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詩歌研究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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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隋代詩歌研究范文

關鍵詞:服裝;色彩;等級

作為人類社會文明的一個方面，中國服裝色彩運用淵源已久，有著悠久而燦爛的歷史。服飾是人們日常生活的主要內容之一，在階級社會中，不僅僅是為了滿足人類本能御寒暑，滿足人類本能的裝飾欲望，而且是作為等級的標志而出現(xiàn)。

每一時代都會有過去的遺跡，也會有未來風格的萌芽，但總會有一種風格成為該時代的主流。因此服裝上所能看到的色彩可以說是歷史發(fā)展的見證。

服裝色彩常常成為時代的象征，作為時間和空間藝術的服裝，它的美是運動的、發(fā)展的、前進的，它需要創(chuàng)造，需要推陳出新，這正是時代特征所具有的面貌，也是時代特征所需要的。

服裝色彩的時代特征同時也具有極強的政治色彩，秦代崇尚的黑色，就與當時盛行的“五色說”有著密切的關系。五色源于五行，由金、木、水、火、土而為五方正色—青、黃、赤、白、黑。

《檀弓》有云:“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赤?！薄妒酚浺蟊炯o》也記述商湯:“易服色，上白?！比灰钥脊虐l(fā)現(xiàn)言，所謂“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說法未必確實。山西陶寺遺址墓葬所見的貴族服飾，有上衣為白色，下裳為灰色，足衣橙黃色。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墓葬出土織物，有紅色者。可見，夏人尚黑之說，只是就其大概而言。在出土的部分殷代墓葬中，一般貴族墓葬出土的麻織物，有白黃色相間，上以黑色線制。末流貴族或上層貧民墓葬出土織物，以紅底黑線繪制，填以白黃色。而黑色或素色麻織物，主要見諸中下層貧民墓葬。

所謂“旌之以衣服，衣服所以表貴賤，施章乃服明上下，在夏商時期當已形成。

《禮記王藻》云“衣正色，裳間色，非列采不入公門?！笨住妒琛?”正謂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綠、紅、碧、紫、駠黃是也?！绷胁芍赣胁缮毁E之正服。由此可知，古時以正色為尊貴，以間色為卑賤，并十分看重衣之純，貴一色而賤貳采[1]?！抖Y記玉藻》記云:“天子素帶，朱里，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無論是冠服，還是蔽膝、束帶，均以顏色的分別來指示衣著者的身份[2]，其中赤(大紅)、朱(朱紅)居最高之地位。

秦漢時期服裝的顏色不僅受到后面要設計的美學因素影響，還深深地打上了陰陽五行學說的烙印，進而延伸出鮮明的等級意義。秦尚水德，黑色成為服裝的主要顏色，“郊祀之服皆以袀玄” [3]。皇帝常服“玄衣絳裳”，即黑色上衣和深紅色下衣，亦以黑色為主調。西漢前期，服色制度頗為凌亂，赤色和黃色都曾成為朝廷確定的服裝正色。西漢中期以后，確定了黃色的尊崇地位。

東漢皇族婦女禮服有著嚴格的規(guī)定。如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為深衣，服色紺(青紅)上皁(黑)下，配以“翦蔮，簪珥。蠶禮服的服色為青上縹(月白色)下?；屎笕霃R服和蠶禮服的服制與太皇太后、皇太后相同，只是頭飾上有所區(qū)別。

秦漢時期社會各階層的服飾雖然不像西周時期那樣嚴格區(qū)分，但仍帶有明顯的階層和職業(yè)特征，人們從衣著上可以判定一個人的社會身份。

秦漢時通常以“白衣“指代沒有社會身份的人，白衣即沒有任何裝飾的衣服，其穿著者主要是農民。普通百姓單調的服色與禮制限制有關，《春秋繁露服制》“散民不敢服雜彩”的描寫反映的正式這一現(xiàn)實。《漢書五行志中之上》載，漢成帝與期門郎和奴客微服私行，為了不引起人們的注意，遂穿著“白衣”。白色和黑色是農民常見的服色。洛陽西漢彩繪陶奩上的青年男女均為白色，老年男女著黑衣[4]?！稘h書成帝紀》載永始元年(前16)六月詔云:“青綠民所常服，且勿禁?！边|陽棒臺子漢墓壁畫繪男主人穿著綠色袍。晉代“庶人不得衣紫絳”的規(guī)定，可能也是漢代遺志[5]。

公服，亦稱“從省服”，是帝王、百官辦理公務時所穿的服裝。嚴格的公服制度，始于北魏孝文帝時，《資治通鑒》齊武帝永明四年載:“夏，四月，辛酉朔，魏始制五等公服;胡注云:“公服，朝廷之服;五等，朱、紫、緋、綠、青。

將常服納入服色制度，是隋煬帝的一大創(chuàng)制。從大業(yè)六年(610)開始，隋煬帝下詔，規(guī)定:“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緋、綠”。將服色制度擴大到了常服的領域[6]。

將常服納入等級制度，重點強調以不同色彩來區(qū)別不同的等級，看起來似乎不及禮服的規(guī)定周詳細密，但實際上卻擴大了服色制度的適用范圍，大大完善了服色制度的內容。

入唐以后，在隋代的基礎上，對百官常服服色的規(guī)定作了一定的調整，并進一步完善。唐高祖武德四年(621)規(guī)定三品以上常服為紫色，五品以上朱色，六品以下黃色;

唐代常服服色制度還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確立赤黃即赭色為皇帝獨特的服色，一是百官服色從散官官階。隋煬帝雖然規(guī)定“貴賤異等，雜用五色”，但沒有特別規(guī)定皇帝常服的服色。唐初，以黃袍衫、折上頭巾、九環(huán)帶、六合靴為皇帝常服，后來“漸用赤黃”，“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黃為衣服雜飾”[7]。此后，赭黃就成了皇帝御用的顏色。在唐人的詩歌中，也不乏類似的描寫。杜牧:“觚棱金碧照山高，萬國珪璋捧赭袍?！盵8]陸龜蒙:“六宮爭近乘輿望，珠翠三千擁赭袍?！盵9]都是顯例。

服色的尊卑與職事官品級的高低沒有直接關系，而是視散官品級為準，即散官品級決定服色種類，也構成了唐朝常服服色制度的一個顯著的特點。唐朝“雖宰相之尊，而散官未及三品，猶以賜紫系銜”，“非賜不得衣紫“[10]。即宰相以下，散官品階的高低決定服色的尊卑。

對于特殊職業(yè)和普通百姓的服色，這時也有一些具體的規(guī)定。隋代規(guī)定士兵服色為黃色，與一般民眾服色相同。到了唐代前期，黑色成了士兵的主要服色。

尤其從唐朝中期以后，為了防止一般民眾與士兵的服色相混淆，官方一直極力禁止百姓服黑，唐代宗廣德二年(764)政府頒布法令，“禁王公百吏家及百姓著皂衫及壓耳帽子，異諸軍官健也”。文宗開成元年(836)仍在下令，重申禁止百姓黑衣，稱:“坊市百姓，甚多著緋皂開后襖子，假托軍司。自今以后，宜令禁斷。[11]”

區(qū)別不同的服色，是維護傳統(tǒng)社會等級制度的一項非常重要的內容。從隋代開始，對常服的等級有著許多具體而細微的規(guī)定。

隋制規(guī)定，一般民眾服色為黃色和白色。隋朝初建，隋文帝下詔稱:“今之戎服皆可尚黃，在外常所著者，通用雜色?！背塑姺辄S色外，對普通民眾的服色尚無具體規(guī)定。煬帝即位，在規(guī)范百官服色之外，還規(guī)定胥吏服色為青色，庶人白色，屠商皂色，士卒黃色，規(guī)定了不同職業(yè)普通民眾的服色制度。實際上，經(jīng)隋一代，黃色和白色，一直是庶民通用的服色。

從服色制度納入常服開始，僭越違制就是政府面臨的一個難以徹底解決的問題。永隆二年(681)唐高宗就在詔令別提到長安地區(qū)一般民眾服色違制的現(xiàn)象，稱“紫服赤衣，閭閻公然服用”，可知頒行未幾，違制現(xiàn)象就已相當普遍，甚至到了無所忌憚的地步[12]。此外，在貞觀四年(630)、上元元年(760)、大中六年(852)頒布的詔令中，唐朝政府也都反復強調百姓必須服黃，表明服色違制現(xiàn)象一直未能斷絕。

