泛濫等等。她期望比較文學在解決這些問題時應該“扮演一個十分前沿的角色”。而要做到這一點就應在比較文學研究中貫穿著一種“新人文精神”。她說，“我認為文化危機和科學的新挑戰(zhàn)呼喚著新的人文精神。所謂‘新’，不僅是指所面對的問題新，而且指人類當前的認識方法和思維方式也和過去很不相同了”。[4]197鑒于論題的重要，下面我要不惜筆墨具體地引用樂先生有關新人文精神內涵的論述。她說，“21世紀的人文精神將繼承過去人文主義的優(yōu)秀部分，強調首先把人當作人看待，反對一切可能使人異化為他物的因素；強調關心他人和社會的幸福，關懷人類的發(fā)展和未來。它接受科學為人類帶來的便利和舒適，但從人的立場出發(fā)對科學可能對人類造成的毀滅性災難保持高度警惕；它贊賞后現代思維方式對中心和權威的消解，對人類思想的解放，但同時也企圖彌補它所帶來的消極方面——零碎化、平面化和離散”。這里，樂先生首先強調了新人文精神的繼承性，它所包含的人的生存權以及對于人類福祉的關懷。但更加強調了新人文精神的嶄新內涵，即充分認識科學對于人類的造福以及唯科技主義對于人類的危害；后現代思維的思想解放作用以及其導致零散化的消極面。這種新人文精神是與時俱進的，富有時代內容的。樂先生進一步認為，實現這種新人文精神的“主要途徑就是溝通和理解：人與人之間、科學與人文之間、學科與學科之間、文化與文化之間的溝通和理解；在動態(tài)的溝通和理解中，尋求有益于共同生活【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的最基本的共識”。[4]198

樂先生將作為“跨文化文學研究的”比較文學提到貫徹新人文精神的最重要途徑。由此可見其重視并投身比較文學研究的最重要原因。當然，貫徹新人文精神的最重要目的是人類的解放和中華民族的振興。樂先生在最近的幾次學術報告中都講到三個夢，一個是“美國夢”，其本質是“粉碎他人的夢而成就自己的夢”，這種以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為目的的夢是不可能完美實現的。而“歐洲夢”則是強調對生活質量和個人幸福感的追求，強調人與他人和諧相處從而融入社會交往。這就導致中西文化的相遇與交流，導致文化的多元共存。最后必然會呼喚一個“中國夢”，這是用文化的力量，把大同夢與強國夢結合起來，讓中國的文化生根發(fā)芽，展開一個新的夢想?？梢姡瑯废壬男氯宋木褡罱K是民族與人類的解放自由。這恰是樂先生的終身追求及其比較文學研究的宗旨所在。她將這種新人文精神看作是比較文學的“靈魂”。她說，“這種21世紀的新人文精神正是未來比較文學的靈魂，也是一切文學研究和文學創(chuàng)作的靈魂”。[4]205啟示之二是始終堅持世界視野與中國經驗的結合。樂先生從來都強調必須具備廣闊的世界視野。包括大膽地吸收進來與勇敢地走出去。在這兩方面樂先生的比較文學研究都為我國文學學科與人文學科做出了榜樣。先說大膽地吸收進來，在這一方面樂先生可以說是我國人文學者中做的最早與步伐邁得最大的學者之一。早在1980年，中國改革開放剛剛開始，樂先生就在其成名作《尼采與中國現代文學》一文中特別強調了引進世界先進文化資源對于現代中國政治與文化改革的極端重要性。她說，“在中國人民看來，想要推翻幾千年封建統(tǒng)治的時候，他們不可能從長期封建統(tǒng)治下的中國找到新的有力的武器。他們需要越過舊的范圍，找到一個可以重新考察，重新評價的立足點，這種立足點不僅在中國是新的，最好在世界也是‘最新的’”。[7]32這樣的論斷如果放在現在似乎沒有什么驚人之處，但放在30年前改革開放剛剛啟動的形勢下卻是需要有幾分膽量與識見才能說得出的。樂先生不僅是這樣說的，而且用自己的行動做了大量將西方優(yōu)秀文學理論引進來的工作。她在20世紀80年代就編譯了《國外魯迅研究論集》，此后又先后介紹了新批評、結構主義、精神分析、接受美學、詮釋學、敘事學、女性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等等一系列新的文學理論思潮。同時，以樂先生為代表的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請進了一大批有代表性的國外文學理論家講學，出版了他們的講演集。使得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成為我國研究介紹國外最新文學理論與比較文學理論的中心之一。而在勇敢地走出去方面，樂先生堅持中國學者文化自覺的價值立場，自覺地做了大量的工作。誠如季羨林先生所說，樂黛云“奔波歐美之間，讓世界比較文學界能聽到中國的聲音。

