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鑒定行業(yè)報告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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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司法鑒定行業(yè)報告范文

關鍵詞：盈余管理 操控性應計 真實活動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的影響

一、引言

盈余管理是公司管理層為了誤導利益相關者對公司經濟業(yè)績的判斷或者改變基于會計數字的契約結果，通過精心安排經濟交易或者操縱會計報表編制過程來改變會計業(yè)績（Healy和Wahlen，1999）。從信息傳遞角度看，作為公司的投資者了解公司經營狀況的主要信息來源，會計信息的可靠性至關重要。但是，盈余管理卻侵蝕了會計信息的可靠性，存在誤導投資者決策和擾亂資源配置的潛在威脅。從契約實施角度看，企業(yè)是一系列契約的聯結點，公司管理層薪酬契約和債務契約等契約的實施依賴于會計信息。然而，公司管理層作為會計信息的提供者和內部人有通過盈余管理侵占股東和債權人利益的機會。從公司監(jiān)管角度來看，公開發(fā)行證券的公司、特殊行業(yè)的企業(yè)和壟斷企業(yè)等企業(yè)都是證券監(jiān)管部門和政府機構的監(jiān)管對象，而許多監(jiān)管法規(guī)也是以會計數字為依據。那么，這些企業(yè)就會有很強烈的動機通過操縱法規(guī)所依據的會計數字來規(guī)避處罰或者獲得補貼，因而降低了監(jiān)管法規(guī)的有效性。

由于上述原因，盈余管理成為會計學領域的研究焦點之一。早期的文獻主要關注如何發(fā)現盈余管理并且檢驗盈余管理的程度和普遍性，后來人們開始檢驗盈余管理的各種動機，也有許多學者針對不同的盈余管理手段展開研究。然而，對盈余管理主體的特征及其對盈余管理的影響并沒有系統(tǒng)性的研究，對于盈余管理管理對各方利益相關者和資源配置的影響的研究也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

為了全面概括盈余管理涉及的各個問題和各個領域，本文從要素角度對盈余管理進行討論和分析，借以總結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啟發(fā)未來的研究方向。我們認為，盈余管理研究至少包括七個要素：（1）盈余管理的存在性；（2）盈余管理的主體；（3）盈余管理的手段與方法；（4）盈余管理的動機；（5）盈余管理的度量與判別；（6）盈余管理發(fā)生的機會；（7）盈余管理的影響。前三個要素總括地反映盈余管理的狀況。中間三個要素主要是影響盈余管理發(fā)生的因素，其中動機是主觀因素，機會是客觀因素。第七個要素是涉及對盈余管理進行價值判斷，確定其存在是否合理。

二、盈余管理的存在性

盈余管理的存在性是進行盈余管理研究的前提。如果盈余管理不存在，也就沒有研究的必要了。某種事件的存在或發(fā)生似乎是確定無疑，無可辯駁的，然而要證明盈余管理的存在或發(fā)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Healy和Wahlen（1999）所述，“盡管大多數人都承認盈余管理的存在，但要研究人員證實其存在則非常困難。這一問題主要源于為了確認企業(yè)是否進行了盈余管理，研究人員必須首先估計沒有受到盈余管理影響的正常盈余?！?/p>

作為企業(yè)的外部人，研究人員很難區(qū)別企業(yè)盈余的哪一部分是正常的，而哪一部分是控的。因此，人們只能選擇一個基準，把企業(yè)報告的盈余與這一基準進行比較，得到異常應計，作為盈余管理的變量。時間序列分析法是把企業(yè)歷史數據作為基準，截面分析是把可比企業(yè)的數據作為基準。然而，由于比較的基準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因而所估計的異常應計并不準確，噪聲的影響非常嚴重（Dechow等，1995）。