與其他封建王朝一樣，宋代統(tǒng)治者為了維持尊卑貴賤的等級關系和長上尊嚴的目的，在服飾上也有嚴格的等級之分。翰林學士承旨李昉曾奏曰:“今后富商大賈乘馬，漆素鞍者勿禁。近年品官綠袍及舉子白襕下皆服紫色，亦請禁之。其私第便服，許紫皂衣、白袍。舊制:庶人服白，今請流外官及貢舉人、庶人通許服皂?！庇衷?“奉詔詳定車服制度，請從三品以上服玉帶，四品以上服金帶，以下升朝官、雖未升朝已賜紫緋。雖升朝著綠者，公服上不得系銀帶，余官服黑銀方團胯?！倍斯岸?989)十一月九日，禁止民間服紫，詔曰:“縣鎮(zhèn)場務諸色公人并庶人、商賈、伎術、不系官伶人，只許服皂、白衣，鐵、角帶，不得服紫”。

仁宗即位后，以“儉樸躬行”，并于大圣三年(1025)下令:“在京士庶不得衣黑褐地白花衣服并藍、黃、紫地撮暈花樣，婦女不得將白色、褐色毛段并淡褐色匹帛制造衣服。

進入明代，明太祖朱元璋限定服飾的顏色，籍此確立等級。明代繼元之后，取法周、漢、唐、宋，服色所尚為赤色。官員服色以赤色為尊。當時還規(guī)定，玄、黃、紫三色為皇家專用，而官吏軍民的服裝，均不許用這三種顏色，違者即屬觸犯法律。

中國服飾與服飾文化的發(fā)展，演變的歷程表明，隨著文明傳播與時代進步，御寒避暑已不再是服飾的主要功能。與此相應，服飾及其文化的政治、禮教等一系列社會功能連同裝飾與展示等社會作用，卻俞益凸顯，并且不斷得以強化，從而為人們的社會生活注入了異常豐富的內涵。而在此過程中，清代服飾從官到民各個層次的規(guī)制與樣式都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

滿洲貴族入關前即厘訂冠諸制，及清朝政權建立后，對于服飾制度進一步從法律上予以確立和規(guī)范，特別是清王朝定都北京后，對于服飾規(guī)定進行了多次修訂。順治九年(1652)，順治帝又飭命禮部制定《服色肩輿永例》，經(jīng)皇帝欽定后，頒行天下。依循對象身份貴賤的不同而表現(xiàn)出森嚴有序的等第差別。按照規(guī)定，各級官員的服制、服色必須遵守等級制度的限定，以此形成上下有別、尊卑有序，成為清代等級森嚴的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表征，充分反映出清代服飾規(guī)定中帶有深刻政治烙印的“辨名次、昭名分”的服飾特征。

中國歷代的服飾色彩，歷代異尚: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尚赤，唐服尚黃。從歷代的服飾色彩演變中不難發(fā)現(xiàn)，古代服飾色彩始終以正色為尊，注重衣色之純。

人類生存的環(huán)境復雜多樣，生存于其中的文化群體創(chuàng)造著自己千姿百態(tài)的文化。作為人類文化一部分的色彩文化同樣呈現(xiàn)出五顏六色、風情萬種的姿態(tài)，色彩文化背后隱藏的限制因子尚難窮盡，博大精深的色彩文化仍值得我們做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

參考文獻

[1] 宋鎮(zhèn)豪:《中國春秋戰(zhàn)國習俗史》，第185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

[2] 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第140頁，中華書局，1981年

[3] 《晉書輿服志》亦云:秦“郊祭之服皆以袀玄”。

[4]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金谷園車站11號漢墓發(fā)掘簡報》，《文物》 1983年第4期

[5]《晉書良吏傳》

[6]《隋書》卷一二《禮儀志》，中華書局，1982年

[7]《舊唐書》卷四五《輿服志》，中華書局，1975年?！缎绿茣肪矶摹盾嚪尽?，中華書局，1986年

[8] 《長安雜題長句六首》，《全唐詩》卷五二一，中華書局，1996年

[9] 《開元雜題七首》，《全唐詩》卷七三五，中華書局，1996年

[10] 《十駕齋養(yǎng)新錄》卷一O《唐人服色視散官》，《嘉定錢大盺全集》第7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

[11] 《唐會要》卷七二，中華書局，1990年

[12]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

第2篇：隋代詩歌研究范文

（一）先唐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

先唐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主要有《莊子》、《楚辭》、《史記》和陶淵明等的接受研究。楊柳《漢晉文學中的〈莊子〉接受》（巴蜀書社2007年版）從莊子生命意識、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說方式三個方面來探討漢晉文學對莊子的接受，著者認為《莊子》強烈的生命精神及由此生發(fā)的詩性精神是漢晉士人和文學對其進行選擇接受的一個主要興奮點。白憲娟《明代〈莊子〉接受研究》（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從文學、注本和理性闡釋三個方面來探討明代《莊子》接受的縱向走向?！冻o》的接受研究雖然還沒有專著出版，但也有不少論述文章。如劉夢初《論賈誼對屈原精神的接受》（2004）、孟修祥《論初唐四杰對楚辭的接受與變異》（2002）、《論李商隱對楚辭的接受》（2002）、《試論劉禹錫接受屈騷的契機與必然》（2004）、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詩人對〈楚辭〉的接受》（2005）、蔣方《唐代屈騷接受史簡論》（2005）、張宗?！墩摾钯R對〈楚辭〉的接受》（2008）、葉志衡《宋人對屈原的接受》（2007），等等。這些文章主要是探討唐人對屈原《楚辭》的接受情況。

陳瑩《唐前〈史記〉接受史論》（陜西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和俞樟華、虞黎明、應朝華《唐宋史記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分別對唐前、唐代和宋代的《史記》接受情況進行了個案研究。李劍鋒《元前陶淵明接受史》（齊魯書社2002年版）把元代以前的陶淵明接受分為三個時期，即奠基期（東晉南北朝）、發(fā)展期（隋唐五代）和期（兩宋），并且力求從共時形態(tài)和歷時形態(tài)兩個層面上來進行陶淵明接受史的探討。劉中文《唐代陶淵明接受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唐詩的發(fā)展線索，全面而有重點地描述了唐人對陶淵明思想與藝術接受的歷史特點，闡述了陶詩與唐詩之間復雜的、深層的關系。田晉芳《中外現(xiàn)代陶淵明接受之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則探討了現(xiàn)代的陶淵明接受情況，包括中國和外國的接受，視角較獨特。此外，唐會霞《漢樂府接受史論（漢代—隋代）》（陜西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羅春蘭《鮑照詩接受史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王芳《清前謝靈運詩歌接受史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分別對漢樂府、鮑照詩歌、謝靈運詩歌的接受情況進行了研究。

（二）唐五代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

唐代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主要有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李商隱、元稹、白居易、姚合、賈島等人的詩歌接受研究。臺灣楊文雄《李白詩歌接受史》（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第一部古代文學接受個案研究的著作，對李白詩歌接受進行史的梳理和分析。后來，王紅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則對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較為具體詳細的論述，按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個階段加以探討。臺灣蔡振念《杜詩唐宋接受史》（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年版）對杜詩的唐宋接受進行了史的梳理和分析。黃桂鳳《唐代杜詩接受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則專注于唐代杜詩的接受研究，把唐代杜詩接受分為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個時期。杜曉勤《開天詩人對杜詩接受問題考論》（1991）、《論中唐詩人對杜詩的接受問題》（1995）等論文則專門論述了中唐詩人對杜詩的接受。谷曙光《韓愈詩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一書通過大量的文獻梳理系統(tǒng)地探討了韓愈詩歌在宋元的接受情況，認為“以文為詩”是韓詩與宋、元詩人在藝術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線索。