這一件事情的重要意義，無論如何也不能低估”。[1]185樂先生幾乎出席了20世紀80年代之后所有的國際重要的比較文學學術會議，并做了結合中國文學實際的重要發(fā)言，引起國際比較文學界的高度重視。她早在1982年就在世界比較文學大會上發(fā)表《中國文學史教學和比較文學原則》；1983年發(fā)表《中國當代小說中的女性形象》；1987年在美國出版了《中國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形象》；1988年發(fā)表《關于現實主義的兩場爭論》；1992年發(fā)表《中國詩學中的鏡子隱喻》；1999年發(fā)表《中國傳統(tǒng)文學中文學批評的主要形式》等等，均在國際學術界引起一定反響。更不用說，樂先生主持的九次國內比較文學大會都要邀請近20名國外代表。樂先生也因此獲得一系列國際學術榮譽。她曾是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副主席，1990年獲得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榮譽文學博士，2006年獲得日本關西大學榮譽博士學位?？梢哉f新時期以來人文學科中在國際學術界如此活躍并具有如此影響的學者是十分罕見的。樂先生的國際影響與榮譽雖與中國新時期以來國際地位的提高有關，但主要是由她本人的辛勤勞動所取得的。啟示之三是跨文化研究作為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方法已經滲透于整個文學學科并使之發(fā)生革命性的變革。事實證明，比較文學不僅是一門學科，而且是一種方法、一種視界、一種觀念。它所遵循的“跨文化比較研究”打開了人們的眼界。從“他者”的特殊眼界看文學現象，可以有許多新的發(fā)現，他者與主體的碰撞可以產生新的思想與理念。這種“跨文化研究”首先在文學理論界產生奇效，隨著一系列新的文學觀念的引進與對話，出現一系列新的變革。而在文學史研究中也出現新的變化，國外研究的引進提供了特殊的他者視角，諸如國外魯迅研究，茅盾研究以及其他中國文學史研究成果的引進，給人們以新的啟發(fā)，而闡釋學與敘事學等新方法的引進也給文學史研究與書寫以新的啟示。在文學批評方面，由于跨文化研究的運用，在傳統(tǒng)的社會批評之外又增加了新的形式批評、精神分析批評、原型批評與生態(tài)批評等新的批評武器。這都是跨文化研究給整個文學研究帶來的革命性變化。

更為重要的是，跨文化研究被實踐證明是發(fā)展新的文學理論的必由之途。早在20世紀初，王國維、梁啟超、魯迅等人就試圖通過跨文化比較創(chuàng)造新的文學理論與美學理論。正如梁啟超所說，通過此途創(chuàng)造一種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理論。此后，朱光潛、宗白華與錢鐘書等也都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嘗試。新時期以來，中國學人又試圖通過跨文化比較走出這樣的道路。當代美學家蔣孔陽認為，“我們不能故步自封，我們要把古今中外的成就，盡可能的綜合起來，加以比較，各取所長，相互補充，為我所用。學者有界別，真理沒有界別，大師海涵，不應偏聽，而應兼收。綜合比較百家之長，乃能自出新意，自創(chuàng)新派”。[8]47蔣先生指出的“綜合比較各家之長，自創(chuàng)新意，自創(chuàng)新派”就有跨文化比較研究之意，試圖通過這樣的研究途徑創(chuàng)造新的文學理論與美學理論。與此相同，樂先生也有大體相同的意見。她說，“在各民族詩學交流、接近、論辯和融合的過程中，無疑將熔鑄出一批新概念、新范疇和新命題。這些新的概念、范疇和命題不僅將在東西融合、古今貫通的基礎上。使詩學作為一門理論科學進入真正世界性和現代性階段，而且在相互比照中，也有助于進一步顯示各民族詩學的真面目、真價值和真精神”。[4]115不僅如此，樂先生還進一步論述了跨文化比較對一些新興學科所帶來的新的變化，例如比較詩學、文學人類學、華人流散文學、文學翻譯學與文學宗教學等。