Ball和Shivakumar（2008）對發(fā)現了一個可以克服噪聲影響的例子。由于英國所有私募有限責任公司要按照要求向公司注冊署（Companies House）提交報表，而且公司注冊署的監(jiān)管非常嚴格，因此私募企業(yè)提交的這些報表可以被認為是清潔的報表。然而，當這些公司首次公開發(fā)行股票（IPO）時，在招股說明書中提供的報表則需要遵守另一套監(jiān)管規(guī)則。因此，通過比較招股說明書中的報表和之前向公司注冊署提交的報表，幾乎可以無誤差地發(fā)現其中存在的任何盈余管理。但是，非常不幸，他們幾乎沒有發(fā)現任何盈余管理的證據。兩套財務報表之間的唯一的顯著差異是在IPO財務報表中無形資產價值被調低了。這些降低很容易被發(fā)現，并且?guī)缀跛械膱蟊硎褂谜叨伎梢越邮苓@種調整。

Lo（2008）對此現象提出一種解釋。他認為，從根本上講，那些進行管理盈余的企業(yè)管理層不希望其行為被輕易發(fā)現。越精明的管理人員從事能夠輕易發(fā)現的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小，他們會投入更多的精力掩飾盈余管理以防其被發(fā)現。由此可以預見，如果某種情況看起來太像盈余管理，那么它很可能就不是盈余管理。企業(yè)管理層和財務人員通常經驗豐富、足智多謀、教育良好，并且接受顯性的職業(yè)規(guī)范和隱性的道德規(guī)范指導。如果他們真的要管理盈余，他們會做得非常隱蔽。如果研究人員能夠甄別出盈余管理，那么投資者和監(jiān)管者肯定也會注意到財務報表操縱行為。同樣，管理層也能預見到盈余管理被發(fā)現而導致的負面后果。換句話說，盈余管理只有難以發(fā)現的情況下才能為其實施者帶來好處。從這個角度來理解Ball和Shivakumar（2008）的經驗證據，就沒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了。

相反，研究對象可能從事的盈余管理或許逃過了Ball和Shivakumar的研究設計。因為他們僅僅簡單地對比了兩套財務報表，沒有深入研究那些調增或調減明細科目和改變科目分類的公司。進一步來說，如果研究對象從事真實活動盈余管理的話，這種活動必定同時影響兩套財務報表，并且不會違反任何一種監(jiān)管規(guī)則，那么Ball和Shivakumar就更不可能發(fā)現此類盈余管理。

三、盈余管理的主體

關于盈余管理管理的主體，似乎沒有什么爭議。公司的董事會和管理層應當為盈余管理行為負責。但是，盈余管理的主體仍然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義。關鍵在于兩點：一是什么樣的公司治理結構能夠緩解盈余管理；二是管理人員的文化背景、教育背景和專業(yè)資質等因素對盈余管理行為有什么樣的影響。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對于緩解盈余管理帶來的負面影響有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墒?，目前就這兩個問題進行研究的文獻還比較少。

楊清香、張翼、張亮（2008）研究了董事會特征與盈余管理的關系。結果發(fā)現，董事會會議頻度與盈余管理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獨立董事比例以及審計委員會與盈余管理呈不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董事長和總經理兩職分離與盈余管理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支曉強、童盼（2005）從相反的角度探討了獨立董事與盈余管理之間的關系。他們發(fā)現，盈余管理提高了獨立董事的任職風險，因而盈余管理程度較高的公司的獨立董事選擇用腳投票，選擇辭職，導致較高的獨立董事更換率。他們還發(fā)現，由于公司的實際控制者在選擇自己的獨立董事，導致獨立董事不獨立，存在對獨立董事的意見購買現象。由此可見，獨立董事并沒有發(fā)揮抑減盈余管理的作用。程書強（2006）檢驗了機構投資者持股與盈余管理之間的關系。他假設高質量的會計信息披露是吸引機構投資者的一個重要因素，而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較高也是抑制企業(yè)操控會計信息的重要因素。實證分析表明，機構持股比例與盈余管理負相關；機構持股比例越高，越能有效抑制操縱應計利潤的盈余管理行為，增強盈余信息真實性。Bergstressera和Philippon（2006）檢驗了管理層薪酬與盈余管理的相關性。他們發(fā)現，CEO總薪酬與股票價值和CEO股票期權關聯度較高的企業(yè)傾向于運用操控性應計調節(jié)報告盈余。另一方面，應計數額較高的年份會出現CEO大量執(zhí)行期權和內部人大量減持公司股票的現象。