查金萍《宋代韓愈文學接受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則從韓愈的儒學思想、文學思想、詩歌與散文四個方面全面論述了宋人對韓愈的接受情況，指出宋代對韓愈文學的接受是在北宋時期，到南宋則漸趨衰弱。劉磊《韓孟詩派傳播接受史研究》（武漢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對韓愈、孟郊等人的詩歌傳播接受情況進行了探討。楊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學接受史》（蘇州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探討了唐宋時期柳宗元的接受情況，特別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為詳細，先是總論，后是分古文和詩歌兩方面來論述。劉學鍇《李商隱詩歌接受史》（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一書分為“歷代接受概況”、“闡釋史”、“影響史”三個部分來探討李商隱詩歌的接受史，重點是“歷代接受概況”，以大量的文獻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來的接受歷程。米彥青《清代李商隱詩歌接受史稿》（中華書局2007年版）認為李商隱詩歌在理學盛行的宋、元、明三代并沒有被廣泛地接受，清代才是李商隱詩歌接受的重要時期。全書從虞山派、婁東詩派、黃任和康雍詩壇、黃仲則及乾嘉詩壇、桐城派及曾氏家族、吳下西昆派、樊增祥、易順鼎、清代女詩人等地域文學、家族文學和女性文學幾方面來探討清代對李商隱詩歌的接受。

李丹《元白詩派元前接受史研究》（武漢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對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四人的詩歌在唐五代和兩宋時期的接受情況進行了詳細的研究。此外，尚永亮《論宋初詩人對白居易的追摹與接受》（2009）、趙艷喜《論北宋晁迥對白居易的接受》（2008）等論文對白居易的宋代接受進行了論述。陳文忠《〈長恨歌〉接受史研究》（1998）、陳友康《〈長恨歌〉的文接受史分析》（2000）等論文則對白居易的名篇《長恨歌》的接受情況進行了探討。此外，白愛平《姚賈接受史》（陜西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對賈島、姚合并稱接受進行了史的梳理和研究；張朝麗《論宋末元初文人對李賀詩歌的接受》（2004）、陳友冰《李賀詩歌的唐宋接受》（2008）等論文對李賀詩歌接受進行了探討；李春桃的博士論文《〈二十四詩品〉接受史》（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對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的接受進行了論述。五代時期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以《花間集》為典型。李冬紅《〈花間集〉接受史論稿》（齊魯書社2006年版）對《花間集》的接受進行了史的梳理。范松義《宋代〈花間集〉接受史論》（2010）、范松義、劉揚忠《明代〈花間集〉接受史論》（2004）等論文也對《花間集》接受進行了研究。

（三）宋金元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

宋代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主要有蘇軾、柳永、周邦彥、辛棄疾等人的接受研究。張璟《蘇詞接受史研究》（光明日報出版社2009年版）注重于“變”的立論點，從文體正變、詞史流變、詞風消長、時運盛衰、才性各異等各個方面，對蘇詞在宋金元明清的接受情況進行了詳細的論述；仲冬梅《蘇詞接受史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3年）對蘇詞接受情況也進行探討。陳福升《柳永、周邦彥詞接受史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4年）梳理和研究了柳、周二人之詞在歷代的接受情況。程繼紅《辛棄疾接受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探討了辛詞的接受情況，上編從南宋慶元以前到當代各大學通行的詞選本中，選擇最有代表性的18種選本作為抽樣調查的對象，以總結歸納歷代辛詞接受與消費的規(guī)律；下編通過自南宋至近代王國維的評論，探討批評史中的辛詞接受情況。朱麗霞《清代辛稼軒接受史》（齊魯書社2005年版）則對清代辛棄疾詞的接受進行了研究；李春英《宋元時期稼軒詞接受研究》（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對宋元時期辛棄疾詞接受進行了探討。陳偉文《清代前中期黃庭堅詩接受史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對清代前中期的黃庭堅接受情況進行較為詳細地的研究。金元時期的文學接受個案研究以元好問和《西廂記》接受研究為代表。張靜《元好問詩歌接受史》（中國社會出版社2010年版）一書把元好問詩歌接受史分為三個時期，即形成時期（金元）、曲折發(fā)展時期（明代）、時期（清代）。全書主要是梳理各個時期詩評家對元好問詩歌的闡釋、詩人創(chuàng)作受到元好問詩歌影響的情況，并輔以選本、集本的效果和傳播研究。伏滌修《〈西廂記〉接受史研究》（黃山書社2008年版）從刊刻、選本與曲譜收錄、演唱、本文批評、題評考訂、改續(xù)之作、文學影響等各方面探討了《西廂記》在明清時期的接受情況。

（四）小說接受個案研究

古代小說的接受研究成果很少，最早以接受來研究小說的專著是劉宏彬《〈紅樓夢〉接受美學論》（1992），但該書更多的是美學意義上的探討。高日暉、洪雁《水滸傳接受史》（齊魯書社2006年版）對《水滸傳》的接受進行了研究，把《水滸傳》接受史分為明代、清代、清末民初、現(xiàn)代和當代幾個時期。郭冰《明清時期“水滸”接受研究》（浙江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則對明清時期的“水滸”接受進行了探討，分統(tǒng)治者、文人和民眾三個層面來論述。宋華偉的博士論文《接受視野中的〈聊齋志異〉》（山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對《聊齋志異》的接受進行了論述，分古典接受階段、建國前的現(xiàn)代接受、建國初期的接受階段、新時期的接受階段幾個時期，并考察了《聊齋志異》的域外接受情況。

二、古代文學接受研究的反思

無庸置疑，古代文學的接受研究取得了較為突出的成就，特別是在借鑒外來的接受美學作為古代文學研究的理論指導方面，經(jīng)過磨合、融通和拓新后，廣泛地運用到古代文學研究當中，不僅使外來理論得到了本土化轉換和運用，而且開拓了從讀者接受視角研究文學的新視野，促進了古代文學研究新的學術生長點，其學術價值和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同時，古代文學接受研究十分注重經(jīng)典作家作品的接受研究，這既充分體現(xiàn)了“經(jīng)典”的藝術價值、藝術魅力和藝術影響力，也展示了研究者對于“經(jīng)典”研究對象選擇的學術銳敏性，有助于幾千年的文學經(jīng)典作家作品的藝術成就和藝術價值得到當代重估和轉化，有助于傳統(tǒng)文化在當代復興和繁榮。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古代文學接受研究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處：

一是接受理論的進一步轉化和深化問題

接受研究強調從讀者視角來研究文學的傳播問題，而讀者接受往往是與文本傳播相伴而生的，因此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如何區(qū)分文學接受與文學傳播也就成了研究中的現(xiàn)實難題。如張靜《元好問詩歌接受史》雖題為接受史，但一些章節(jié)內容涉及到傳播的問題，如元好問詩文集編定、刊刻顯然是屬于傳播范疇。而有些問題的討論則很難區(qū)分是傳播還是接受。像元好問詩歌的選錄研究，從元好問詩歌本身來看，它是傳播范疇；從詩歌選錄者來看，它又是接受范疇。再如清代元好問詩歌的評點與箋注，從評點與箋注者來看，屬于接受范疇；從元好問詩歌本身來看，又屬于傳播范疇。盡管有些學者已經(jīng)對文學接受的理論作過一些探討，并且有過文學接受研究的學術反思，但這些理論和反思所提供的答案尚未圓滿解決研究中的難題。因此，從理論和實踐上進一步理清接受與傳播、接受與研究的本質區(qū)別，這樣才能真正深化古代文學的接受研究，開拓研究新境界。要真正解決傳播與接受的區(qū)分，突出文學接受，還是應該抓住“讀者接受”這一核心觀念。因為文學傳播本質上是離不開讀者接受的，沒有讀者接受就沒有文學傳播，在讀者接受這一核心觀念下，既可以厘清傳播與接受的區(qū)分，也可以對傳播材料作接受解讀，從而深入探討文學接受之于傳播的價值和意義。

二是接受研究實踐進一步拓展和創(chuàng)新問題

古代文學接受研究以經(jīng)典文學作家作品的個案研究為主，同時也有一些宏觀上的接受研究。其中，個案研究主要涉及到《莊子》、《楚辭》、《史記》、陶淵明、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李商隱、元稹、白居易、姚合、賈島、蘇軾、柳永、周邦彥、辛棄疾等。無疑這些個案研究突出了中國文學的經(jīng)典性，特別是唐詩和宋詞的經(jīng)典性。但無論是時代的分布上，還是研究對象的數(shù)量上，個案研究中經(jīng)典作家作品都不具有廣泛性，采集面顯得較為狹窄。因此，突破唐詩宋詞的視閾局限，進一步拓展經(jīng)典作家作品對象采集是個案接受研究努力的方向。宏觀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正如前面綜述所論，其研究也在存較大問題。宏觀研究一方面要從時間視閾出發(fā)進行通代或斷代接受梳理，探討中國文學的通代或斷代接受情況；另一方面也要從空間視閾出發(fā)進行某一地域文學的接受情況，探討某一地域文學的接受或被接受情況。同時，宏觀研究還可從作家群體接受、作家流派接受、文學家族接受等方面來創(chuàng)新。宏觀研究需注意主流文學與次流文學、主要作家與次要作家之間關系處理，否則宏觀的接受研究就容易變成為個案研究的拼盤，而顯示不出宏觀接受研究所具高屋建瓴的學術價值和意義。