三、樂黛云教授在比較文學學科重建中所表現出來的創(chuàng)新精神與奉獻精神

在我們回顧樂先生新時期30年來在中國當代比較文學學科建設中的杰出貢獻之時，令我們感動和震撼的另一方面就是她在學科建設中所表現出的創(chuàng)新精神和奉獻精神。創(chuàng)新是一個民族前進的不竭的動力，也是一個學科發(fā)展的不竭的動力。比較文學學科的恢復和重建就需要一種創(chuàng)新的精神。由于長期以來“左”的影響，我國學術界存在一種“寧左勿右”的傾向。特別在對待外國文化、尤其是當代資本主義國家文化與文學的態(tài)度上更加明顯。20世紀80年代初期，這種“左”的觀點仍然占據統(tǒng)治地位，大家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樂先生沒有顧及這一切，而是義無反顧地去從事自己的重建中國當代比較文學學科的事業(yè)。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樂先生由于歷史的原因曾經被錯誤的對待，歷經20年之久，她承擔的風險應該比別人更甚。但她從不考慮這些，而是更多考慮中國文學事業(yè)的發(fā)展。不僅在年近半百之時選擇了到國外進修，而且非常執(zhí)著，在海外的三年時間內如饑似渴地補習外語吸收比較文學新理論，從哈佛到伯克利，像普通留學生一樣。終于成為比較文學領域國際知名的學者。而在中國當代比較文學學科重建中，也需要創(chuàng)新精神。樂先生考慮最多的是如何處理好共同性與相異性的關系。所謂共同性就是作為比較文學，中國與世界應有的基本一致的一面。但人文學科作為人的經驗的特殊內涵又決定了中國當代比較文學應有自己的相異性。經過深入地研究思考，以樂先生為代表的中國比較文學學者提出了“跨文化文學比較”的中國比較文學的特殊內涵，并逐步地構筑了具有中國特點的比較文學體系，在世界比較文學界發(fā)出中國學者自己的聲音。

在具體研究中，樂先生的創(chuàng)新之處也非常明顯。早在1980年發(fā)表的《尼采與中國現代文學》一文就突破了傳統(tǒng)的完全從單純的政治視角評價思想家、藝術家影響的觀念，從歷史的接受的角度有分析地評價了德國現代思想家、美學家尼采對于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學家的影響，受到廣泛好評；此后，她在鏡子隱喻、言意關系、可見與不可見以及文學中的知識分子與女性形象等方面的中西異同進行了別具特點的研究，引起西方同行的重視；她的世界文學中的中國形象研究開創(chuàng)了比較文學中的中國形象學；她對現代歷史上的“學衡派”的研究，從世界文化對話的廣闊背景下對于其“探求真理”、“融化新知”的一面給予了必要的肯定；她從文化都是在交流對話中生存的角度對于固守傳統(tǒng)的觀點給予了必要的批評。這樣的例子可以說不勝枚舉，樂先生在她涉及的許多學術問題上幾乎都有自己獨立的見解，也許在這些學術問題上我們可以見仁見智，但對于她的創(chuàng)新精神卻不能不表示出我們的敬佩。樂先生之所以能夠在自己一生的50歲之后的30年寫出這一系列創(chuàng)新性成果，這不能不歸結為這一段時間恰是改革開放的新時代。是時代給了樂先生創(chuàng)新的可能性。我們感謝這個時代，相信我們的社會能夠以更加包容的胸懷鼓勵學術上的創(chuàng)新，那樣就會產生更多的樂黛云。樂先生在學科建設中表現出來的另一種精神就是奉獻的精神。我想從樂先生的回國、對待省級學會的工作態(tài)度、對待學生和學術工作的態(tài)度等幾個層面談一下自己的看法。樂先生1985年在美國已經待了不平凡的三年，用英文出版了兩本書，在國際比較文學學術會上作了精彩的發(fā)言，發(fā)言被收入會議文集，自己的回憶錄作品在美國獲得地方大獎，好評如潮，而自己又曾經受到過政治上的委屈。這些情況都說明她完全可以在國外留下并獲得穩(wěn)定的生活。但她卻選擇了回國，選擇了從事中國比較文學的重建這樣的事業(yè)。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言，“留在這樣一個地方，對黛云和一介來說，唾手可得。然而他們卻仍然選擇了中國?！x擇了北大。一領青衿，十年冷板凳，一呆就是一生。我覺得，在當前的中國，我們所最需要的正是這一點精神，這一點骨氣”。[1]185我覺得季先生說得很好，樂先生的回國并立即投身于比較文學研究正是她的愛國之心與癡迷于中國比較文學事業(yè)的奉獻精神的表現。1983年回國后的近30年來，樂先生可以說將自己的所有精力都奉獻給了中國當代的比較文學事業(yè)。我想僅就自己與她有限的學術接觸來描述她的獻身精神。