四、盈余管理的方法與手段

大量的經驗證據研究了盈余管理的方法與手段，包括兩個大類，即操控性應計管理和真實活動管理。前者在不改變企業(yè)正常經營活動和相應的現金流量的情況下，通過改變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和會計假設來改變操控性應計的數額，進而影響報告盈余；后者則采用更加隱蔽的方法，通過影響經營活動和相應的現金流量來影響會計利潤，比如管理研究與開發(fā)支出、廣告支出等。

在操控會計應計的盈余管理手段研究中，許多文獻研究了可能控的具體應計項目。如果能夠確定哪些應計項目容易控，就可以為具體會計準則的完善提供合理經驗證據。因此，這是盈余管理研究的一個重點問題。然而，由于會計報表提供的明細項目可比性較差，此類研究成果并不是太多。Teoh, Wong和Rao（1998）檢驗了IPO前企業(yè)折舊和壞賬準備的估計值。他們發(fā)現，與非IPO企業(yè)相比，IPO企業(yè)在IPO當年和后續(xù)的若干年份傾向于運用提高盈利的折舊和壞賬準備政策。銀行和保險公司也是特定應計項目盈余管理研究的沃土。銀行的貸款損失準備金和保險公司的索取權損失準備金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管理層的判斷，并且直接與公司的關鍵資產和負債相關聯，也與凈利潤和賬面股東權益高度相關。大量文獻對這兩個應計項目展開實證研究，并且得到了銀行和保險公司進行盈余管理的有力證據（詳見Healy和Wahlen，1999，第372頁）。

Roychowdhury（2006）對真實活動盈余管理進行實證研究，發(fā)現管理層為避免報告無損而進行真實活動盈余管理的證據?？氐慕洜I活動包括通過打折扣臨時增加銷售收入、過度生產以降低銷售商品的成本和削減操控性支出等。陳曉、戴翠玉（2004）對中國虧損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關聯交易活動和重組活動是虧損公司扭虧的主要手段，而發(fā)達資本市場中公司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操控性應計――對中國虧損公司扭虧的作用十分有限，主要被未扭虧公司用來做大虧損。姜英兵、王清瑩（2011）對中國上市公司2006-2008年間的相關數據進行分析，發(fā)現可疑公司運營年度通常表現出較低的經營現金流量和較低的操控性費用，說明上市公司可能會通過價格折扣或者降低費用來增加當期營業(yè)收入和利潤，減少了整個銷售期間的現金流量。

有學者指出，兩類盈余管理方法的成本是不一樣的，真實活動盈余管理對企業(yè)來說成本通常較高。然而，Graham等（2005）進行調研得到的證據卻顯示，與操控應計項目相比，管理人員更希望實施真實活動盈余管理：80%的管理人員會降低操控性支出項目，55%的管理人員會推遲一個支出項目，而僅有28%的管理人員會下調準備金，只有8%的管理人員會改變會計假設。因此，調研結果并不支持真實活動盈余管理成本較高的論斷。Lo（2008）指出，如果從違規(guī)責任調查的角度看，Graham等人的調研結論就比較好解釋了。管理層實施對企業(yè)來說成本較高的真實活動盈余管理的原因在于這些活動難以被發(fā)現。由于經營環(huán)境的內在不確定性，在某種特定情況下哪些該做哪些不該做并沒有一個基準。從法律上講，管理人員和董事會受“商業(yè)判斷規(guī)則”的保護，難以讓他們?yōu)殄e誤的經營決策承擔法律責任。相反，會計應計和其他會計數據的操縱要接受審計師甚至司法鑒定會計師和法庭的調查，他們有會計準則作為評判的基準。