三是接受研究的文化視閾問題

第3篇：隋代詩歌研究范文

關鍵詞： 《中國古代音樂史稿》 樂學律學 民間俗樂 音樂史 古代樂器

研究中國古代音樂史，一定會談到楊蔭瀏先生的《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一書。這本書有著轉向唯物史觀的歷史性成就，主要是以豐贍的資料、充分的篇幅描述了各個歷史時期中國人民創(chuàng)造音樂文化的累累成果，無論是在廣度方面和深度方面都超過以往中國古代音樂通史著作的成就。

一、樂學律學方面，以及自唐宋以降對于民間俗樂的極大關注

1.樂學律學方面

春秋戰(zhàn)國時起，古、新兩種音階并存和確立的判斷；兩晉南北朝時期對何承天“新律”、茍勖笛律的解釋；隋代出現(xiàn)八聲音階，以及關于清商調音階的判斷；唐代燕樂二十八調問題的提出，并聯(lián)系后世乃至現(xiàn)存的古老樂種，如西安鼓樂、福建南音、智化寺管樂等；中國歷史上三種律制并存、異律并用的判斷，等等。

2.對民間俗樂的關注

唐宋以降民間俗樂諸多樂種的論述，不僅資料工作扎實，而且常常自先代牽線聯(lián)系，創(chuàng)見迭出，如唐代的曲子，宋代的詞，直到明清的小曲等，不僅將它們看作縱向發(fā)展的歷程，而且分析它們和說唱、戲曲之間的血肉聯(lián)系；宋金元明清時期的市民音樂，包括藝術歌曲、說唱、樂器和器樂的論述；宋金元明清時期的戲曲藝術，包括諸多劇種、聲腔的發(fā)展歷程，而且包括自先秦以來逐漸成長的線索(散樂、百戲、歌舞戲、院本、雜劇、南戲等)；對元雜劇、南北曲等的曲調與唱詞的關系，從語言音樂學的高度具體分析其特點，并指出與西方音樂特點的區(qū)別；在中國傳統(tǒng)音樂中，闡明同一曲牌經(jīng)過變化表現(xiàn)不同內容，對“一曲多用”的特點進行分析和肯定，等等。此外還有關于《詩經(jīng)》和楚辭的曲式因素的分析；漢代相和歌、大曲曲式的分析，并和后世乃至現(xiàn)代的有關資料相聯(lián)系；樂器方面對琵琶沿革的探索；自周代以降貫穿各個歷史時期的對少數(shù)民族音樂的關注，等等。

在《史稿》中，楊先生還相當廣泛地吸收了近現(xiàn)代學者的學術成果，這是其視野開闊，重視學科交緣的結果，也是其歷史觀念發(fā)生趨向唯物史觀的變化、研究范圍擴展的結果。其中重要的學者有：李純一、曹安和、郭沫若、王國維、錢南楊、陳汝衡，以及日本學者林謙三，等等。

二、音樂史的著述中有音樂

以往的很多同類書籍也好，現(xiàn)在的同類書籍也好，都存在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在大量的書面材料影響下，片面強調雅樂和其樂律的重要性，陷入沒有音樂的歷史缺陷中。在沒有原始音響資料和流傳下來的樂譜資料有限的情況下，《史稿》采用了正確而有效的手段來解決這一僵局，效果十分明顯。第一，通過一些有限的文獻記載來分析和推斷當時的某些音樂品種形式結構的面貌，比如說通過有關漢“相和歌”和“相大曲”中“解”、“艷”、“趨、”“亂”等音樂術語的文獻記載來分析、推論“相和歌”和相和大曲中的若干曲體形式、藝術手法，或者通過對有關唐代坐、立部伎和唐代大曲的文獻資料及詩歌的記錄來分析推論唐代大曲的曲式結構等。第二，通過較晚時期記錄下來的樂譜來看較前時期的音樂。如在古琴方面可以通過明朝才出現(xiàn)的樂譜翻譯來推知漢代古琴音樂方面的一些情況，琵琶方面可以通過清末琵琶譜來推知元代琵琶音樂方面的若干成就等。第三，通過近現(xiàn)代仍然在民間流傳的古老音樂曲種、樂種的挖掘來探索古代音樂的歷史變遷，例如對清末“彈詞”藝術，就正是通過對近現(xiàn)代仍然流行的一些曲調來進行研究的。這樣音樂史便發(fā)出了聲音。

三、對古代樂器的重要研究

古代樂器是音樂考古學的重要分支，其研究涉及經(jīng)濟、地理、政治、歷史、文學、科技等諸多學科，同考古學中的其他分支一樣，其研究方法要遵循“歷史第一”的觀點，科學地運用與之相應的原則、方法。由于古代樂器的研究對象主要為考古所挖掘的實物，這就要求我們在研究中要注重歷史各時期的生產力發(fā)展水平、政治制度演變及文學作品的表現(xiàn)同步的考證原則，使之與生產力相適應，與政治制度相對應，與文學作品相呼應，從而最大限度地保證古代樂器研究的真實、可靠、科學。

我國古代的原始社會生產力低，人們只能制作出簡單的樂器，材料多為動物的骨頭或者是陶、竹、木等。青銅器的出現(xiàn)促進了樂器的改進，原有的打磨更加精細，出現(xiàn)了笙、簫、編鐘、編罄等。春秋戰(zhàn)國時期鐵器水平提高，代表樂器是笛子。秦漢時期出現(xiàn)了排簫、羌笛、琵琶等樂器，表明多孔多弦樂器有很高的工藝要求。唐代長安城是世界經(jīng)濟文化交流中心之一，隨著外來音樂的融入，樂器品種多達三百種。引人注目的是兩種拉弦樂器。一種是扎箏，有七條弦，一種是奚琴，有兩條弦，均用竹片擦弦。后者是今天胡琴的前身。宋代科技更為進步，樂器改制較多。此時的奚琴改為嵇琴。元代承金制，帶有明顯的元代標志的有馬尾胡琴、三弦、嗩吶、火不思、云（云鑼）、興隆笙（管風琴）等。而明清兩代主要是以戲曲伴奏樂器為主，主要有笛子、嗩吶、笙、琵琶、阮、鑼、鼓，胡琴也細分為京胡、板胡、馬頭琴、高胡等。

文學作品中留下了大量的古代音樂、古代樂器的痕跡。西周“五聲、六律、十二宮、旋相為宮也”，完成了十二律和七聲音階?！对娊?jīng)》中記載樂器有幾十種之多，《論語》中有“鼓瑟希”、“聞弦歌之聲”，《墨子》中記有“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為不為樂也”，屈原的《九歌》，司馬遷的《史記》等都留下了古老的余音。曹丕《燕歌行》中有“援琴鳴弦發(fā)清商”；阮籍《詠懷》詩中云“起坐彈鳴琴”、“簫管有遺音”；唐詩中更多見“羌笛”、“胡茄”之聲，又有白居易的《琵琶行》；《孔雀東南飛》中有“十五彈箜篌”；《宋詞》、《元曲》中音樂、樂器散布其間，《馬可?波羅游記》則描寫了胡琴的美妙之聲。文學作品中留下了古代樂器演變的軌跡，也彌補了音樂考古中的空白，同時為考古提供了有利的佐證。

參考文獻：

［1］馮文慈.《中國古代音樂史稿》的歷史性成就及其局限――在紀念楊蔭瀏先生誕辰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fā)言.人民音樂，2000.1：15.

［2］宋新.讀中國古代音樂史稿.史學月刊，2003.11.22.