我是1986年秋第一次見到樂先生的，那時我作為山東大學的教務長幫助我的老師狄其聰教授和學兄劉波教授籌備山東比較文學學會的成立大會，樂先生作為全國比較文學學會的副會長與秘書長參加會議。她極為仔細地幫助我們進行籌備工作，包括會議內容，主要講話，地點，組成等等。同時，她在會上做了極為認真的講話，闡述了比較文學學科的內涵與特點等，是我當時聽到的最清晰的關于比較文學的闡述。2004年夏，山東比較文學學會的有關教授在威海籌備了一個比較文學講習班。當時會議經費比較緊張，樂先生為了保證會議成功，專門要我與陳炎教授陪同她與湯先生前往參加會議。在會議上由于各種原因有關專家來的不太理想，樂先生為了確保會議質量，她與湯先生兩人經過認真準備圍繞比較文學的當展與“和而不同”原則幾乎講了一個上午，當然都是無償的學術講演。當時兩位都已經是70多歲的高齡，在經過濟南到威海500公里汽車顛簸后接著這樣的演講，對于年輕人來說也是夠勞累的了。樂先生為了進一步保證會議效果，又親自打電話將一個一個海內外專家請到威海，她的行動當時真的感動了所有的人。2008年秋山東又在濰坊召開2008年年會，樂先生又與湯先生到會，參與籌備，發(fā)表極為認真的講話。山東的三次會議可以反映樂先生對于省級學會的重視與積極參與的程度。我想由此可見樂先生對待其他省級比較文學學會工作的重視程度及其工作的到位，當然也意味著工作量的巨大。2008年6月初，我們請樂先生到山東大學給大學生進行學術講演，一共兩場。一場是給全校學生在“稷下風學術論壇”作“西方文化的反思和中西文化的第三次相遇”的學術報告。報告在學校圖書樓一層報告廳舉行，座無虛席。樂先生在報告中深入地分析了西方文化的得失，特別分析了以物質主義為標志的西方文化的弊端，而當前改革開放新形勢下的中西文化的第三次相遇則提供了中西交流對話的新的契機。她深深地寄希望于青年一代，期望他們?yōu)閷崿F繁榮富強的“中國夢”而奮斗。

第二天她又應邀到山大文藝美學研究中心給研究生進行“中國比較文學的發(fā)展歷程”的學術報告，侃侃而談兩個半小時，在兩次報告中她都極為耐心地回答同學的提問，一定要讓所有的同學問完了問題才結束報告，由此我想到樂先生作為教師的本色。2005年我參加了樂先生主持的上海論壇文化分場會議。樂先生作為主持人邀請了海內外不少知名學者與會，會議熱烈開放，說明樂先生的親和力與影響力。2007年我又有幸被樂先生邀請參加她與南京大學高研院聯合主辦的中法文化交流學術會議。這次會議召開時樂先生因為不慎摔跤尚在治療中，行動不便，但她仍然堅持參加會議，使中外學者非常感動。以上所記只是樂先生學術生涯中的瞬間，但已經可以充分看到樂先生的敬業(yè)與奉獻。我認為，樂先生就是我國當代人文學科領域的巾幗英雄，是值得我們人文學者學習的模范。早年樂先生曾經有一篇短文“生活應該燃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煙”。歷經80年的風雨，樂先生的人生就是永遠燃燒的火焰，她的前半生以旺盛的生命之火抗御了風寒雨暴，而她的后半生則以自己旺盛的生命與學術之火給中國當代比較文學及后輩學者以光和熱，我堅信這火焰會越來越旺，繼續(xù)給我們以能量。祝樂先生永遠年輕，永遠充滿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