五、盈余管理的動機

Healy和Wahlen（1999）對盈余管理下的定義強調了動機的重要性，指出盈余管理的動機要么是誤導使用者，要么是影響契約結果。這是因為會計在本質上具有主觀性，不以個人利益為目的而善意地運用會計判斷不會被看作盈余管理。另一方面，盈余管理動機對于研究設計也非常重要。盈余管理動機可以幫助研究人員評估研究結論的有效性以及盈余管理對投資者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影響。盈余管理的動機可以大致分為三類：（1）改變資本市場預期和估價；（2）改變基于會計數字的契約條款；（3）規(guī)避反壟斷或其他政府監(jiān)管措施。

大量的經驗研究證據表明，公司在IPO（首次公開發(fā)行股票）和SEO（股權再融資）過程中實施了盈余管理。也有證據表明公司在MBO（管理層收購）和關聯方交易前后存在盈余管理管理行為。還有證據表明公司為了迎合證券分析師預測和管理層的預期而實施盈余管理。

由于會計數據被用于監(jiān)測和管理企業(yè)與其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契約，公司管理層有動機通過盈余管理影響契約結果。顯性或隱性的管理層報酬契約被用于協調管理層激勵和外部利益相關者的目標。債務契約被用于限制管理層的那些以損害債權人利益為代價為股東謀利的行為。這些契約會導致盈余管理動機，因為薪酬委員會和債權人發(fā)現并消除盈余管理影響的成本較高。有大量文獻檢驗了薪酬契約和債務契約是否能夠解釋盈余管理行為。對股利支付條款的經驗研究表明，企業(yè)在接近其股利限制條款時幾乎不會進行盈余管理。相反，面臨財務困境的企業(yè)傾向于通過削減股利支出、重新規(guī)劃經營活動和調整契約關系來管理現金流量。也有研究表明企業(yè)在違反這些條款前后會進行盈余管理。還有許多學者研究了管理層薪酬契約與盈余管理的關系?？偟膩碚f，這些研究得到的證據支持了管理層運用會計判斷提升基于盈余的紅利報酬的假設。

關于政府監(jiān)管的文獻研究了兩類監(jiān)管的對盈余管理影響：行業(yè)特有的監(jiān)管和反壟斷監(jiān)管。由于銀行、保險和公用事業(yè)等行業(yè)的企業(yè)面臨一些直接與會計數據相聯系的監(jiān)管措施，他們實施盈余管理的動機非常強烈。有大量證據表明，接近最低資本要求的銀行會多報貸款損失準備金，少報注銷的貸款，確認證券投資組合的非正常收益；面臨風險監(jiān)管的財務狀況較差的財產保險公司也會少報索賠損失準備金，進行再保險交易。反壟斷調查和其他不利政治后果以及政府補貼等政府監(jiān)管措施也會導致盈余管理。如有研究發(fā)現被反壟斷部門調查的企業(yè)在調查當年出現了降低盈利的異常應計。也有研究發(fā)現申請進口援助的企業(yè)在申請年度傾向于推遲收益確認。

Lo（2008）對盈余管理動機提出另一種解釋。由于有大量經驗證據表明投資者能夠預期到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或許盈余管理是一種均衡的結果。也就是說，投資者預期看到盈余管理，而管理層報告盈余溢價正是因為投資者期望看到盈余溢價。通常，人們期望看到的行為被認為是合理和合法的。因此，文化差異在對人們能夠接受的盈余管理的類型和金額有重要影響。由于文化背景、法規(guī)制度和會計準則的不同，兩個國家的人對于盈余管理類型和數額的期望也不同。因此，不同國家會出現不同的均衡，導致不同的盈余管理動機強烈程度和盈余管理程度。