第4篇：隋代詩歌研究范文

［關鍵詞］ 翻譯;倫理道德意義;對話;策略選擇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3-5595(2012)02-0093-05

翻譯行為是一個以譯者為中心的復雜系統(tǒng)。從靜態(tài)的角度來看,它不僅包含譯者與作者、讀者的主體間關系,也包含譯者與文本以及世界的主客體關系。從動態(tài)的角度來看,它是譯者在主體間和主客體對話基礎上不斷選擇的行為過程。無論從哪個角度,翻譯都與倫理道德有著深刻的聯(lián)系。概言之,無論主體間關系還是主客體關系中都包含著倫理道德的內容,翻譯行為必然受到一定的倫理道德原則和規(guī)范的制約,并往往對社會的倫理道德價值觀產生影響。由此可見,翻譯研究不僅應該關注語言層次上的對錯問題、話語層次的美丑問題,還要關注倫理層面的道德問題,即言語行為的是非善惡問題。這三個層面的研究既獨立又聯(lián)系,可以使人們全面地認識翻譯行為的本質。

一、研究現(xiàn)狀

從倫理學的層面研究翻譯主要涉及翻譯主體品格以及翻譯系統(tǒng)中主體間、主客體關系的倫理道德內涵,翻譯行為與社會倫理道德的關系,翻譯行為的倫理道德價值,翻譯的倫理道德規(guī)范和評價等問題,根本的目的在于思索和分析翻譯行為的倫理道德內涵和意義。以經(jīng)驗的、隨想性為主要特征的古典譯論,對于倫理道德問題的關注體現(xiàn)在“忠實” 翻譯的觀念中,在中國古典譯論中主要建基于宗法倫理精神,而西方以宗教翻譯為基礎的早期譯論則帶有宗教倫理的痕跡?，F(xiàn)當代系統(tǒng)的譯論要么關注語言學范疇的語言結構規(guī)則,要么關注美學范疇的藝術規(guī)則而忽視了倫理層面的道德問題,“科學”和“藝術”二元對立長期壟斷翻譯研究領域的事實就是該現(xiàn)象的有力注腳。20世紀80年代以后,翻譯的倫理問題越來越引起西方翻譯研究者的注意,一些理論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涉及翻譯的倫理道德問題：如女性主義的翻譯理論注意到翻譯和性別差異的聯(lián)系,揭示了翻譯所體現(xiàn)的兩性不平等關系;后殖民主義的翻譯理論則注意到翻譯所體現(xiàn)的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角色關系;功能主義的翻譯理論則強調翻譯的職業(yè)服務特點等等。佩姆(Anthony Pym)在其主編的翻譯研究文集《翻譯研究向倫理的回歸》的前言中指出：“翻譯研究已經(jīng)向倫理問題回歸?！保?］赫曼斯(Theo Hermans)、圖瑞(Gideon Toury)等人關于翻譯與規(guī)范的爭論,威努蒂(Lawrence Venuti)關于譯者隱身,諾德(Christian Nord)對忠實原則的重新解釋等等都反映了翻譯研究的這一趨向。徹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還從倫理的角度概括了翻譯的五種模式,即再現(xiàn)倫理模式、服務倫理模式、交際倫理模式、規(guī)范倫理模式、義務倫理模式等,并提出了翻譯的四個價值原則,即清晰(clarity)、真實(truth)、信任(trust)和理解(understanding)等。［2］這些研究無疑有助于人們認識翻譯在倫理層面的價值發(fā)生問題,但從中也可以看出,其關注點主要在于翻譯與規(guī)范、翻譯的倫理原則等問題。筆者認為，翻譯行為本身的倫理道德內涵、意義及其表現(xiàn)應該成為翻譯研究的重要內容。

二、翻譯的倫理道德表現(xiàn)

第5篇：隋代詩歌研究范文

高中語文選修課程的現(xiàn)實困境

（一）語文選修課程的角色錯位

“所謂選修課程是指那些為了適應學生興趣愛好和勞動就業(yè)的需要而開設的、可供學生在一定程度上自由選擇修習的課程?！雹龠@類課程開發(fā)的主體是學校、教師。“（它）通常以選修課的形式出現(xiàn)?！雹凇叭藗兞晳T上將學校自主開發(fā)的課程稱為校本課程?！雹壅n程專家也指出，選修課程與校本課程因劃分標準不同不能歸為同類課程。選修課程是與必修課程對應的，校本課程是與國家課程、地方課程對應的。然而語文選修課程的目標究竟如何定位?這又成了語文選修課程實踐的焦點問題。

課標指出:“高中語文選修課程是在必修課程基礎上的拓展與提高……選修課必須以課程目標為依據(jù)，充分考慮學生需求和實際水平……學校及教師應充分發(fā)揮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努力創(chuàng)造條件，建設滿足社會發(fā)展需求和學生愿望的選修課。”顯然，課程改革設計者希望教師參與選修課程開發(fā)，并逐步成為開發(fā)的主體。教師在實踐中確實表現(xiàn)出極大的熱情。廣州65中學沈在連等開發(fā)的“廣告語言鑒賞”，長沙明德中學張建斌開發(fā)的“《離騷》研究性學習指導”，長沙一中高陽平等開發(fā)的“《人間詞話》選讀”，常州二中語文組開發(fā)的“《論語》選讀”等選修課程都成了課程開發(fā)的典范。然而，我們在課改實踐中也看到，語文選修課程開發(fā)還處于試驗探索階段，許多學校還不具備開發(fā)具有校本特點的語文選修課程實力。學校要開設語文選修課程，就只能圍繞高考可能考的、教育主管部門規(guī)定的科目開設，所開設的選修課程突出共性特征，缺少個性特征。教育行政部門基于當?shù)馗呖紝嶋H，又確立了相應的選修教材，這就導致選修教材開發(fā)權上移。教師也只好把選修課程當作必修課程來教，選修課程的校本特征也就被淡化了。選修課程實踐與目標的錯位成了課改的新問題。

(二)語文選修課程資源與教學需求的不對稱矛盾

課標要求學生可以在第一階段的五個系列中任意選修4個模塊，這種限制性的選修是為了保證學生的共性基礎。學生可以在第二個階段的若干門課程中任選3門，這是為了滿足學生個性發(fā)展需求。第二階段的選修課將直接引發(fā)課程資源與學生學習需求之間的矛盾。課標指出:“學校應按照各個系列的課程目標，根據(jù)本校的課程資源和學生需求，有選擇地設計模塊……選修課程也應該體現(xiàn)基礎性，但更應該致力于讓學生有選擇地學習，促進學生有個性的發(fā)展?！闭n程資源的關鍵因素是教師和學校文化資源。學校文化資源具有歷史性和地域性，難以改變。而最具活力的因素――教師在開發(fā)課程時又面臨許多困難。首先是教師課程理論知識的欠缺，其次是教師專業(yè)知識的欠缺，再次經(jīng)費短缺也將成為課程開發(fā)的障礙。

我們在課改實驗學校調查時發(fā)現(xiàn)，班級少的學校，教師很難按課標要求開足開全選修課。師資力量的不足成為制約選修課開設的瓶頸。為了緩解矛盾，一些學校不得不強調所有語文教師都必須開設選修課，如此選修課程質量也就不得不打折扣。隨著實踐的不斷深入，語文選修課程資源與學生需求之間的矛盾將日益突出，如何化解這對矛盾又將成為一個新的難題。

(三)語文選修課程評價原則的公正性能否彰顯

選修課程評價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采用何種評價方式進行評價都不僅僅是教育內部的事，它往往關涉社會利益再分配的大問題。高中課程改革開展兩年多了，國家的課程評價方案至今沒有出臺，廣東、海南、山東只公布了評價方案的討論稿，人們還在等待、觀望。從隋代到現(xiàn)在，考試評價一直是一種普遍使用的評價方式。雖然近年來人們批評考試制度，但是很少有人懷疑考試評價的公平性。課標要求:“選修課的評價尤其要突破一味追求刻板劃一的傳統(tǒng)評價模式，努力探索新的評價方式來促進目標的達成。”評價應根據(jù)不同的情況綜合采用不同的方式。這些要求沒有錯，專家們提出的觀察評價、檔案袋評價、過程評價等方法正逐步推行，評價正在走向多元化。比如，李貴明老師在“現(xiàn)代詩歌的鑒賞與寫作”選修課程中要求“背誦10首詩歌，了解10位現(xiàn)代詩人，創(chuàng)作一首詩歌”。④顯然，這些屬于可以量化的評價指標。李老師還提出非量化評價指標，即“言談、舉止、態(tài)度、習慣等”。廣大教師正努力用多元評價的方式評價學生。但是我們也不能不面對這樣的現(xiàn)實:有的教師為了留住選修學生刻意降低評價標準；有的教師迫于高考壓力隨意降低評價標準；有的教師迫于社會人情壓力降低評價標準；等等。人們不禁提出:語文選修課的評價還能堅守公平性原則嗎?學生提出選修不同的模塊，將來高考怎么考?如果高考考查選修內容，那么選修模塊之間考查難度值能保證一致嗎?

