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與新文科建設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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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文科的理念與比較文學有著許多方面的重合。新文科的四個特色———國際性、跨學科性、前沿性和理論性———也正是比較文學學科的特色。比較文學所具有的上述特征為新文科理念的確立提供了實踐的基礎，而新文科理念的提出則為我們重提比較文學“中國學派”提供了有力的支撐：借助于新文科的跨界氛圍，中國的比較文學學者將在國際學界彰顯中國學派的特色：其一，立足中國的立場和觀點，就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話題發(fā)出中國的聲音，貢獻中國的智慧，并提出中國的方案；其二，大力弘揚中國文學和文學理論，從中國的文學理論視角解釋世界文學現(xiàn)象，從而改變國際比較文學和文學理論界長期以來形成的“以西釋中”的西方中心主義思維定勢；其三，由中國的比較文學學者提出一個全新的話題，引領國際同行就此展開討論甚至爭論?？梢哉f，新文科理念的提出之于比較文學恰逢其時。

［關鍵詞］新文科；比較文學；跨學科；中國學派

我曾在一篇討論新文科與外語學科的關系時指出，新文科之所以“新”，具體體現(xiàn)在四個方面：國際性、跨學科性、前沿性和理論性。①我現(xiàn)在將這四個特征稍作調整用于比較文學研究也同樣適用。首先，在新文科的語境下討論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特征，表明這二者的關系最為密切。按照美國學者亨利·雷馬克20世紀60年代初為比較文學下的經典性定義，比較文學不僅要跨越語言和國別的界限，同時也要跨越學科和藝術門類的界限。因此，比較文學的跨學科性是不言而喻的。盡管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研究也探討文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啟迪以及互證互釋關系，但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研究并非那種漫無邊際的比較，它必須有一個立足點，也即比較文學研究首先應該立足文學這個本體，此外它在進行一番外延式比較研究后最終的歸宿仍必定要落實到文學的本體，也即這種跨學科比較的最終成果必定有益于文學理論批評以及文學學科的建設和發(fā)展。在這方面，中外比較文學的前輩學者都有著成功的實踐和經驗。例如，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雖然花了很多篇幅介紹和闡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但他最后的結論仍在于對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和批評提出指導性見解。而相比之下，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雖然討論了古希臘悲劇家索?？死账沟摹抖淼移炙雇酢?、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但他的最終目的并非是幫助文學學科的建設，而是通過提出一種“俄狄浦斯情結”的假想，完善他的精神分析學說。因此前者應算作比較文（藝）學研究，后者則應該算作比較心理學或比較精神分析學研究，因為二者的出發(fā)點和最后的歸宿不同。

新文科的第二個特征在于其國際性，這一點尤其適用于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就學術機構而言，中國比較文學學會自1985年成立起就自然成為國際比較文學協(xié)會的團體會員，所以比較文學學科的國際性是這一學科不同于中國的許多人文學科分支學科的本土特征。國際比較文學大會上提出的各個具有全球化和普適意義的論題完全可以在中國的語境中得到討論，并且在中國學者那里得到“本土化”或“全球本土化”的闡釋和重新建構。可以說，我本人正是從比較文學的國際性特征中得到啟迪，才嘗試著提出“全球人文”或“世界人文”的概念，②并據此進一步提出我對世界詩學的理論建構。③此外，比較文學學者由于自身所掌握的多門語言和跨文化研究技能，不僅特別注重與自己的國際同行進行討論和對話，同時也注重國際同行對自己的研究成果的評價和反應。因此，與國內的許多人文學科分支學科所不同的是，中國的比較文學學者的學術成果不僅要經得起國內同行的評價，而且也要在國際學界發(fā)表原創(chuàng)性著述和論文，從而經得起國際同行的評價?？梢哉f，我本人就是這方面的一個踐行者，正是由于我本人以及我的中國同行們的共同努力，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才在國際學界贏得重要的一席之地。