六、盈余管理的度量和判別

研究人員通常采用三種方法來判斷企業(yè)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為。一是應計利潤分離法，即運用回歸模型估計非操控性應計利潤和操控性應計利潤，以操控性應計利潤衡量盈余管理的程度；二是研究具體的應計項目，如壞賬準備和存貨計價；三是分析盈余分布的不連貫性，借以分析盈余管理的發(fā)生率。

計利潤分離法中應用比較廣泛的是修正的Jones模型（Dechow, Sloan and Sweeney，1995）。該方法首先計算應計利潤總額，然后估計非操控性應計利潤，二者之差即為操控性應計利潤。由于流動性應計項目比長期應計項目更容易控，研究人員進一步估計操控性流動應計利潤。通過對操控性應計利潤總額和操控性流動應計利潤的分析，研究人員大致可以判斷哪些公司進行了盈余管理以及盈余管理的程度如何。

吳聯生、王亞平（2007）指出，應計利潤分離法本身的局限性，它不適合用于估計整體的盈余管理程度。其原因在于：（1）應計利潤分離法要求有大量沒有進行盈余管理的公司的數據來估計盈余管理公司的正常利潤，因而它只能用于分析單個公司在某個特殊事項前后的盈余管理情況；（2）由于操控性應計利潤模型分行業(yè)分年度地把應計利潤與銷售和固定資產折舊聯系起來，用于估計非操控性應計利潤，其估計的結果容易受此三者之間關系穩(wěn)定性和各種噪聲因素影響，因而模型的可靠性受到質疑；（3）應計利潤分離模型只能估計應計項目操縱對盈余管理的影響，而不能估計真實活動操縱對盈余管理的影響。

劉大志（2011）運用中國資本市場的數據檢驗了基本Jones模型、修正Jones模型、業(yè)績匹配Jones模型和非線性Jones模型等應計利潤分離模型的效力。操控性應計利潤的盈余持續(xù)性檢驗結果說明四種被檢驗模型都能有效地揭示盈余管理。但是，二項檢驗結果顯示基本Jones模型、業(yè)績匹配Jones模型和非線性Jones模型犯第一類錯誤的頻率較高，容易夸大盈余管理。綜合比較而言，在中國資本市場上，修正Jones模型設定較優(yōu)。

應計利潤分離法不僅存在方法上的局限性，而且無法對哪些應計項目控提供任何證據，因而不能用于檢驗具體會計準則的有效性。所以，人們開始研究具體應計項目控的情況。McNichols（2000）詳細討論了具體應計項目檢驗法的優(yōu)缺點。與應計利潤分離法相比，具體應計項目法的優(yōu)點有：（1）研究人員可以運用公認會計原則分析具體應計項目增減變化的影響因素；（2）具體應計項目法可以專門研究由于經營特點導致特定應計項目需要會計判斷和容易控的行業(yè)，進而更加準確地區(qū)分操控性和非操控性應計；（3）研究人員可以研究應計項目與其影響因素之間的直接關系，這就克服了由于不同應計項目與特定影響因素的關系不同導致的總應計模型的估計偏差問題。然而，具體應計項目法也存在三個缺點：（1）找準控的應計項目至關重要，如果所研究的應計項目不是控的那個，那么研究結論的有效性就會大大降低，不僅如此，如果研究人員要確定盈余管理的程度，就需要針對每種可能控的應計項目分別建立模型；（2）具體應計項目法要求研究人員擁有更加系統(tǒng)的知識和更多的數據，因而運用此方法的成本較高；（3）某種特定具體應計項目控的企業(yè)數量較少，因而降低了研究結論的普遍性，而且某些應計項目可能會由于不夠敏感而被忽略。