高中語文選修課程實踐引發(fā)的抉擇思考

(一)語文選修課程應該為學生個性發(fā)展創(chuàng)設何種空間

課標指出:“高中語文的教學，要在保證全體學生達到共同目標的前提下，充分關注學生在語文學習中面臨的選擇，努力滿足其學習要求，支持其特長和個性發(fā)展?！北匦拚n要完成培養(yǎng)共性的任務，選修課程更多的是要完成個性發(fā)展的任務?！皞€性發(fā)展指的是在一段時間內個體能力、動機和價值的獨特模式的確立，它使個體事先傾向于以獨特的方式，對各種情境和環(huán)境刺激做出反應?！雹萑说膫€性發(fā)展受先天條件、社會環(huán)境和學校教育的影響。高中語文選修課程為促進學生個性發(fā)展創(chuàng)設了良好的環(huán)境。選修課推出以后，學生抱有極大的興趣。特級教師王土榮發(fā)現(xiàn)，受學生歡迎的前三位語文選修課是:說話藝術、影視欣賞、小說閱讀。備受學生冷落的選修課程是:《論語》選讀。當問及選課的理由時，學生說前三門學起來輕松有意思，《論語》難讀沒意思。這種具有充分自由度的選課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學生的片面學習需求。

人類學家認為，人的個性發(fā)展既要受自然化條件制約，又要受社會化條件制約，二者缺一不可。語文選修課程創(chuàng)設了自由化空間，卻忽視了社會化空間的建構。這種片面強調學生個性發(fā)展的做法是十分危險的。美國的高中選修課有許多限制，諸如“教師擇優(yōu)推薦”、“修習某科合格者”、“被確認為資優(yōu)者”，而選修一些高難度的具有一定學術價值的課程將是一種榮譽。美國的這些限制實際上強化了社會化條件的價值。我們的語文選修課程強調了學生的自由度，卻漠視了學生選修課程的社會價值。如此，學生的“個性發(fā)展”能否實現(xiàn)，也就成了語文教育工作者值得深思的問題。

(二)語文選修課程真的能夠成為教師專業(yè)發(fā)展的加速器嗎

教師專業(yè)發(fā)展是指教師個體由新手逐漸成長為專家型教師的過程。開設語文選修課程理論上創(chuàng)設了教師專業(yè)發(fā)展的自由空間，教師們對此充滿期待。研究資料表明，教師專業(yè)發(fā)展需要具備幾個條件:1.教師參與課程開發(fā)；2.教師參加業(yè)務培訓；3.教師參與校本研究；4.專家具體指導。在課程改革實踐中，教育主管部門正在積極創(chuàng)設教師專業(yè)發(fā)展的條件。但同時也有許多不利因素在困擾著教師專業(yè)發(fā)展。首先，語文選修課程已經(jīng)顯露出“防教師”的傾向。按照有關政策規(guī)定，課程開發(fā)要經(jīng)省市教育主管部門立項審查，批準后方能實施，難度很大；再加上教育主管部門已經(jīng)推行了配套的語文選修教材，學校自主開發(fā)選修課也就成了點綴。其次，校本教研困難重重，農村中學尤甚。校本研究是一種基于學校教育教學實際的研究，許多教師為了評職稱才參與研究，絕大多數(shù)教師缺少校本研究的自覺性。再次，教師與專家直接對話難以實現(xiàn)。大多數(shù)農村中學缺少與高等院校或科研機構的聯(lián)系，教師們只能從事一些低層次的研究。最后，教師培訓注重理論闡釋而缺乏實踐措施研究，導致培訓缺少對實踐的指導價值。教師專業(yè)發(fā)展關涉課程改革的成敗，我們應該遵循語文選修課程的實踐規(guī)律，為語文教師專業(yè)發(fā)展創(chuàng)設自主空間，但是，當我們提供的幫助還不能滿足教師的需求時，教師專業(yè)發(fā)展能否提速也就成了現(xiàn)實問題。

(三)語文選修課程的人文性張揚能否走出以犧牲知識教學為代價的誤區(qū)

課標指出:“語文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tǒng)一，是語文課程的基本特點?！闭Z文選修課程在實踐中當然要體現(xiàn)這些特點，但在這變革時期，語文教師很難把握這個度。先生于20世紀初首倡“利器說”，葉圣陶先生發(fā)展為“工具說”。人們一直認為語文是一種工具。20世紀80年代陳鐘梁首倡“人文性”。語文界又爭論了20年。課標把“工具性”與“人文性”并列在一起是對爭論的總結，而這種總結又給語文選修課程教學實踐帶來了諸多麻煩。第一，教師不敢講知識，因為講知識就是強調“工具性”。第二，教師要用大量時間進行文本遷移，因為不遷移就不能體現(xiàn)“人文性”。第三，教師不敢闡述自己的觀點，因為闡釋自己的觀點就有可能背上違背自主學習要求的黑鍋?；谶@種認識，我們看到教師用于知識教學的時間少了，用于文本“思想性”分析的時間多了。一位教師執(zhí)教海子的詩，教師讓學生用大量的時間到網(wǎng)上查找關于海子死亡的材料，然后圍繞這些材料討論海子死亡的原因。教師試圖用這種方式進行“人文教育”，事實上這充其量是一種“思想教育”。用“思想性”取代“人文性”似乎成為一種時尚。有論者指出:“如果不把握(知識教育)這一點，很可能使高中階段的選修課，失掉基礎教育的基本特征，最終走入歧途。”⑥筆者認為，不論怎樣劃分知識類型（隱性知識、顯性知識，客觀知識、生成性知識等），知識本身都包含著“人文”的特性。

任何課程的學習都離不開知識的學習。當然,選修課程的學習也不例外。但是，必須強調的是，知識，特別是選修課知識的學習，不是僅僅要掌握概念、原理，記住教師的結論；更重要的是要學會探求學問的方法，培養(yǎng)應用語文、研究語言文字或文學文化的能力，并激發(fā)學生的興趣和潛能，促進學生的特長和個性發(fā)展，最終全面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yǎng)。如果不把握這一點，很可能使高中階段的選修課失掉基礎教育的基本特征，最終走入歧途。

注釋：

①施良方《課程理論》，教育科學出版社1996版，第125頁。

②鐘啟泉《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解讀》，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版，第390頁。

③許潔英《國家課程、地方課程和校本課程的含義、目的及地位》，《教育研究》2005.8，第32頁。

④李貴明《中小學課程開發(fā)與示例》，清華大學出版社，140～143頁。

⑤瞿葆奎《教育與人的發(fā)展》，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776頁。

第6篇：隋代詩歌研究范文

隨著現(xiàn)代科技的飛速發(fā)展，一個電子時代亦即“E（electronic）時代”不期然地走進了千家萬戶，人們也在習焉不察中與網(wǎng)絡媒介、電子文本等發(fā)生著這樣那樣的關系。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不可能完全拒絕對電腦、手機等產品的使用，也不可能無視互聯(lián)網(wǎng)的海量信息而閉目塞聽。如果真要徹底排斥這些高科技帶來的新變化，恐怕你就會被人視為大大地落伍了。