新文科的第三個特征就在于其前沿性。在這方面，丹麥比較文學學者和文學史家勃蘭兌斯（GeorgBrandes，1842—1927）的《19世紀文學主流》（1872—1890）堪稱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和世界性影響的比較文學巨著，在整個國際學界都產生了極大的反響。該書由多卷本組成，原為作者的講稿，運用比較的方法評述了自19世紀初至30、40年代歐洲幾個主要國家的文學發(fā)展狀況，實際上主要論述了英、德和法國的浪漫主義文學，并著重分析了這幾個國家的浪漫主義的盛衰消長過程。因此勃蘭兌斯被譽為歐洲的“比較文學之父”就不足為奇了。當代美國的比較文學學者和漢學家蘇源熙（HaunSaussy）也對比較文學研究的前沿性有著足夠的自信，他始終堅定地認為，“比較文學在某種意義上贏得了戰(zhàn)斗，它從未在美國學界得到更好的認可”④。在他看來，關于比較文學危機的“爭論已經結束，比較文學不僅具有合法性：而過去則不太具有合法性，此時我們的學科扮演的是為樂團的其他樂器定調的第一小提琴的角色。我們的結論已經成為其他人的假設”⑤。中國的比較文學學者也是如此，我們不僅在國內學界引領文學研究的潮流，同時也能從中國的立場和觀點出發(fā)對一些國際前沿理論課題發(fā)出中國的聲音。

新文科的第四個特征———理論性，這也正是比較文學的一大特征。可以說，當今人文學界的大多數具有國際前沿性并引發(fā)理論爭鳴的論題都是由比較文學學者提出的。像伊哈布·哈桑（IhabHas⁃san）、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Jameson）、愛德華·賽義德（EdwardSaid）、佳亞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Spivak）、馬泰·卡林內斯庫（MateiCalines⁃cu）、朱迪斯·巴特勒（JudithButler）、佛朗哥·莫瑞提（FrancoMoretti）等美國理論家本身就是著名的比較文學學者，或者更確切地說，他們是有思想有理論的學者，再加之他們所掌握的多種語言技能和跨文化知識，在比較文學研究領域內更是游刃有余。而他們一旦介入廣義的文化理論和人文學術界，所提出的理論命題就超越了文學界，進入一個更為廣闊的語境中，并影響了更多的人文學者。

如上所述，許多國際比較文學界的大師級學者都在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研究方面作出了卓越的建樹，他們的實踐為我們在中國的語境下從事新文科建設奠定了國際化的基礎。那么人們要問，中國的學界情況又如何呢？前面提及的朱光潛等人的早期研究就基于跨學科的研究，因此他們所產生的影響超越了文學研究領域。雖然由于某種特定的原因，成長于20世紀50、60年代的大多數學者都未能嫻熟地掌握一兩門外語，并且專心致志地在某一學科及其相關的學科深入研究進而達到國際前沿水平，但少數更為年輕一些并在改革開放的時代成長起來的學者卻以其深厚的學養(yǎng)和理論功力著書立說，在國內學界獨樹一幟。有些甚至直接用英文著述，或通過翻譯的中介使自己的著作被譯成西方的主要語言，而進入國際學術前沿。有些成就卓著者還當選為歐美發(fā)達國家的科學院或學術院的院士，在這其中比較文學學者占據了較大的比重。這無疑與比較文學這門學科的國際性和跨學科特征不無關系?？梢灶A見，在當前的新文科建設和人才培養(yǎng)模式的推廣過程中，還會有更多的青年才俊脫穎而出，迅速地進入國際學術前沿。因此真正的“三足鼎立”的國際比較文學新格局將在不久的將來形成。在這方面，中國學者的聲音將越來越強勁，其理論建樹和學術貢獻也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為國際學界所矚目。

今天，在這樣一個新文科的語境下，我們重新提及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建立，我認為恰逢其時：借助于新文科提供的跨學科學術氛圍，中國的比較文學學者完全有能力在三個方面取得突破，并彰顯中國學派的特色：其一，立足中國的立場和觀點，就國際學界的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話題發(fā)出中國的聲音，貢獻中國的智慧，并提出中國的方案；其二，在國際比較文學界大力弘揚中國文學和文學理論，從中國的文學理論視角解釋世界文學現(xiàn)象，從而改變國際比較文學和文學理論界長期以來形成的“以西釋中”的西方中心主義思維定勢；其三，由中國的比較文學學者提出一個全新的話題，引領國際同行就此展開討論甚至爭論。如果我們能夠在這三個方面均有所突破的話，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就不難得到國際同行的承認了。

作者:王寧 單位:上海交通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