鑒于具體應計項目法的特點，研究人員通常將其運用于盈余管理動機比較強烈和比較容易控的應計項目，如銀行的貸款損失準備金和保險公司的索賠損失準備金。也有研究人員運用具體應計項目法尋找更有效的盈余管理度量指標，如Beneish（1997）構建了一套運用財務比率判別盈余管理的模型，針對不同的應計項目分別設定不同的財務指標進行判別。

Burgstahler-Dichev（1997）首先采用盈余分布法檢驗盈余管理。其內在原理是，如果企業(yè)有動機使其盈余超過某個基準，那么盈余落在基準之上的樣本企業(yè)數量會顯著多于盈余落在基準之下的樣本企業(yè)數量，因而盈余分布會呈現不連貫性。他們發(fā)現企業(yè)會為了避免虧損而將盈余調整到微利水平。盈余分布法最大的優(yōu)點是可以對被研究企業(yè)盈余管理程度做出總體評價，并且不受研究假設和估計偏差的影響。然而，此方法卻無法解釋盈余管理的動機，更無法分析不同企業(yè)的動機有何不同以及企業(yè)在不同情況下會追求何種目標（即基準）。

七、盈余管理發(fā)生的機會

盈余管理的發(fā)生率受企業(yè)內外各種因素的影響。文化背景、法律制度、行業(yè)監(jiān)管、資本市場監(jiān)管、投資者特征、公司治理結構、管理層特征等因素都可能影響盈余管理的發(fā)生率。Lo（2008）提出運用經濟學的供求分析法研究盈余管理的發(fā)生率。具體來說，高質量會計信息（較少的盈余管理）的數量是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的均衡的結果，如圖1所示。某一經濟體內的高質量會計信息供求均衡點目前處于E1。假設監(jiān)管部門對核準IPO提出更加詳細的基于會計信息的監(jiān)管措施，那么高質量會計信息的需求增加到“需求2”，相應的均衡點移動到E2，會計信息質量會得到提高。假設監(jiān)管政策不變，但是經濟體中發(fā)生并購浪潮，導致內部人通過管理盈余影響并購交易價格進而得到的私人利益的動機增強，結果高質量會計信息的供給減少到“供給2”，相應的均衡點移動到E3，會計信息質量會有所下降。然而，假設監(jiān)管政策變更和并購浪潮同時出現，新的均衡點E4對應的高質量會計信息比Q1多還是比Q1少呢？也就是說，會計信息質量會提高還是降低呢？人們只能通過經驗研究來解答這個問題。

由此可見，有些因素會影響高質量會計信息的供給，有些因素會影響高質量會計信息的需求，而有些因素可能既影響供給也影響需求。研究盈余管理時必須考慮影響盈余管理的各種因素。在未控制其他因素的情況下，簡單地分析某些因素對盈余管理的影響得到的結論未必可靠。

八、盈余管理的影響

盈余管理是管理層有目的地調節(jié)會計盈余的行為，因此其影響與實施目的緊密相關。資本市場動機的盈余管理旨在影響股票定價；契約動機的盈余管理旨在賺取管理層私利或規(guī)避債務契約的不利后果；監(jiān)管動機的盈余管理也是為了趨利避害。有大量的文獻研究了資本市場動機的盈余管理能否達到目的。然而，契約動機和監(jiān)管動機的盈余管理文獻較少，并且對盈余管理后果沒有提供太多的證據。

大部分關于盈余管理對資本市場影響的經驗證據表明投資者并未被盈余管理蒙蔽，而且財務報表向投資者傳遞了有用的信息，包含了管理層職業(yè)判斷的報告利潤比所報告的現金流量更能準確地預測未來現金流量。股票收益相關研究表明，投資者會對“異常”應計利潤打個折扣，因為他們認為這是盈余管理的結果。然而，也有一些研究表明，盈余管理確實對至少某些企業(yè)的資源配置產生了影響。例如，IPO或SEO之前的盈余管理可能是新股發(fā)行溢價部分原因。也有證據顯示，盈余管理遭到金融媒體或SEC（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指控后股票市場會有顯著的負面反應，說明投資者并未完全看穿盈余管理。