與E時代相伴而生的新變化在大學校園中表現(xiàn)得尤其突出。一個簡單的事實是，由于大量傳統(tǒng)紙媒的數(shù)字化、電子化，師生們觀察問題、處理問題的視角和方式得到了顯著的改變，其教與學的效率也得到了相應的提升。在高校課堂里，老師授課使用多媒體課件已非常普遍，由此逐漸告別了手拿粉筆在黑板大段大段書寫的辛勞。學生也可借助多媒體的文字或聲畫展示，獲得更為準確的元典知識和視聽樂趣。倘若為師者偶爾講錯某一詞語、某一史實，甚至讀錯某個字音，臺下的學生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百度”一下，立馬可以指出你的失誤。如果是課堂討論或課下交流，遇到難解的問題，大家也會不約而同地求援于網(wǎng)絡信息或電子文本。以古典文獻的電子化為例，就筆者目力所及，當下已投入??場并可供檢索的大型電子文本就有《文淵閣四庫全書》（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四部叢刊》（北京書同文數(shù)字化技術有限公司、萬方數(shù)據(jù)電子出版社合作出版）、“國學寶典”（北京國學時代文化傳播公司研制）、“漢籍全文檢索系統(tǒng)”（陜西師大歷史文化學院研制）、“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制作），以及多種多樣的網(wǎng)絡版文獻資料。從功能來說，這些電子文本包容量大（僅“中國基本古籍庫”試用版即有10000種古籍書目，300種古籍全文數(shù)據(jù)和382個版本的圖像數(shù)據(jù)），排列方式多樣（如“漢籍全文檢索系統(tǒng)”就有四部序、時代序、拼音序），檢索速度快，使用起來非常便捷（如在《四庫全書》電子版中輸入關鍵詞，在幾秒或幾十秒時間內，即可在其3461種著作79309卷中找到所有與之匹配的資料）。利用這些電子文本，可以大大節(jié)省時間和人力，一人一天的工作成效或許勝過此前千百人一年甚至多年的工作效率。由此我們看到：一種先進的技術手段，奠定了一個嶄新的學術研究背景，為研究工作提供了莫大的便利。當此之際，敏于接受新事物、新方法的眾多青年學子對電子文本和與之相伴的檢索方式青睞有加，并在讀書寫作中頻繁使用，便不足為怪了。

這種充分利用電子資源進行詞語檢索、問題考證的方法，被稱作E考據(jù)。如果對此方法作一全面審視，一方面固然具有如上所說查閱范圍廣、檢索速度快、使用極便捷等優(yōu)長，但另一方面，它也存在因資料存量大而雜亂無序，因錄入、校勘不精而多有誤差等弊端。更重要的在于，過度地依賴電子文本，易于導致對傳統(tǒng)紙媒特別是原著閱讀的忽視。習慣了網(wǎng)絡資源的攝取和電子文本的便捷，易于導致使用者貪多求快，不講關聯(lián)，不作深思的治學惰性。長此以往，對初入治學路途、急需打牢文史根底的青年學子，勢必產生不良影響。

既然存在如上問題，是不是應該摒棄E考據(jù)的方法呢？回答是否定的。世間任何事物都包含利弊兩端，一把菜刀，可以切菜，也可以傷人。發(fā)達的互聯(lián)網(wǎng)，可以傳播海量信息，也可以成為謠言家的樂園。所謂“甘蔗沒有兩頭甜”、“科技猶如雙刃劍”，說的都是這個道理。事實上，作為一種與高科技相伴而生的方法，E考據(jù)不可能不帶有母題本身就存在的某些缺憾，認識不到這些缺憾而一味高度肯定，無疑是不明智的。但如果因為它有缺憾就無視其遠超傳統(tǒng)方法的優(yōu)長，甚至拒絕使用，那就如同讓人從大機器時代回到手工作坊，其僵化、冬烘更是不言而喻。人們常說：“兵無常勢，水無常形。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本痛硕裕椒ū旧聿o好壞，關鍵在于人如何運用而已。與其只圍繞方法說長論短，不如將注意力更多地放到如何提高使用者自身的學養(yǎng)上，以及如何更科學地使用此一方法上。而就高校教學來說，對學生迷戀互聯(lián)網(wǎng)、電子文本，使用E考據(jù)進行文獻檢索的行為，不是簡單的阻止，而是給以行之有效的指導，便成了高校教師必然面臨的一項新的任務。

二、運用E考據(jù)應注意的幾個方面

作為一種新興的、廣受青年學子青睞的研究方法，高校教師應如何加以指導，使學生在正確軌道上進行E考據(jù)呢？據(jù)我的粗淺理解，大概有以下幾個值得注意的方面。

（1）應讓學生明白：E考據(jù)方法不是不能用，但不必操之過急，尤其不能過度依賴。應在有了相當?shù)膶W術根基和研究經(jīng)驗后，以閱讀原著為主，附之以電子文本的檢索，這樣會使基本功厚重扎實些。我們知道，治學的基礎在于知識積累和提出問題，而不是一兩種新方法的使用?；仡檶W術史可知，任何一位有成就的學者，都經(jīng)過苦讀、勤練、博聞、慎思、明辨的治學歷程，由此形成豐贍的腹笥和觀察問題的敏銳眼光。換言之，學術能力的養(yǎng)成需要日積月累，需要坐冷板凳，只有將書一本一本地讀過，對遇到的問題認真細致地思考過，培養(yǎng)起對歷史文化的深切感知，才有可能在比較完整的知識背景下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才會有真知灼見。用王國維先生的話說，就是“宜由細心苦讀以發(fā)現(xiàn)問題，不宜懸問題以覓材料”[1]。倘若沒讀過幾本書，缺乏相應的知識積累，僅憑現(xiàn)代檢索手段快速查到一堆詞匯，就想獲得對研究對象的深入認知，幾乎是不可能的。在很多情況下，功利意識太強，凡事急于求成，反倒會心浮氣燥，亂了方寸，最后搞出一些經(jīng)不起推敲的急就章，其結果是誤了自己，也害了學術。

（2）在充分肯定新方法長處的同時，應強調使用E考據(jù)從歷史語境出發(fā)、講求事物間內在關聯(lián)的必要性。事間很多事情都是有因果關系、彼此關聯(lián)的，這種關聯(lián)有些是直接的、顯性的，有些是間接的，隱性的。只有在學習、研究文史過程中，從事物的內在關聯(lián)出發(fā)，才能提出真正具有學理性的問題，才知道用哪些關鍵詞去搜索自己所需材料，也才能對搜索到的材料去粗取精，逼近問題的核心。倘若只將注意力放在某些孤立的詞語上，而忽視了它的來龍去脈和相互關聯(lián)，進行單一的線性搜索，固然也能很快得到某些數(shù)據(jù)，但這些數(shù)據(jù)對問題的真正解決未必有利，有的甚至可能南轅北轍，使人深陷片面化、非學理化的泥潭。退一步說，即使查找某些孤立的詞語，如果不注意具體語境和前后關聯(lián)，不作細密甄別，也難保證其準確度。例如，在《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中，輸入“自然”二字，可檢索到19148個條目，或為“天地自然”，或為“自然而然”，或為“自然之性”，其含義各不相同。又如輸入“民主”一詞，共出現(xiàn)644條相關項，或為“封建君侯以為民主”，或為“一君二民主一而治眾”，或為“但有君民主役之分”，如不細細分辨，將其籠統(tǒng)地作為一個詞語，或皆視為今日所說民主自由之“民主”，訛誤可就大了。至于人名，問題更多，如僅“子美”一詞，即出現(xiàn)4186次。但這些子美并非都指杜甫，其中從先秦到明清均有字子美者，尤其是北宋著名詩人蘇舜欽亦字子美，在檢索項中多次出現(xiàn)。倘若將這些“子美”不加分別地都視為杜甫，則其數(shù)據(jù)統(tǒng)計的準確度就大打折扣了。

（3）指導學生利用E考據(jù)構建學術數(shù)據(jù)庫，為更長遠、深入的研究作前期準備。數(shù)據(jù)是證據(jù)的延伸和擴大，數(shù)據(jù)搜集到一定程度，便有了規(guī)模，有了系統(tǒng)。將這些數(shù)據(jù)通過計算機按一定組織方式集合在一起，便形成“庫”，即存儲、管理數(shù)據(jù)之庫[2]。數(shù)據(jù)庫的突出特點是存儲數(shù)據(jù)廣而全，管理數(shù)據(jù)有序而查找便捷。它要求對所要論證的某類問題進行竭澤而漁式的資料搜羅，要求對搜羅到的材料進行必要的精簡刪汰、系統(tǒng)歸納和分類排列，以使其在最大范圍、最大限度上以最便捷的方式對相關論點提供支撐，對學術研究的學理性、準確性、科學性提供保證。一個數(shù)據(jù)庫的建構，最初往往只是圍繞某些具有固定指向的問題進行的，但隨著數(shù)據(jù)的逐漸豐富，數(shù)據(jù)庫規(guī)模的不斷擴大和完備，其所指向的問題便已不局限在一兩個方面，從中還可發(fā)現(xiàn)此前未曾意識到的新問題，并對相關或相鄰的課題作出回應。在某種意義上，數(shù)據(jù)庫的建構過程，就是發(fā)現(xiàn)問題、細化和深化問題的過程。它一舉而多得，雖費力而成效顯著。表面看來，以高科技手段為依托、以資料搜集、統(tǒng)計等為主要內容的資料庫建構，還只屬于基礎層面的工作，而不是學術研究本身。但深入一步便會發(fā)現(xiàn)，這種基礎層面的工作從一開始便已構成學術研究的必要環(huán)節(jié)，而且要做好這些基礎性工作，仍然需要充分發(fā)揮人的聰明才智和專業(yè)知識，從多方面進行思考和創(chuàng)新。簡言之，一是需要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面對汗牛充棟的古典文獻，搜集哪些資料，建構什么樣的數(shù)據(jù)庫，這些資料、數(shù)據(jù)庫能解決哪些學術難題？都應在思考范圍之內。人們常說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實際上，數(shù)據(jù)庫建構之有無特點、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敢想、善想、會想，要既出人意料，又在人的意料之中，以奇兵制勝。二是需要提高應對現(xiàn)代高科技的技能。亦即盡可能多地利用電子文獻并掌握其檢索功能，習練電子計算機的各種操作方法并充分發(fā)揮其潛能，使其最大限度地為建構完備而獨特的數(shù)據(jù)庫服務。這兩個方面，對知識結構已趨定型且多疏于電腦技術的中老年研究者來講，恐怕真還有些困難；但對青年學子而言，正符合其敏于接受新事物、勇于探索之天性，如果指導得宜，在大學階段或研究生階段即涉足其中，堅持下去，必然會有大的收獲。

（4）借助數(shù)據(jù)庫進行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以獲取科學的結論。建構數(shù)據(jù)庫的目的在于應用，在于對數(shù)據(jù)庫所提供數(shù)據(jù)進行分析。分析的方法有多種，而計量分析便是其中較為重要的一種。計量分析又稱定量分析，其突出特征在于確定量值，把可測的量與數(shù)值聯(lián)系起來，排比論列，實現(xiàn)從定性到定量的轉化[3]。通俗點說，計量分析就是通過對數(shù)據(jù)之數(shù)量特征?p數(shù)量關系與數(shù)量變化的分析，考察研究對象之內部構成、所占比重、時空分布、發(fā)展變化，并在此基礎上作出明晰的整體定位和價值評判。通過計量分析，人們對研究對象的認識可以進一步客觀化、精確化、科學化，可以最大限度地彌補傳統(tǒng)研究方法的某些不足。正是由于計量分析具有上述長處和特點，所以這一最初起源于西方并在自然科學領域被廣泛使用的研究方法，20世紀80年代以來便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得到不同程度的采用，諸如社會統(tǒng)計學、教育計量學、刑法計量學、計量經(jīng)濟學等的興起，皆其顯例。對中國文史研究來說，計量分析法同樣不失為一種可資采借的方法。與傳統(tǒng)的社會文化研究著眼于社會背景、時代精神、作者心理、作品風格等“軟指標”不同，計量分析更重視研究對象的數(shù)量構成及其顯在變化等“硬指標”，更重視對這些“硬指標”及于對象之各種影響的分析和評價，而對涉及與數(shù)量關系較密切的時空變化、發(fā)展格局、接受態(tài)勢等文學“外部”研究而言，其效果尤為顯著[4]。雖然，計量分析還不能成為文史研究中占主流的方法，如果要對問題有更深入的解會，還需要通過定性分析、實證分析、歷史―文化研究等多種方法作深入考察，但其嚴格依靠數(shù)據(jù)以推導結論的科學化訓練及所起作用卻不容低估。同時，也只有向這個方向發(fā)展，E考據(jù)才能從純技術性的詞語檢索上升到具有學理性的考據(jù)，其作為方法論的功用才能得到較大程度的彰顯。

三、E考據(jù)的使用案例及相關思考

利用電子文獻檢索之后，對資料甄別歸類，定量、定性分析，最終達到文史考證的目的，這是E考據(jù)的一般步驟。這一步驟，在筆者所指導的本科學位論文的撰寫中也得到體現(xiàn)，并有若干成功的案例。

案例一：學生甲通過對古代樂府詩的研讀，擬定了《中國歷代擬作樂府詩〈行路難〉研究》的選題。這個題目涉及面不算大，但卻有歷史的延展性和縱深度，假如研究得法，是可以深化對某種文學體裁、題材傳承嬗變之認知，并借以窺斑知豹的。該同學的研究步驟是，先就《樂府詩集》所收樂府古題、擬作進行對比，接著設定關鍵詞，通過電子文獻細密檢索，發(fā)現(xiàn)在眾多樂府詩中，除《子夜四時歌》、《楊柳枝》等民歌類作品以及相和歌辭中表現(xiàn)軍旅行役的《從軍行》外，《行路難》是被歷代文人擬作最多的樂府古題，現(xiàn)存115首。其中南朝以前已不可考，唐作最多（43首），宋元明趨少（33首），隋代、清代未見擬作。在獲得上述基本認知后，該同學又對《行路難》樂府古題進行溯源，考察其由北人舊歌變?yōu)槲娜烁柙娂捌湟魳妨鱾鞯木唧w情形，對歷代擬作之內容題材和形式、音律、風格等展開分析，發(fā)現(xiàn)其中所用意象、典故存在著的突出的類型化特征，其所用詩體多以七言、五言為主，間有雜言，且多以“連章詩”出現(xiàn)。至于《行路難》作品中透露出的“路難行”、“道險阻”、“京難抵”等寓意，則一方面從自然環(huán)境方面反映了道路險阻給人心理造成的驚懼與不安，另一方面從社會文化方面表達了士子的宦游之苦、世路艱辛之懼。而通過歷史的承傳和比興手法的使用，“行路難”也成了古代詩歌創(chuàng)作的重要“母題”，其所蘊含的社會文化含義已經(jīng)遠遠超出其文本意義。

案例二：學生乙亦注目于樂府詩，而以《唐五代樂府詩創(chuàng)作情形之定量分析》為題，將唐五代三百余年的樂府詩創(chuàng)作納入視野，其涉及面較之學生甲便寬廣了許多。但在所用方法上，亦是紙本與電子文本并重，通過閱讀《全唐詩》、《樂府詩集》，附之以電子文獻檢索，歸納出唐五代樂府詩作者443人、作品3428首這一準確度遠超前人的數(shù)字。而后依據(jù)初、盛、中、晚和五代幾大時段，分析其詩作量的變化，勾勒出中唐為繁榮期（1194首），初盛唐（502、757首）、晚唐（676）為次繁榮期，五代（160首）為低潮期的發(fā)展曲線。

由此再進一步，將443名樂府詩作者的創(chuàng)作量納入視野，發(fā)現(xiàn)10首以下的一般參與者共計402人，11～30首之間的活躍參與者43人，31～50首之間的多產者11人，50首以上的高產者12人。而在創(chuàng)作量30首以上的詩人中，李白（167首）、白居易（113首）、李賀（112首）最為翹楚，劉禹錫（93首）、杜甫（75首）緊隨其后，溫庭筠（63首）、張祜（59首）、張籍（56首）、貫休（56首）、王建（55首）、孟郊（53首）諸人，乃是中堅力量，元?。?6首）、王昌齡（35首）、薛能（35首）、陸龜蒙（33首）、王維（30首）、令狐楚（30首）、李咸用（30首）等人，創(chuàng)作量雖相對較少，但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作者。

在了解作品分布、詩人創(chuàng)作情形的基礎上，該學生又拓展視野，考察了唐五代樂府詩中舊題樂府（1546首）和新題樂府（1263首）的數(shù)量，以及這兩種樂府詩在初、盛、中、晚、五代的數(shù)量分布，以見其消長起伏。伴隨考察的深入，又發(fā)現(xiàn)無論是征戰(zhàn)題材還是女性題材，唐人皆多用舊題樂府來表現(xiàn)，尤其是女性題材，舊題樂府的數(shù)量是新題樂府的7.32倍，占舊題樂府總數(shù)的35%，由此可見樂府舊題與女性題材的緊密關聯(lián)。而從征戰(zhàn)題材看，初唐比例最高，盛唐次之，中、晚唐相當，五代最低。這樣一個數(shù)量變化，恰好印證了唐代國力由初、盛之強到中、晚之弱的發(fā)展趨勢，同時也說明初唐樂府詩的表現(xiàn)題材相對狹窄，而至中晚唐已大為擴展，開始走向成熟和多樣化的演進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