大量證據表明，IPO企業(yè)在IPO之前普遍進行了盈余管理，并且那些購買公司股票的投資者通常支付了較高的價格，而其股票投資的后期業(yè)績通常會出現下滑。這顯然不符合有效市場假說。Lo（2008）認為，IPO市場上投資者并非沒有預期到盈余管理，而是對IPO企業(yè)的盈余管理行為無能為力。因為IPO市場與二級市場的運行方式不一樣，因而有效性水平也不同。有效市場要求購買者和出售者要平衡，這種平衡是通過價格調整的。在二級市場上，現有股東和賣空者平衡了無數的潛在買家。而在初級IPO市場上，賣方只是公司的內部人，而價格則是投資銀行根據承銷情況確定的。如果股票價值存在不確定性，分銷系統(tǒng)底層的信息無法向上傳遞，因為第一個交易日之前只能出售股票。也就是說IPO的認購人容易遭受“成功者災難”（winner's curse）。IPO股票的供給和需求是不平衡的，所以增加IPO股票價格的盈余管理很可能會成功。

九、總結

由于已有文獻大多是從盈余管理判別和盈余管理動機的角度提供經驗證據，因而難以形成對盈余管理的系統(tǒng)性認識。本文通過確定盈余管理問題的七個要素來勾勒比較全面的盈余管理輪廓。本文的討論表明，盈余管理領域的許多研究假設尚未取得一致的經驗證據，所討論的每個要素也都涉及頗多爭議，因此盈余管理領域仍然存在豐富的研究機會，將會繼續(xù)在會計研究領域占據重要的地位。

參考文獻

Ball, R., Shivakumar, L., 2008. Earnings quality at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45, pp324-349.

Beneish, M. D. 1997. Detecting GAAP violation: Implications for assessing earnings management among firms with extreme financial performance.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16, pp271-309.

Bergstressera, D., and Philippon, T. 2006. CEO incentive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80, pp511-529.

Burgstahler, D., and Dichev I. 1997. Earnings management to avoid earnings decrease and loss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4, pp99-126.

Dechow, P. M., Sloan, R.G., Sweeney, A.P., 1995. Detecting earnings management. The Accounting Review 70, pp193-225.

Graham, J.R., Harvey, C.R., Rajgopal, S., 2005.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corporate financial reporting.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40, pp3-73.

Healy, Paul M., and James M. Wahlen. 1999. A review of the earnings management literature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standard setting. Accounting Horizons, 13:4, pp265-383.

Lo, Kin. 2008.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earnings quality.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45, pp350-357.

McNichols, M. F. 2000. Research design issues in earnings management studi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19, pp313-345.

Roychowdhury, S. 2006. Earnings management through real activities manipulation.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42, pp335-370.

Teoh, S. H., Wong, T. J., and Rao, G. 1998. Are accruals during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opportunistic?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3, pp175-208.

程書強. 2006. 機構投資者持股與上市公司會計盈余信息關系實證研究. 《管理世界》，第9期，第129-136頁。

劉大志. 2011. 應計利潤分離模型的效力檢驗――基于中國資本市場的實證研究.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第1期，第85-91頁。

吳聯生、王亞平. 2007. 盈余管理程度的估計模型與經驗證據：一個綜述. 《經濟研究》，經8期，第143-152頁。

楊清香、張翼、張亮. 2008. 董事會特征與盈余管理的實證研究：來自中國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 《中國軟科學》，第11期，第133-140頁。

支曉強、童盼. 2005. 盈余管理、控制權轉移與獨立董更――兼論獨立董事治理作用的發(fā)揮. 《管理世界》，第11期，第137-144頁。